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的渲泄

“五四”时期，我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刘天华先生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光明行》，那坚定刚劲的旋律、节奏和饱含着不屈不挠精神的民族气派，无不表现了作曲家在黑暗势力统治下向往追求光明前景的坚强信念。刘天华先生青年时期勇敢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目睹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下劳苦大众的深重苦难。他曾运用纯朴的民间音调创作了处女作二胡独奏曲《病中吟》，表现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思想感情上的苦闷和对理想的追求。后来又创作了《月夜》《空山鸟语》两首二胡独奏曲。表露了对自然景致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五四”运动爆发后，刘天华先生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与了以“振兴国乐、唤起民族之灵魂”为宗旨的社会活动，1927 年发起并创办了一个社会性的音乐团体“国乐改进社”，并自筹资金编辑出版了《音乐杂志》。“九·一八”事变前夕，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使中华大地更加苦难深重，刘天华热血沸腾，他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创作了二胡独奏曲《光明行》并参加了首场演出。《光明行》以其明朗、坚定的音调表现了中国人民追求光明、幸福、追求美好灿烂明天的愿望，也是刘天华先生一生热爱民族音乐和振兴民族音乐的理想与信念的写照。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赞美祖国河山，唱出中华民族在侵略者铁蹄下痛苦呻吟，叙述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伟大斗争的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如雷电霹雳、狂风恶浪怒吼一样，是作曲家内心深沉感情的表达。出身于贫苦渔民家庭的冼星海 1926 年从岭南大学考入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习，他满怀希望成为对国家有用的音乐人才。然而当时的北京政府竟以“有伤风化、浪费国家资材”的名义下令解散了北大音乐传习所。1928 年秋，冼星海又考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社会的黑暗、腐败和文化制度的不合理，使富有正义感的冼星海不再埋头读书，而是经常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终于被学校赶出了校门。冼星海又一次失掉学习的机会，严酷的现实打破了他天真的幻想，但他学习音乐的决心却不曾动摇。为此，他离开祖国，到法国巴黎去深造。

在巴黎艰苦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冼星海在两位有名的音乐家指导下学习提琴和作曲。他在巴黎国际工会俱乐部里常看到反映祖国灾难的影片：咆哮

着、吞没着祖国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大洪水；成群结队的无家可归、赤身露体的灾民；高高悬挂在电线杆上的、鲜血正在流淌的中国革命者的头颅；被苦难压垮了腰的中国苦力；黄包车夫的佝偻的身体⋯⋯看到这一切，冼星海眼中总充满了泪水，思绪飞向了远方的故土。祖国人民的苦难命运、搏斗的呐喊声撞击着他的心灵，悲壮的旋律从心中涌出⋯⋯他一气呵成写完了

《风》，这首用血泪凝成的女高音独唱曲表达了冼星海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与思念。这首歌曲受到了巴黎音乐界人士的赞赏，被巴黎电台广播了，并由于这首作品，冼星海考入了当时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能考入的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

1935 年，在饥饿与穷困中奋发学习的冼星海毕业了，根据他的学习成绩，他很可能在巴黎成为一个有名望的音乐家并获得荣誉、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但冼星海却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去，把学习到的一切都贡献给亲爱的祖国。

冼星海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到正处于抗日危亡关头的祖国。回国后他立刻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为“一二·九”示威游行学生写了《我们要抵抗》等歌曲，他创作的《战歌》《救国军歌》《黄河之恋》《热血》等充满战斗激情的抗战歌曲很快地传遍了祖国各地。冼星海直接参加了救亡歌咏运动，找到了用音乐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他创作的《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歌曲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在抗战中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蓄意破坏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抗日歌咏活动和抗战歌曲也同样受到审查，限制，禁止。正在忧虑与苦闷中徘徊的冼星海收到了延安鲁迅文学院聘请他到音乐系工作的信。1938 年 11 月，冼星海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39 年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出了他创作的象征中华民族向全世界发出战斗警号的《黄河大合唱》。这部大型声乐作品共有 8 个乐章，按顺序是《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这部壮阔、热情、深切、具有强烈震撼性的音乐作品为我国现代大型声乐创作提供了光辉典范，也是反映一代音乐艺术家满腔爱国热情，拳拳赤子之心的民族精神的绝唱。

舞蹈和音乐这对孪生的姐妹，同时飘荡着心灵的激情。伊沙多拉·邓肯说：“真正的艺术来自内心，丝毫也不需要表面修饰。在我的学校里，我们既不穿华丽的服装，也不戴精巧的装饰品，所有的美都来自不断得到灵感的内心生活，以及作为这种生活象征物的人体本身。”“⋯⋯舞蹈所要表现的是人体本身，通过人体再反映出灵魂中的激情。”“现代舞之母”邓肯如此执著不屈的信念伴随着她的舞步、她的生命，漫游在自由的空气和阳光下，在欧美大地掀起了一阵阵激情的波澜。

邓肯的天性是热爱自由的。她追寻着舞蹈的梦想：“将来的舞蹈家必须是肉体与灵魂相结合的，肉体动作必须发展为灵魂的自然语言”，“舞蹈，应该成为光明和纯洁的美好化身。它应该纯洁而又坚强，使人们不得不说，我们看到的是灵魂在舞蹈，一个展露在光明里的无比纯洁的灵魂。”为了这个理想，她不屑穿流行于当时舞蹈界的古典芭蕾紧身衣和脚尖鞋，赤足登台，自由起舞，把舞蹈恢复到了纯真自然的境地，她说：“我的舞蹈是我的生来之物，是出自天然⋯⋯我脱掉衣服跳舞乃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可以更好地表现我身体的自由节奏。在任何时代，只要舞蹈被看作是一门艺术，双脚和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应该是不受拘束的。”因此，邓肯满怀激情地向人们描绘出她

心中的舞蹈者：“她将用舞蹈使被文明淹没了几百年的人体再度显现出来。但不是像原始人那样赤身，而是一种新的裸体。这种新的裸体不再处于灵性和理智的冲突之中，而是它们浑然合一的完美整体⋯⋯她的舞姿将会像天神一样映照出海的波动、风的吹拂、鸟的飞翔、云的飘浮、万物生命的律动以及人类和宇宙间息息相通的神思遐想⋯⋯她将比至今所有的女性更加光辉夺目，比埃及美女、希腊美女、意大利美女、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都更加美丽动人——因为在她最自由的躯体里有着最崇高的精神！”

邓肯对自然和自由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她的舞蹈形式的独具魅力，还展现于她舞蹈内容的强烈感染力中。在她创作表演的歌颂和同情法国革命的《马赛曲》中：她身披火红的战袍，神情如同监视着步步逼近的入侵之敌，敌军攻上来了，她热切亲吻着红旗，从中吸取力量；她好像闻到了血的腥味，终于又站了起来，双臂高举、双拳紧握；她召唤自己的同胞快快拿起武器与敌人作殊死的决斗。她那庄严的身躯象征着无坚不摧；她那傲然挺立的姿态意味着战无不胜。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结束了，她在一片硝烟弥漫的寂静之中俨然化作了一尊自由女神雕像。《前进吧，奴隶》也是邓肯一部感人肺腑的杰作，它表现了邓肯心灵深处对俄国农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怀有的无限同情。舞蹈一开始，邓肯独立于台上，双手置于背后，如同被人捆绑着，她异常艰难地向前挪动着、摸索着、摔倒、再爬起——她自始至终向前着⋯⋯终于，她那遭到捆绑的双手获得自由，她缓缓地向前伸展着自己的双手，尽管这双手还一时僵硬，但毕竟是获得了自由的手，这自由使她感到由衷的欣慰和欢乐，这欢乐属于俄国农民、也属于邓肯自己。

对于邓肯来说，她集舞蹈的创作和表演于一身，她的表演就是她舞蹈创作动机、意图最直接的体现。对于一般的舞蹈家来说，她是“美的天使”，她需要首先领会舞蹈编导的艺术构思和审美理想，并把这些精髓融化在自己再创造的舞蹈形象中，使舞蹈形象思维变为具有一定审美价值展示在舞台上的物态形象。舞蹈通过感情外化的形式使我们窥视到人物的心灵世界，而这种感情外化的形式往往是事先由编导设计好的。因此，可以说是舞蹈演员赋予了编导所设计的单纯的动作形式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舞蹈演员的表演使我们感知到了舞蹈形象内在的精神状态。

1907 年，俄国舞蹈艺术家福金根据法国作曲家圣·桑的乐曲《天鹅》编导了芭蕾史上一颗晶莹剔透的艺术明珠——《天鹅之死》。乐曲并不是专门写天鹅之死的，但福金在这含有抑郁悲伤的音乐中听出了天鹅在它生命的最后时刻心脏颤动的声音，触摸到了天鹅生命的脉搏。福金因此对乐曲重新作了改编，通过舞蹈者饱含情感的双臂舞动、节奏鲜明的手臂颤动、脚尖立地的碎步飘游，以及低垂的头部、面部和整个身躯表现出的一种痛苦挣扎状态，生动地表现出一只垂死的天鹅奋力求生的强烈愿望。《天鹅之死》由俄国著名芭蕾舞女演员巴甫洛娃带向了世界，她的名字也和天鹅永远联在了一起。巴甫洛娃以她绝美超群的表演，用脚尖、手臂和眼睛揭示了“天鹅”内在的灵魂和精神世界，以此激发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1931 年，巴甫洛娃病逝后二天，噩耗传到伦敦正在演出芭蕾的剧场，乐队指挥当即宣布以演奏

《天鹅之死》纪念这位不朽的舞蹈家。音乐开始，大幕拉开，一束追光在乐声中频频移动，台上空无一人，但仿佛那里有巴甫洛娃塑造的天鹅在翩翩舞动，观众的心在静穆中寻觅着这位芭蕾精灵⋯⋯这场面成了芭蕾史上绝无仅有的感人事件。很多年后福金写道：“这个作品后来成了新俄舞蹈的象征，

它实际证明了舞蹈不单纯是悦目的玩意，而应该是通过视觉进入到灵魂深处的艺术。”

巴甫洛娃之后，世界许多舞蹈家都跳这个节目，每个舞蹈家都塑造了具有个人魅力的“天鹅之死”的艺术形象。前苏联的著名女演员乌兰诺娃把它演得颇具壮烈精神，我国的芭蕾艺术家白淑湘把自己生活中的亲身经历倾注到了舞蹈之中。所以，受伤的天鹅并没有死去，因为不断的有舞蹈表演家使它一次次掠过人们面前，把纯洁的灵魂之美带给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