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追求的儒学思想

董仲舒文幸而人不幸，在对策后，他并没有在朝廷任职，而是被汉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

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此人是一介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对董仲舒非常尊重。刘非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像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

但是，董仲舒是主张“大一统”的，因此，对于刘非的发问，他借古喻今进行了规劝，指出：“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说：正人君子，应当端正与人相交往的态度，不要为了能够从他人那里获取某种好处或达到某种目的，才决定和他人结交。

董仲舒的这句话，实际上是暗示刘非不要称霸。推而广之，是希望刘非说任何话，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是为了匡扶正义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董仲舒为江都易王相6年，搞了不少祈雨止涝之类的活动。在这个阶段，有一件事对董仲舒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坚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

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朝廷大臣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嫉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汉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但江都王相却被罢免。

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是干起了老本行，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10年的《公羊春秋》。

公元前125年，丞相公孙弘又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瑞的国相。刘瑞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他比刘非更凶残、蛮横，过去不少做过他国相的人都被杀掉，或毒死。因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刘瑞对他还比较尊重。

董仲舒在刘瑞这里一直小心谨慎，心神不安，唯恐时间长了遭到不测。遂于公元前121年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从此以后，也就结束了他的仕禄生涯。

董仲舒虽然结束了仕禄生涯，但真正的儒者不会因为官场失意而意志消沉，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低谷或许更能锤炼强健的人格。

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说“董仲舒为人廉直”。是真儒，其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明道”、“行义”；是纯儒，其事君的准则就是“廉直”、“勿欺”。既是廉直勿欺，就注定了他不会阿附取容，以博高位。

董仲舒罢相家居，已经年逾古稀，但他并没有高蹈肥遁，不问世事，而是魂牵斯文，忧国忧民。朝廷凡有大事，常下诏垂问，甚至有的刑事案件也派使者和延尉张汤前往董宅，问其得失。

董仲舒引经据典，一一作答，皆有条理，共决大案要案232件，后编为《春秋董仲舒决狱》一书，成为汉晋之间司法断案参考的经典文献。

他还常常就重大时政发表看法，上疏献计献策。当时关中民不好种麦，他建议多种冬小麦，以避饥荒。还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建议限民占田，抑制土地兼并。

当时汉武帝外事四夷，特别是与匈奴的战争，使天下虚耗，户口减半。目睹那一场一场痛苦的较量，董仲舒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

他认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对于像匈奴这样的贪人，主张“与之厚利以没其志，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使其进有所贪，退有所忌，庶几可达到“胡马不窥于长城，羽檄不行于中国”，与邻为睦的目的。

董仲舒历经仕途沉浮，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他的道德修养。作为一个典型的忧患型人物，他进亦忧，退亦忧，就像后来的北宋文学家范仲淹说的那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种人格，是自孔子以来就形成的古代儒者的人格，当然也是被誉为“统儒”的董仲舒的天性。事实上，这种忠君、忧国、爱民的忧患意识，一直伴随董仲舒终生，直至死而后已。

董仲舒代表着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就是“士”。士，原本是邦国时期最低一级的贵族，其上依次是大夫、诸侯和天子。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他们都是“领主”。士却没有领地，顶多有一块没有主权和治权的田地。没有领地，所以没什么家产。

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士的安身立命之本，无非就是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第一件事是士自己的，后面三件事则分别是大夫、诸侯和天子的，但需要士来帮忙。

也就是说，士，首先要管好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学成文艺武艺，这就是修身；然后帮助大夫打理采邑，这就是齐家；辅助诸侯治理邦国，这就是治国；协助天子安定四海，这就是平天下。

在家里，董仲舒总结了自己50余年治学的心得体会，加上对《春秋公羊》等的研究，写成了17卷82篇《春秋繁露》。

他仍继续从事对《春秋》微言大义的研究，从《春秋》的某些语言作出很神秘而又实有所指的注解。这就是汉代兴盛的“今文经学”的初期，他写了许多有关“今文经学”的文章。所谓今文经学是指用秦汉时期流行的隶书写的解释《春秋》的文章，首先做这种文章的就是董仲舒。

除了研究这类经学的文章以外，董仲舒还整理了各次上疏的文章和其他一些议论性的文字，据史书记载，他一共写了123篇这类文章，然而到现在，大部分已经遗失，流传下来的只有10多万字。

董仲舒并没有把自己写的书命名为《春秋繁露》。相传他成书之前，梦见有龙入怀，于是创作了这本书，这当然只是传说。然而他写了好几十篇文章，分别叫《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却没有把他们编撰成书。一般认为是后人辑录编纂而成的。因为这些文章是一部连贯的儒学之书，于是给它们冠名为《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大致上体现了董仲舒的思想。然而他在书中掺杂了不少关于神学的内容，从头至尾都贯彻着他的神学观。他还强调了天的至高无上。在《五行相生》篇中，他又重复了自己关于阴刑阳德的说法。

董仲舒从儒家思想出发，在书中表达了“仁义”的改良主张。在《仁义法》篇中，他解释“仁义”为“爱人”、“克己”。在《制度》篇中，他还指出土地兼并是社会等级破坏、农民贫困作乱的原因，还主张废除奴婢制。在《身之养重于义》中，他说以“利”“养体”，是人之天性，因此要用“礼”来防范老百姓，引导百姓如何取利。

他还把“天人感应”的思想融进了文章中，他说王者能起参天地的巨大作用，广大“民”“众”也能影响上天。更重要的是，他把“四权”和“三纲五常”在书中做了归纳，在《基义》中用天地、阴阳之道论证了三纲，他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上天的意志。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还阐述了“三统说”。三统从黑统开始，经历白统至赤统，又复归黑统，他认为这就是历史的发展规律。

在书中，他进一步总结了他的“性三品说”，在《深察名号》中，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仁贪二气。就如同天有阴阳二道一样，君主和圣人的出现就是为了教民为善。在《实践》篇中，他把人性分为三等，在《竹林》篇中说人的节情、化性、正命最终都依赖于圣人和天意。

公元前121年，董仲舒已归家10多年，这期间汉待达到鼎盛。他尽管在家中著书立说，养病在家，但仍十分关心朝政大事，甚至他75岁时，还积极写奏章给汉武帝，坚决反对盐和铁官营的政策，认为这样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公元前104年，在他写完最后一篇奏章后不久，他便因病去世，被葬于西汉时期京师长安的西郊。

有一次，汉武帝经过董仲舒的墓地，为了表彰董仲舒为汉王朝的效劳尽忠，表达自己的哀思，他特地下马致意。因此，董仲舒的墓地又被称为“下马陵”。

董仲舒的影响董仲舒的一生，走过了75个春秋。从一位杰出的学者到皇帝的智囊，从当相治国到归家著书立说，他主要是作为一名思想家度过其一生的。他的廉洁正直，刻苦钻研的精神，得到了后人的赞美、推崇。

西汉时期称他是超过伊尹、管仲、姜子牙的相国大材，东汉时期王充称他是孔子的继承人。此后司马光、二程、朱熹等极力推崇他。元代把他请入“圣庙”受祭，明代封他为“先儒”，给他盖上了“董子庙”。

他的哲学思想，有一些可取之处，在当时也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他的神学是统一于他的哲学之中的。但他以神学为目的，甚至搞一些装神弄鬼之事，实不足取，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促进了我国历史的发展。

[旁注]

刘非　（公元前168年～公元前127年），汉景帝之子，母程姬。公元前155年立为汝南王。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叛乱，他年15岁，有勇力。上书自请击吴，被任为将军，吴破，被封为江都王，治故吴王所属之地。

主父偃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时大臣。汉武帝为了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在宫中设立内朝，主父偃在内朝备武帝顾问。他认为应该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因此向武帝建议，令诸侯得推恩分封子弟为侯，这样王国自析，诸侯王的权力也随之削弱。他的建议多被采纳。

公孙弘　（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21年），西汉时期淄川国薛人。淄川国郡治在寿光南纪台乡。他起身于乡鄙之间，居然为相，直至今日，人们依然对他推崇备至。尤其他的“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精神，已成为历史长卷中最醒目的一章，永垂后世。

胶西　汉代的郡国名。公元前201年置郡，汉文帝以后或为国，或为郡，汉景帝时为参加叛乩的七国之一。治所在高密，汉武帝以后辖境约当今山东胶河以西，高密以北地区。公元前73年改为高密国。

关中　又称“渭河平原”、“关中平原”，地处陕西省中部。西起宝鸡大散关，东至渭南潼关，南接秦岭，北至陕北黄土高原。东西长300千米，平均海拔约500米，西窄东宽，号称“八百里秦川”。这里自古灌溉发达，盛产小麦、棉花等，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产区。

范仲淹　（989年～1052年），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曾经参与“庆历新政”。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改革建议。晚年知杭州期间，设立义庄。代表作品有《岳阳楼记》、《明堂赋》等。

性三品说　我国古代一种主张人性分为三等的理论。性三品之说受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验论影响。西汉时期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东汉时期王充也据禀气的多少把人性分为善、中、恶三种，唐代韩愈明确提出“性情三品说”，把性与情分为上、中、下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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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喜欢谈论神秘莫测之事。公元前130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董仲舒推说其意，写成《灾异之记》草稿，尚未上书皇帝。主父偃私见其稿，因为嫉妒董仲舒，所以将《灾异之记》草稿偷窃出来上奏朝廷。

汉武帝将它交与朝中诸儒审阅。因其中有讽刺时政的文字，汉武帝一怒之下，把董仲舒打下了大狱，虽然后来汉武帝看重他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又下诏赦免其罪，复为中大夫，但是董仲舒从此不再谈论灾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