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

每人生产量与每英亩生产量——农民为了生产最大的利润和为自己谋生活，将利用可能利用的最大土地面积来取得那笔收益。他对每英亩的最大生产量不如对每人的最大生产量那样关心。美国农民已利用机器到最大限度，因此他能够耕种大片的土地，从而生产出超过自身生活所需的大量剩余。与城市的居民有利害关系的就是这个余额。超过农民自己需要的余额越大，城市人口的增加才能越多。

“美国这样庞大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力占我国有收益的受雇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俄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中国和印度则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靠务农为生的。美国的六百五十万农场主，在一个数

目比较小的雇农的协助下——他们的总和也许比世界农场主和雇农的百分之四还要少——生产着接近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玉蜀黍，百分之六十的棉花，百分之五十的烟叶，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燕麦和干草，百分之二十的小麦和亚麻籽，百分之十三的大麦，百分之七马铃薯，百分之五的糖，但大约只百分之二的裸麦和大米。如果以吨为单位把所有的谷物总加起来并估计中国的谷物生产比印度较大的话，那么美国的谷物生产大概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美国从事农业的每个人的谷物生产量平均是十二吨，而世界其余各国的平均数则只有一．四吨左右。”①

美国农民运到城市的剩余产品，起码等于俄国农民在满足了一个简单得多的生活方式之后所送到城市去的产品的五倍，如果不是二十倍的话。“在我们比较富裕的地区，差不多每个农民都有一辆汽车，但在东欧几乎没有一个农民买得起一辆最起码的又小又价廉的汽车②。”

机器的影响——机器使美国农民耕种的地面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拓荒者开始开辟平坦大原野以后的时期。近来，拖拉机已使某些“玉米地带” 的农民把他们的农场扩大了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另一方面，东部的农民，由于他们的农场是在山坡上，地面既小又高低不平，不能够很好的利用刈草机，自动捆禾机和其他马拉机械，他们发现在竞争中已落后于西部农民了。

然而在国内凡是能够使用机器的地方，农场都有扩大的趋势。美国有些地区已经把小农场合并成为大农场，也有把过大的农场缩小到正常的规模的趋势，这说明它们已经逐渐在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

农业的类型——一个理想的农场其规模之大小随农业的类型而有所不同。在每一种农作方法中，都有决定企业规模的农场作业的最高负荷量。例如，在棉田耕作中，最关键的作业是摘棉花。需要三个人来采的棉花，只要一个人来准备和耕播那块地并“耨”（即除草和松土）棉花就够了。因此，实际植棉面积大小要根据农民在摘棉花季节能够提供的劳力多少来决定。南部的某些地方植棉农场的规模有减少的趋势。凡是有黑人劳工迁出或有象鼻虫为害使种植棉花无利可图的地方，其它作物就取而代之，而农场就越变越大。如果采摘棉花的机器能够改进成功，则棉花生产的整个制度就会发生革命。

还可以举出其它的农业类型的例子。在明尼苏达州的盛产小麦地区，农场的适当规模就是足够利用一整套的农具的那种大小。牛奶场的临界点是挤奶，挤奶机器使一人作业就能够为较多的牛和较大的农场完成挤奶任务。

在一种农业类型的范围以内，农场规模也有适应农场主的能力和其家属的劳力多少，或者适应在最高负荷量时劳力供应情况的趋势。

“农场小，耕得好”的谬论——数年前，出现了许多著作和论文以 “三英亩地和自由”这一类的动人的口号来赞赏“农场小，耕得好”这个论调。经验证明，小农场只适宜于那些进行高度集约栽培的地区。这种农作的成功决定于市场。北部地区本地的商品蔬菜种植者正和西部与南部的这类种植者发生竞争。因而市场易呈来货充斥之势；而一切专业化种植者的生产的增加，必须与他们的市场的增加成正比例，否则就有生产过剩的危险。粮食在地上腐烂，蔬菜犁到地里去的故事，成了都会报纸的大标题，这就说明了

① 贝克（O．E．Baker）：《美国农业的图解》，美国农业部 1921 年年鉴，第 407—408 页。

② 达纳·杜兰德（E．DanaDurand）：《东欧的农业》，经济学季刊，1922 年 2 月，175 页。

这种生产过剩的后果。

小农场和它的覆以葡萄藤的小住宅的图画以及由绘声绘色者所描写的其它一切优点常是地产经营者用以招徕城市的人从事农业的东西。但实际上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经营农地的地产商人，如果在他劝告顾主做这做那之前，研究一下农业生产的性质和农业的类型，是能够对他的顾主作出很大的贡献的。关于农场的合适的规模这个问题，现代的私营移民公司和各州移民机构均能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

农业的集中——另一方面，有些人相信，农地所有权现正趋于集中，并且有“公司式”的农场和地产。事实是：我们的确有些公司农场和少数的大地产。但从整个农业来看，它们是微不足道的。在 1920 年，面积超过一千英亩的大农场在美国只有百分之一，而所有农场的平均面积只是一百四十八．二英亩。社会主义者认为农业将步工业的后尘走向积聚和集中。在那“ 发大财的大农场”的那个时期，他们似乎有理由相信这种事。不过，那些“ 发大财的大农场”已经被分割了，而代替它们的，多半是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场。
农场规模增大的影响——在一切可耕地都被农业所利用而同时又没有从砍伐森林后的迹地或从其它具有耕作潜力的土地面积里产生新的农场的那些地方，农场规模扩大，农场数目一定随之减少，通常并引起乡村人口的降低。有些作家以骇人听闻的语调来描绘这种人口运动，但照我们所说的那样来解释，就不难看出这种运动原是十分自然的，也不致于阻抑农业生产。事实上，农业生产已经增加了，尽管农场的耕地数和农民的数目都在减少。城乡人口比例相称的问题。——（1）总的说来，无论那个国家，对于一

个较多的农村人口总抱欢迎的态度，因为它是一个稳定社会的因素。各国政府都发现农村人口是一个有利于私有制度和个人主义的保守阶级。特别是这个大量的农村人口，如果拥有自己居住的土地的话，它将会是政治社会的中坚。

“不但政治组织的形式，就连它的稳定，也受到农村局势的影响，一个农业国家更是如此。土地保有者是一个守法的安分成性的保守派。他的全部利益都寄托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现行制度上面。他的家庭和田地，农作物和家畜，在每一次的动乱中都是没有保障的，都有受到危害的可能。他不仅很少发动革命，而且还可以靠他来反抗革命。为了他的财产的安全，他需要和平。与此相反，无产者却不在乎政治骚动，或任何现存制度的推翻。就个人来说，他是没有什么东西会失掉的。说不定一个全新的施政反而会对他有利。在我们大城市的工人阶级中，可以看得到这种态度，因为他们在其工作的那些工厂里，没有长期性的利害关系把他们和工厂联在一起。无地的雇农也抱有同样的态度。佃农或农奴通常是很少不愿意看见当局者被削弱或被推翻的。因此，一个主要由这些人组成的国家随时都是处于危险之中，而一个有不少独立的地主的国家，则起码具备了国内和平的一个优越的保证①。

人们普遍认为乡居可以强身，虽然近来的统计曾经指出，城市的人比乡居者少生病。德国实行农地政策的一个原因是认为最好的士兵是来自乡间的。冯·比洛说：“农业出兵，工业出钱”。关于这一点，一个印度作家讽刺地这样说：“许多书上都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任何旁的地方都没有的

① 麦克布莱德（G．McC．McBride）：《墨西哥的土地制度》，美国地理学会，1923 年，第 3—4 页。

话——认为农村是优秀人种的产地，因为他们对于凡是战争所需要的事都全力以赴，而同时虚弱的城里人，则可以留在家里做生意赚大钱②。”

这个作者继续写道：“与此有关的一种看法就是，必须在农村中保持足够多的人口，以便有充分的男人和女人来支持城市。

在各个国家里的确经常都有年青的人迁到城市里去。美国城市人口超过五千四百万；农村人口大约五千一百万。然而在前者的人口中，大约有一千九百万其年龄是在二十岁以下的，而在后者的人口中，在那个年龄以下的则几乎有二千四百万。最近盖尔平用稍为不同的说法说明这个事实。他说，整个农村人口和同数量的城市人口相较，前者十岁及十岁以下的儿童比后者要多二百万。这些儿童不是生产者，农村对他们负有养育的责任。“到了生产年龄，这些人材就转入城市去参加工业生产，他们都是现成的，完美的并且受过教育的。”①

国家和城市的领导人物来自乡村——许多农村小伙子成了城市和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人物，这证明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成功的。农村小孩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性格还未定型之前，他们一直未曾受过城市的熏染。不过，那个尽人皆知的，从乡间教养起来的孩子的优越性，是需要加以分析和打折扣的。如果人们还记得，美国在 1860 年以前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的话，那末，很明显，农村如果仅仅按比例提供领袖人物，就应该摊到全体领袖人物的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五。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城市提供的有名人物，已超过了它们应有的比例。这部分地是由于城市中教育和卫生设备的条件比农村更为优越。

因此，农村最好有一个又大又稳定的人口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前不久，有一位地产商人说：“农场主——地主是国家繁荣的中坚。美国的经济稳定有赖于它的农村。我们的面包和肉以及我们身上穿的衣服——还有其它的东西——都是从农村来的。来自农村的有俭朴、勤勉、效率、诚实、爱护乡土和对把我们的国家从旧世界的生活标准的泥潭中提升起来的那些制度的坚决尊重①。

对扩大农村人口的诱导——农业和农村生活对国家作出了根本的贡献，但是人们对社会的贡献如果没有报酬，他们是不会去从事某一行业的。诱导的原理在农业中正如在工业中一样地起作用。假使一个没有投资的搬运工人能够比一个灵敏的、投资二万五千元在他的事业中的农民赚更多的钱的话，那末，人们就情愿离开农场去当搬运工人②。凡是亏本的事业，不管它是农场也好，杂货店或汽车行也好，迟早总会垮台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讲什么青年人应该留在农场，乡村是教养儿童的地方，或者农民有留在农场的责任等等都是白费。如果国家需要农民，就必须对他们的劳动给以代价。时常听人说，英国把农业看成是次要的，因而它的人民都成群结队地往城市跑。当战争爆发时，英国才发觉它没有生产粮食的机会了。事实是，英国人认为他们如果成为全世界的制造厂，以低价买进南北美洲、澳洲和非洲富饶的土地所产的粮食，原料和纺织纤维他们就能够获得更大的财富。从各方面

② 卡尔弗特（H．Calvert）：《印度旁遮普人的财富与福利》拉合尔 1922 年，第 41 页。

① 盖尔平《C．J．Calpin）：《农村与城市的悬殊》，《农业局势》，美国农业部，1923 年，11 月 1 日。

① 这是墨菲（M．J．Murphry）1923 年 10 月 19 日在不动产商会纽约会议中的演说，私人印发。

② 同上。

着想，任何个人也都会这样做的。如果一个砖瓦匠从事本行工作和买蔬菜来吃赚钱更多的话，那末，他若再花时间去种菜，他就是个傻子。当战事迫在目前的时候，依靠外国诚属可悲，这可能也是实情；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希望能够仅仅用爱国心去诱导它的某些市民去做农民，并且让所有的经济利益都归到那些宁愿经营工商业的市民。

美国农民愿意响应的是价格的诱导。把人民引到农村的任何其它人为的诱导——招徕、广告、或舆论等——都是在诱使人民离开他们比农业收入要大的工作岗位。

美国人民还在迷恋着自由土地的那个时代，那时“山姆大叔”被认为是“一位阔佬，可以给任何人一块地而不取偿”。移垦被认为是“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小农家——国家的中坚”——的好机会①。因此，从国家的观点来看，那时的移垦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政府在这上面所花的钱也被认为是正当的。

我们每每想到农业的时候，还是继续以旧的眼光来看新的事物。在一个农业的自给自足的制度下，算是最为理想的东西，今天在我们的商业化的农业中不一定就是适宜的。一次大丰收，对于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就意味着谷仓、地下室、储藏室都装得满满的，是很值得感谢上苍的。有更多的农民仅仅等于有更多的邻居，等于有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更多的纳税人来共同支持政府。就个别的地区来看，这也仍然是对的，这就是定居到一个新国家的移民，他们正象地产商人、银行家、或商人一样，殷切地欢迎新来客参加他们的社会的原因之一。

不过，自给自足的农业已成为过去的遗迹，只能在美国偏僻的角落里找到它。就移垦规划中的农民而论，他们并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而是和其他农产品生产者一样，要探测市场的动向。让我们再说一遍吧——在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当中，农业是一种带有竞争性的实业，它在劳力和资本方面同其它的实业发生竞争。

让我们看一下那些想继续移民到农村去的人的论证将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第一，只要有潜在的农地存在，增加农民就会从那里开垦出新的农场来，同旧有的农民竞争。这只有在人口增加，因而粮食的需要也有增加值得这样做的合理情况下，才是适宜的。第二，如果这种潜在的农地按照现行农产品价格是一种边际以下的土地的话（这种情形在目前是很多的），新的农民只有在牺牲家人劳动和自己贴钱才能把这种土地付诸利用。他们唯一的指望是将来产品销售价格和土地的涨价能够补偿现在的损失。

第三，一个农地面积无法扩张的国家，如果把更多的人力用到农地上去，那就意味着牺牲每人最高产量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把现有的农场分成更小的农场，并必须增加每英亩土地的劳力，使其产生足够的收入。许多欧洲国家都有这种情形。人是那么多，地是那么少，以致每个人的土地面积都受到限制，而且每英亩的劳力、肥料和其它成本都要增加。因此，那块地看上去是耕种得很好的。偶尔有过路的人看见了，他所得到的印象是： “麦子跟狗背上的毛一样密”，他看见麦田也整治得很好，每一方尺土地都投入生产。他把这和美国农场土地的“浪费”相对比。他的结论是美国农民“不懂得怎样耕作”，但在事实上，美国农民是正确地懂得在地贱而人力和

① 纽厄尔（F．H．Newell）：《移垦的意义是什么？》，《田野》，1922 年 8 月。

资本都比较贵的情况下应当怎样耕作的。为此，美国农民喜欢利用机器，而在欧洲的很多农民，或者日本的农民，由于他们的农场很小，如果使用机器是不经济的。有时在很小的农场上使用美国机器，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比方说，在平均只有两英亩半的农场上，如象日本农民所耕种的那样，就不可能使用机器。

从前只有一个农民耕作的土地，如果现在用两个农民来耕作，则每个农民的生产量久后一定是会减少的。有一个时期，两人共同生产的、可以拿到城市去卖的产品将有所增加——但这种过程如果继续进行，则农民个人的需要相对于每个农场逐渐减少的产量来说将显得愈来愈高，留供城市消费的剩余产品将越来越少。现在可把美国和俄国拿来做例子。美国在 1919 年的全部粮食产品（燕麦除外）的收获量，按全国人口计算，是每人一千八百八十九磅；而战前的俄国是八百零四磅。如果按照农村人口计算，美国农场的生产量是每人三千八百八十五磅，而俄国农民所生产的，则仅为九百三十七磅①。这些数字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每个农民的生产除了他自己的生活需要之外所剩无几，则庞大的城市人口是无法维持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移到农村的人口确实可观；或者不如说，我们保留在农村的人是相当的多，他们除了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吃穿而外，还提供相当的剩余可供出口之用。自由土地有那么大的诱导力，甚至许多人的确把他们的一生都消耗在建设农场上面，以只值五毛钱的小麦来供养全世界，使猪肉的价钱低到二到五分钱一磅，使玉米价格贱到简直可以用来当柴烧。人口和需求刚好把农业稳定下来的时候，战争爆发了，它的后果又把农民投入循环性的不景气中去了。于是土地、农民和作物在同其它产业的对比中再一次出现了供应过剩的现象。这种现象将继续多久还无法作出正确的预测。

这种局势有趋于另一方向的危险。现在种地的农民受到投资不能清理的束缚，只好继续生产下去以免全部损失。但下一代是否能够这样下去那是另一问题。现在农村的男女青年是在不安和不满的气氛中成长着。他们看见朋友们修理汽车时一个钟头的功夫所挣的钱，农民们要一天或一个星期才赚得到，因此，他们要到城里去是任何人都不能加以斥责的。有人估计在过去的两年中，有一百二十万人离开了乡村。这种现象至少部分地可以说明在上届国情普查中所显示的、最好的农业地区的种植面积的减少；并且，除非相对价格改变，农村人口将继续迁往城市直到两者的经济利益达到平衡为止①。在平衡尚未实现之前，任何人为的，意在停止或扭转这种迁徙的方法都是违反健全的经济政策的。

收入是吸引农村人口入城的诱导物——不用说，在选择从事某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的产业时，不仅金钱的收入，而且必须把城市的或乡村的生活的其它一切利益加以权衡。但在比较这些利益的时候，乡村生活在某些项目上是相形见绌的。在城市里有很多学校、医院、教堂、娱乐场所——一个文明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特色。“随便你阅读古代的哪一个作家的作品，你都会发现：生活，真正的文明生活，乃是一个城市的生活。他们不曾想到他们自己是住在城外的，是和城市没有密切关系的。你有些田园诗的情趣，这是面向农村的那一类的人，但这种人在古希腊和罗马的时代是不多见的。乡

① 杜兰德（E．D．Durand）：《东欧的农业》。《经济学季刊》，1922 年，2 月，第 173 页。

① 根据不动产商会全国协会 1923 年 10 月所作的调查，这种迁徙仍在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村中进行着。

村的生活毕竟不是生活。生活和城市是同义语①”。

虽然在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改变了，但尚待有更多的改变。享有年富力强的、比较多的乡村人口的好处的国家，必须使城乡生活的优点平衡起来。“你准备怎样把他们困在农场上？”这是一个含有真理比诗意更多的问题，其“困”字恰好反映了生长在乡间而居住在城市的人对农村所抱的心理上的态度。

为了缓和这种情势，美国政府已开始采用协助农村教育、去乡村设置郡服务站和郡医护人员及其他办法。但城市和乡村仍有很大的距离，城市有令人惊叹的学校、大礼拜堂、医院和诊所、艺术陈列馆、剧场、歌剧院，而乡村却还存在一间屋子的学校、荒废的教堂，乡村医生和牧师向市镇移居，那里娱乐普遍缺乏，乡村生活在许多方面的沉闷乏味等等。

这一切也许说得有些过火，但一个土地政策必须承认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金钱和精神这两种诱导力，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的城乡人口的合理平衡。在目前，城市提供的机会是那么大，以致一个讨论移民问题的作家肯定地说，美国的新地，除了只有欧洲生活水平的外来移民之外，是不会有人去耕作的

②。

公私移民公司已开始承认农村生活对精神和文化的需要，它们正在自觉地准备提供富有吸引力的家庭、学校、社交中心和对身心有益的娱乐活动。农地所有权——农地是否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来维持一个日益增加的城

市人口，这部分地要以土地利用的所有制为转移。地权的种类也影响到乡村人口的大小和性质。关于财产所有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我们不能避而不谈，为了作出更清楚的解释、我们把这一问题留待第十章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