复兴开拓——创建理学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影响深远。宋代大儒如周敦颐、“二程”、朱熹等，分别用运用理学体系这一儒学特殊形式，将其加具体化，使之成为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祖师，积极提倡修养治国之道。司马光的“齐家”思想，提倡的家庭伦理和道德观念。“二程”揭示了儒家理想人格修为的一般过程。朱熹是运用理学对“修齐治平”完善与阐发。陆九渊认为先修德，后治家，是立国平天下的基础。

宋代理学之祖周敦颐

儒学在汉代被确立为正统地位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代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掺入，儒学正统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北宋时期结束分裂割据，重建一统。这时的儒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建立起了理学唯心主义。而北宋时期理学开山鼻祖，就是当时的著名哲学家周敦颐。

周敦颐从小喜爱读书，在家乡道州营道地方颇有名气，人们都说他“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

周敦颐少年时，和母亲一同到京城，投奔舅父郑向，舅父是当时宋仁宗朝中的龙图阁大学士。这位舅父对周敦颐母子十分眷顾。当周敦颐24岁时，舅父向皇帝保奏，为他谋到一个职位，做了分宁县的主簿。

周敦颐到任后，发现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只审讯一次就立即弄清楚了。县里的人吃惊地说：“周公断案，连老狱吏也比不上啊！”

周敦颐以明察秋毫，坚持原则、不媚权贵、明断狱案而闻名朝野，初出仕途就显示了他的才能。

1044年，周敦颐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第二年，南安有个囚犯，根据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而当时的转运使王逵却决定严加处理。众官虽觉不当，但他们慑于王逵的权势，不敢出面争辩。

这时，周敦颐站了出来，坚持应当依律决狱。王逵不听，周敦颐愤怒地扔下手中记事的笏板，准备弃官以示抗争，并且气愤地说：“难道可以这样做官吗？用杀不该处死的人的办法取悦上级的事情，不是我该做的。”

在周敦颐的据理力争下，王逵终于省悟，放弃了原来的意图，囚犯才幸免于死刑。

周敦颐调任南昌知县，南昌人都说：“这就是那个能弄清分宁县那件疑案的人，我们有机会申诉了，他可是当代大清官啊！”

那些富豪大族，狡黠的衙门小吏和恶少都惶恐不安，不仅担忧被县令判为有罪，而且又以玷污清廉的政治为耻辱。

在南昌期间，有一次，周敦颐得了一场大病。他的朋友潘兴嗣去探望他，一进门便吃了一惊。原来周敦颐家中空空如洗，日常生活用品全都盛在一个已经破旧得不像样的柜子里，所有的钱财加起来不足百。

潘兴嗣知道，周敦颐任知县已经几年，俸禄并不低，但他领到俸禄后，总是或以济贫，或分送同宗族的亲戚，或用来招待客人和朋友，只要别人向周敦颐说一声自己有什么困难，他总是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所以才会有现在自己生病了，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的窘况。

这时，周敦颐的妻子哭着对潘兴嗣说：“钱财散尽之后，全家便总是以粥度日，生活过得清贫而寒酸。”

后来，周敦颐的朋友们想出钱为他新建一所住宅。周敦颐知道后连忙婉言拒绝：“我节衣缩食，是为了给黎民百姓做表率，以防奢华浪费之风盛行。如果我们为官的都讲究穿漂亮衣服，骑良马，追求奢靡享乐。老百姓也就会仿效，其结果会导致品行不端，社会风气败坏。到那时再纠正就难了，所以我不能接受你们的恩惠。”

朋友听后都点头称是。

周敦颐自己虽然生活过得十分清淡，可他自己则自得其乐，性情旷达，从来不把清苦放在心上。周敦颐在一首写给家乡族人的诗中表达出这种奉公行为、廉洁爱民的动机：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他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心为公，不图私利，爱护他人的精神，深得时人赞许，在后代学者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敦颐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对自己的下属也是严格要求，监督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有一次，周敦颐的一名手下把领到的俸禄米，拿到自己家里。这名手下的妻子顺手把米斗量了一下，发现多出了3石，手下和妻子都不做声。

后来，这事恰好被周敦颐听见了，于是问了自己的手下。手下红着脸说：“以前惯例给自己量米时，是不把冒尖的部分去平的，所以自然多了些。”

周敦颐又问：“那么照理多出来的米应该付多少钱呢？”

手下说：“这是不用给钱的。”

周敦颐听了以后，非常生气，硬是要手下把前几次多拿的米钱一并拿出来。随后，周敦颐将管米的仓官问罪，并要求依规定办理。后来，当地其他官员知道周敦颐严办手下这件事后，都感到非常地惭愧。

周敦颐担任合州通判的时候，狱门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经他的审定，下面的人都不敢作决定，即使交下去办，老百姓也不愿意。

在当时，周敦颐的上司赵抃被一些毁谤周敦颐的话所迷惑，对周敦颐的态度很严厉，但周敦颐处之泰然。

周敦颐当了虔州通判时，赵抃做虔州知州。赵抃仔细观察了周敦颐的所作所为，才恍然大悟，握着他的手说：“我差点失去你这样的人才，从今以后算是了解你了。”

后来由于赵抃的推荐，周敦颐做了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周敦颐以昭雪蒙冤、泽及万民为己任。巡视所管辖的地区不怕劳苦，即使是有瘴气和险峻遥远之地，也不慌不忙地视察。

周敦颐做官为民，注重个人修养，对此，北宋时期政治家、著名学者黄庭坚评价周敦颐道：

人品很高，胸怀洒脱，像雨后日出时的风，万里晴空中的月，不贪图获取名声而锐意实现理想，淡于追求福禄而重视得到民心，自奉微薄而让孤寡获得安乐，不善于迎合世俗而重视与古人为友！

1056年，皇帝御笔钦点，任命周敦颐为合州通判。

有一次，他从合州乘舟而上，前往南部拜访推官蒲宗孟。在途中，周敦颐对慕名而来的求学者谈到莲花，他说：“我最爱莲花，你看它处于淤泥而不被污染，濯于清涟而不显妖媚。莲花端庄正直，清高不凡，具有君子风范，生活在世俗而不为世俗所污。”

说到周敦颐爱莲，不由让人记起千古名篇《爱莲说》里优美的词句来：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爱莲说》可贵之处与核心价值，是通过对“独爱”之莲的深情赞美，塑造了一位寄予了作者价值目标与人格理想、包含着儒释道丰厚意蕴、体现着民族传统美德与浩然正气的“君子”形象。

儒家视野中之“君子”，乃品德高尚者之谓也。它是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圣贤的同义语。其核心要素是“内圣外王”或“修齐治平”。

所谓“内圣”，就是通过克己修身而实现人格的完善，达到包括仁、义、礼、智、信、廉等品德要素在内的圣贤境界。在周敦颐看来，这种圣贤境界还包括正心诚意，在精神层面上能够寻求到超越于人生物欲之上与生活境遇之外的“孔颜之乐”。

所谓“外王”，就是积极入世、关怀社会、心忧天下，为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而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周敦颐《爱莲说》对菊、莲、牡丹的定位，反映出他的审美价值取向，使人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君子”优秀品德元素中的丰富信息。

这些美德虽然从理论源流上出自儒家，但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性，因而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佛家视野中理想人格的核心要素是慈悲为怀和纯净不染。莲性是佛旨的象征。毫无疑问，《爱莲说》的创意和佛学有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出淤泥而不染”之句，是佛家所阐发的莲的象征意义与周敦颐毕生“以名节相砥砺”，清白做人、廉洁为官的高尚人品天然契合的产物，这是周敦颐对莲花情有独钟的真正原因。

与“出淤泥而不染”相呼应的是“濯清涟而不妖”，它进一步延伸和强化了莲花的优秀品质。无论环境好与坏，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应当保持做人的纯洁和正直。

周敦颐在从政期间，尽心竭力，深得民心。在生活中，也不忘加强个人修养，加上早年大量广泛地阅读，接触到许多不同种类的思想。后来，终于写出了他的重要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等，提出了理学体系，成为一代开山祖师。

周敦颐将治国者的修养目标划分为几个不同层次，即“士希贤”、“贤希圣”和“圣希天”。

士希贤，即士的修养以贤为榜样。士，可以是任事之称，也可以是修立之名，可以是封建社会最底层的特称，也可以是读书人的泛指。周敦颐明确规定士以贤为修养目标，因此他所说的士是指学习道艺的士。

那什么是贤呢？贤是指修养成就已经很高的人。周敦颐列举了三类贤者：一类是以伊尹为代表的任事型贤人；一类是以颜渊为代表的洁身型贤人；一类是以子路为代表的改过型贤人。

伊尹是商代初期大臣。他帮助攻灭夏桀，建立起商王朝。伊尹一生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作出过卓越贡献，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能相国、帝王之师。

周敦颐将伊尹作为任事型贤人的代表，并提出“志伊尹之所志”，就是要弘扬伊尹的精神，能够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敢于上以匡君，下以救民。

颜渊是孔子称赞的最有修养、最能吃苦、最善于学习的弟子，他终生贫困，但毫不在意，以读书学习为乐。由于颜渊的突出表现，他位居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人之首，后世称为“亚圣”。

周敦颐将颜渊推为洁身型贤人，并提出“学颜子之所学”，就是提倡对“圣人之道”要有坚定的信念，在各种环境与场合中，自觉坚持仁义忠信的原则。即使在箪食瓢饮、身居陋巷的极端贫困中，也能不改其乐，做到“心泰而无不足”。

子路是一个有修养、有缺点而又为孔子所器重的著名弟子。孔子对子路的开导也最多、最具体、最切中要害。他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周敦颐推崇子路这样的贤人，主要在于他能够闻过，喜人规过，勇于改过，是一位能闻过、改过的贤人。

周敦颐将伊尹、颜渊、子路作为士的修养目标，这是很有见地的。他认为，任事型贤人勇于担当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洁身型贤人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水平。而改过型贤人则更具普遍意义。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每个人不可能无过，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缺点甚至错误。有过能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周敦颐提出的任事、洁身、改过三种类型，实际上是一种完整人格的三个方面。周敦颐认为，无论哪种类型的“士”，只要潜心修养，都可以成为贤人，甚至成为圣人。即使不能成为贤人和圣人，也对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有所裨益。

贤希圣，即贤人的修养以圣人为目标。周敦颐说的圣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诚、神、几。那么，何谓诚、神、几？

“诚”是修养的最高境界。“诚”在周敦颐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周敦颐认为，人的心境在平时保持一种与宇宙本体相一致的静虚状态，什么也不思索，什么也不存在。这样才能不被外物干扰，才能不存私念，才能保持心态的高度平衡。这种心态就“诚”。而要成为圣人，就必须做到“寂然不动”。

“神”是周敦颐对人的思想反映异常敏锐的描写。周敦颐说“感而遂通”为神，极言反应迅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平时能够“寂然不动”。这样，一事当前，才能立即感知它，立即了解它，从而迅速做出反应。

“几”是人的深层次思维活动，是决定人的行为是周敦颐主张从对具体事物的态度上分善恶，认为任何人表现的善恶，都有一个最初心理活动的过程，一个思想酝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区分善恶的“几”，能正确把握自己思想活动过程的这个“闪念”之间。

周敦颐所说的“诚、神、几为圣人”，就是说一个人要由贤到圣，就必须在诚、神、几三个方面狠下工夫。

圣希天，是道德修养的最高目标。圣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不断修养而成的。修养是一个不断完善自我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即使已经成为圣人，仍然需要进一步修养。与天地合其德，就是与天地同德。

对于治国理政之道，周敦颐提出了“政事法天”、“纯心用贤”、“端本善则”、“礼先乐后”、“天下在于势”等思想。周敦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风范。他的人品和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

[旁注]

玄学　魏晋时期，向秀、何晏、王弼等运用道家的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而形成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潮。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

龙图阁　宋代阁名，宋真宗纪念宋太宗的专门宫殿。宋真宗时建，在会庆殿西偏。收藏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各种典籍、图画、宝瑞之物，以及宗正寺所进宗室名籍、谱牒等。又先后置待制、直学士、直阁等官。北宋时期包拯曾任龙图阁直学士，故民间以“包龙图”称之。

转运使　唐代以后各王朝主管运输事务的中央或地方官职。宋代初期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事毕即撤。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随军转运使则因事而设。

笏板　又称“手板”、“玉板”或“朝板”。是古代臣下上殿面君时的工具。古时候文武大臣朝见君王时，双手执笏以记录君命或旨意，也可以将要对君王上奏的话记在笏板上，以防止遗忘。据说笏板还有另外的作用，就是挡住自己的脸，不能直视，表示对天子的敬意。

通判　古代官名。在知府下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宋代时，为加强控制地方而置于各州、府，辅佐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连署方能生效，并有监察官吏之权，号称“监州”。

瘴气　是热带原始森林里动植物腐烂后生成的毒气，主要原因就是无人有效地处理动物死后的尸体，加上热带气温过高，为瘴气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中医的瘴，指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能致人疾病的有毒气体。

推官　古代官名。唐代始置。宋代时三司下各部每部设一员，主管各案公事；开封府所属设左、右厅，每厅推官各一员，分日轮流审判案件；临安府设节度推官、观察推官各一员；诸州幕职中亦有节度、观察推官。

颜渊　（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后世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宋明时期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自汉高帝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以来，历代封赠有加，无不尊奉颜子。

子路　（公元前542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信守诺言，是孔子“堕三都”之举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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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从小天资聪颖，深得舅父郑向的喜欢。他读书勤奋，又特别喜爱西湖胜景，对白莲情有独钟。于是，视外甥如己出的郑向在凤凰山庄宅前西湖池畔“构亭”植莲，这就是爱莲亭。

当时的西湖遍生野莲，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少年时期的周敦颐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创作空间。他常常漫步于西湖塘畔，欣赏美景，思考人生。

莲花特有的德性，也影响了周敦颐，陶冶了他的思想情操，为传颂后世的《爱莲说》之诞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