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德育教化的举措

西汉代初期年，朝廷为复苏社会经济，信奉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这时的儒家尚未受到重视，但一些儒家学者却在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为以后汉王朝制订文化教育政策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汉代初期儒生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取天下”和“守天下”的时势任务不同，管理者采取的治术也应有所不同。他们认为，秦王朝的灭亡，是一味执行法家路线造成的。

汉代初期政治家陆贾，提出“逆取而以顺守，文武并用，长久之术”的策略性建议。他认为对人民的领导，应以“教化”为主要手段，而不可单靠刑罚，因为刑罚只能“诛恶”，不足以“劝善”，“劝善”要靠教化。

汉文帝刘恒时，政论家贾谊继承陆贾的教化思想，进一步提出推行教化的关键是在各级官吏，因此主张“敬士”、“选吏”。选吏必须用士，用士之道则在于“敬士”。

汉武帝刘彻时，经学家董仲舒适应这一时期政治上统一的需要，把战国时期以来的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下融汇起来，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然后，他又表达了独尊儒术的主张。

他说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学界多年以来一直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8个字加以概括。

董仲舒所总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同。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建议，并加以实施。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儒家五经博士，罢免其他诸子、传记博士，定儒术为一尊。公元前124年，又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此为古代太学之始。

自汉武帝始崇尚儒经，经学的昌盛，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至东汉时期，班固在《东都赋》中以“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赞其盛况。

两汉时期绝大多数皇帝，或在太子阶段，或在幼年即位之后，都有接受教育的经历。按儒家古制，太师、太傅、太保均为国君之师，合称“三公”。汉代君权大为强化，“三公”之职遂演化成最高的荣誉虚衔，而且不轻易授人，经常空缺。

皇帝经常聘请某些学者名流入宫给他讲授儒经，如桓荣、桓郁、桓焉祖孙三代，先后分别为东汉前期6个皇帝讲授《尚书》。

汉代的太子太傅及其副职太子少傅，仍保持着作为太子教师的身份和职责。太子太傅、少傅均由当世名儒或通才担任，例如叔孙通、张良、周勃、匡衡、师丹、桓荣等。这些人因当过太子的老师，极受尊崇，后来多有升至相位者。

除太子太傅和少傅外，其他学有专长者也可被皇帝派遣教授太子。如汉元帝时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博士张禹以《论语》授太子。桓荣先以议郎身份入宫授太子，后来才被正式任命为太子少傅。

在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基础上，汉代皇帝中好经学、能讲论者不乏其人。如汉明帝通《尚书》、《春秋》；自撰《洪范五行章句》进行讲授。经学已成为最高治国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在太后代替年幼的皇帝督理朝政时，也要补习经学。

纵观两汉时期，学校制度分官学和私学两类：官学有朝廷官学和地方官学之分；私学又分经师讲学和书馆。

朝廷官学即太学。汉武帝时置博士弟子50人。博士弟子入学资格，一由太常选拔“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二由郡国选送优秀者。汉平帝时，规定元士的子弟也可入学。东汉质帝时，又规定自大将军至600石官吏都可送子弟入学。太学学生名额代有增益。西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东汉顺帝时增至30000余人。

东汉时出现了专门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学校。公元66年，汉明帝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的子弟开设学校，又称“四姓小侯学”，设五经师教授，均是选择“高能之士”充任。后来招生范围扩大到功臣子孙，学校名声很大，连匈奴贵族也派遣子弟前来留学。

太学教师皆由博士充任。西汉时期以名流升任，东汉选博士要经过考试。太学以儒家“五经”为教学内容。

西汉末年，出现古文经与今文经之争。今文经以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古文经晚出，以战国时期古文字书写。同时，经文的字句、篇章及解说也有差异。今文经得到朝廷的支持，太学所准立的皆今文经博士。古文经只在民间私学中传授。

两汉时期，书籍甚少，学者难得，训诂句读皆赖口授，故博士讲经重视传授关系，形成师法和家法。比如某一经的大师，如得到朝廷尊信被立为博士，这个经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相传，又别为章句，便成家法，故一经有数家。两汉时期朝廷规定太学博士只能依师法家法传授，违背师法家法者则罢用。

太学博士的教学方式，除个别传授外，还由高足弟子转相传授和集合弟子“大讲授”等方式。太学注重考试，西汉时期每年考试一次，其方式是“设科射策”，类似今日的抽签答问考试，分甲乙两科，以区别程度的高低。经考试，发现有下材或不能通一经者，即令退学。

东汉桓帝时，改为每两年考试一次，通过者授予官职，不能通过者允许继续学习。因考试甚严，又无学习年限的规定，故有太学生童年入学而白首空归者。

地方官学即郡国学，首创者为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当时的蜀地文化落后，文翁为淳化民风，选派郡县小吏至京师受业于博士，研习儒经，学成归蜀，委以官职。文翁又在成都市中，修筑学舍，招收下县子弟入学。数年后，蜀郡为之一变，可与文化较发达的齐鲁之地媲美。

汉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郡国学日见推广。郡国学设郡国文学官充任教师，其别名有文学祭酒、文学师、文学椽、文学主事椽，郡国学学生则称文学弟子。

东汉时期郡国学更盛，不少郡守皆热心于创办学校。尤引人注目的是，除中原地区外，当时的边陲之地也办了学校。创办地方学校的目的，在于通过儒家经学来宣传孝悌仁义等封建道德，以改造民间风俗。

两汉时期地方学校，对地方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经师讲学是汉代教育的另一种重要形式。经师讲学，其中有居官教授，而大多数为一代名儒自立“精舍”，隐居教授。《汉书》、《后汉书》的《儒林传》以及其他列传中，记载甚多。

东汉时期经师讲学之风更是盛况空前。一些经师鸿儒，及门弟子和历年著录的门生，常有数百、数千之众，乃至万人以上。求学者也不顾背井离乡，远行千里，负笈寻师。在私人精舍中，师生关系尤为亲密，学生对师长恭敬礼让。

两汉经师讲学之所以兴盛，一方面是受国家“以经术取士”的影响；另一方面私人讲学思想束缚较少。太学博士多专一经，墨守章句，少有撰述，而私人讲学常兼授数经。

东汉时期经师，有的不仅精通儒经，还兼及天文、历法、算学、律学等知识的传授。比如：何休“善历算”，郑玄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郭躬通“小杜律”，钟皓“以诗、律教授门徒”。

东汉时期，除经师私人讲学外，民间还有传授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如名医华佗以“刳破”即外科手术和针灸传授弟子。涪翁著《针经脉诊法》传于弟子。樊英、段翳、廖扶等精通星占、天文，皆传弟子。

两汉时期儿童识字习字的场所叫做书馆，也称“书舍”。书馆教师称为“书师”。当时练习的字书最早起于西周时期《史籀篇》，秦始皇时期，李斯、赵高、胡母敬分别编写《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汉代初期民间书师将此三篇合一，统称《仓颉篇》。经西汉时期学者扬雄、东汉文学家班固等人的增删，至东汉时期编成《急就篇》，内容涉及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方面的应用字。

汉代儿童，约八九岁入书馆学习，年限不定。习完字书后，即进而学习《孝经》、《论语》，以做学经前的准备。入书馆学习需交纳很多学费，并非贫家儿童皆可入学。

汉代地方教化活动进一步制度化，地方官学的兴办，就是为了树立行为准则和典范，引导民众崇德、循礼、进学。汉代在边远落后地区兴办学校，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汉代选拔和鼓励贤才也是推进教化的重要措施。尚贤使能的作用并非只是为了朝廷有得力的人才可用，更深远的影响表现在它可以鼓励天下之人都来效法贤才，力求上进，从而改善社会风尚。

汉代通过“乡举里选”的途径来发现和荐举贤才已形成制度。选士的各个科目，既有一般品的要求，又有各自特定的学识和行为标准，对诱导人们修德、成才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但选士毕竟名额有限，非多数人所能及。汉代又设立了“孝”、“悌”、“力田”等荣誉称号。“孝”指孝顺父亲，“悌”指尊敬兄长，“力田”指努力耕作，这些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社会条件下最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而获此类称号者，享有免除徭役的待遇，还能获得朝廷赏赐。这些人一般仍在当地生活和劳动，因而对周围人的影响更大。

汉代从乡、县到郡国的行政机构中，都有专门负责教化的官吏，这就是“三老”。三老由当地“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的德高望重者担任。

公元前205年，汉高祖刘邦下诏说道：

举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徭戍。

就此将三老这一职掌提高到县一级层次上。至东汉时期又有郡三老和诸侯王国三老的置。

三老的具体工作，除随时对民众行思想道德教育外，“凡有孝子顺手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三老尽到教育民众循礼德、改善风化的责任，国家有表彰。

和孝悌力田一样，三老也是一种享受优待的荣誉称号，同时又负有教化乡民的职责。如果民风不正，则三老有失职之咎。自汉代始，教化之务已初步形成制度。

汉代在文化教育政策上，从汉代初期的推重“黄老之学”，过渡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宏观政策的正式确立，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从此以后，“独尊儒术”政策成为后世历代君主所奉行的文教总方针，对后世封建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旁注]

黄老之学　战国时期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学始于战国时期盛于西汉时期，是汉代初期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他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史记》称其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安期生等。

董仲舒　（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汉时期思想家，儒学家，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太学　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时期。始设于京师。其后历时六七百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古代教育史上的奇葩。

五经　指儒家的五圣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易》教洁静精微，《书》教疏通知远，《诗》教温柔宽厚，《礼》教恭俭庄敬，《乐》教广博易良，《春秋》教属词比事。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儒教国家化由此谓开端，长期作为官方指定的教科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无可替代。

文翁　（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01年），西汉时期官史。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文翁在蜀地兴办汉代地方官学，功德垂于青史，被誉为“古代教育史上一颗明星”。

郑玄　（127年～200年），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纪念其人建有郑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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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其父董太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让孩子能歇歇，他决定在宅后修筑一个花园，让孩子能有机会到花园散散心歇歇脑子。

第一年花园初成，但董仲舒捧竹简，只知阅读。第二年花园建起了假山，董仲舒头都不抬。第三年花园建成，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董仲舒却又找先生研讨诗文去了。董仲舒以三年不窥园的求知欲，遍读了诸书，终成儒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