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兴学运动

古代教育在北宋初年，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左右了北宋时期教育的发展和演变，为大规模的兴学运动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北宋初年，朝廷改变了以往间接赞助民间办学的做法，而是直接管理和资助、兴办地方州学，将重要藩府的州学正式纳入官学的体制之中，并逐步形成了若干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地方教育中心。同时，朝野对科举之学的指责日益公开和普遍，并要求施行切实的改革措施。

上述的变化，已显示出北宋初期兴学的到来，具有客观必然的历史依据，并标示出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兴学主题。

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首开先河，主持推动了北宋时期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兴学运动，史称“庆历兴学”，它是当时“庆历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范仲淹作为倡导兴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庆历兴学之前，就对北宋时期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弊病，做了思想和实践方面的认真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建设性主张。

早在主持南都府学教席时，范仲淹就上书执政大臣，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的治国之策。重名器就是要慎选举，敦教育，通过恢复制科，改革常科考试，选用具有特异才干的人才。主张通过兴办学校、养育群材、移风易俗，来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范仲淹的这些主张，为其后的庆历兴学提供了指导方针，并在舆论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1043年，范仲淹在主持新政大局的同时，积极筹划兴学，当年9月奏上的《条陈十事》，作为庆历新政的纲领，其中前4项都与科举教育的改革有关，说明教育改革在新政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其后，朝廷正式下诏兴学，揭开了庆历兴学的序幕。

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庆历兴学的措施，主要是改革科举考试方法，再就是在州县立学，选部属官或布衣宿学之士为教授，规定士必须在学校习业300天，方许参加考试。

此外，为了振兴太学，选用拥护新政的著名学者石介、孙复主持太学讲席，并建立为太学法度，以改进太学教学及规章体制。同时还设立四门学，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扩大了中小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深造的机会。

虽然庆历兴学随庆历新政而夭折，但它的成就和影响，仍不容忽视。

庆历兴学为地方办学提供了合法的凭据，首开州县广兴学校的先例，普遍激发起州县地方兴学的热潮。在新政失败后，州县兴学的成就仍部分保留下来，一些新政人士被贬到地方后，仍热心创办地方学校，使庆历兴学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

庆历兴学整顿和改进太学、国子学的教学制度，一批硕学名儒主讲太学，结束了国子学、太学徒为游寓取解而无教学之实的状态，开创了北宋时期朝廷官学的空前盛况。而且新任主讲们对于改变浮靡巧伪的士学风气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对全国各地的学校起到了积极的主导示范的作用。

庆历兴学的改革措施虽未保留下去，但其敢事更张的观念冲破了因循守旧的积习，感召和影响了一代士风，实际开创了北宋时期社会和教育领域的一个变革的时代。

此外，范仲淹等人提倡经济实学，力图将学校教学、科举取士和经世治国三者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以学校为主体、科举考试为手段、社会需求为目的的新教育体制。其目标虽未能达到，但这是自科举制度创立以来所面临的第一次来自教育领域的认真挑战，对于改变学校附庸于科举的状况、强化学校的社会功能，都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范仲淹的庆历兴学虽然失败了，但要求兴学和针砭时弊的精神对后继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在宋神宗即位后不久，朝野上下就围绕着学校和科举如何培养、选拔人才的问题，再次展开争论，并围绕着这一主题，开始了一场内容更为广泛、细致的变法运动。

主持和推进这一时期兴学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王安石。他在1058年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围绕着人才的教、养、取、任等中心课题，提出了根治北宋时期教育、科举、吏治弊病的改革方案。

比如王安石认为，宋代时期学校存在弊病而不称养士之职，如学官选择不严，而且无真才实学；教学内容空疏无用，但讲章句记诵之学，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等。

王安石的激烈议论震撼朝野，虽然不能马上被宋仁宗所采用，但却为不久后的变法兴学，做了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实际起到了此后兴学指导纲领的作用。

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计，次年再次提出兴学复古、改革科举的建议，并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但围绕着如何变法的具体问题，当时也产生了诸多歧义。

经过辩论，1071年2月，宋神宗下诏，命王安石改革学校科举。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太学体制，扩建太学规模，实行三舍法。将太学内舍生名额增扩至300人，继而增至900人。将太学生员按等差分隶于外舍、内舍、上舍，此即三舍法。生员依学业程度，岁时考试艺能，依次升舍。随着三舍法的推行，太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二是改革人才选择制度。对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首先是在科举考试之外，又立舍选一途，其作用在于强化学校的职能，部分取代科举的作用。

三是为了进一步统一士论，1073年设经义局，修《诗》、《书》、《周礼》三经义，由王安石提举，吕惠卿、王尃雾同修撰。最后修成《三经新义》，由朝廷正式颁行学宫，成为官方考试、讲经所依据的标准教材。从此，士子参加经学考试，必宗其说，进而有效地改变了经说纷异的局面。

四是创建和整顿国子监、地方学校及各种专科学校。立国子生员额200人，并从太学分取解额40人以下。从此，国子监稍具教养之实。同时加强专科教育，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变法人才，如恢复设置武学，设置律学，设置了医学提举判局，分为方脉科、针科、疡科，培养医学人才。地方官学的改进，主要是设置诸路学官，并为之拨充学田，从而在物质上提供了保障。

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兴学，推动了北宋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此，在朝廷和地方形成了一个学科、内容、形式相对完整配套的学校网络。

从范仲淹到王安石，北宋时期的大规模兴学运动，在学校制度方面的创造性变革，在思想内容方面敢事更张的精神、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均被后人树为楷模，对保存和振兴古代的优秀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旁注]

范仲淹　（989年～1052年），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1043年，与富弼、韩琦等人参与“庆历新政”。主持推动了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兴学运动，史称“庆历兴学”。著有《范文正公文集》。

庆历新政　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后来，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贬到邓州、杭州、青州。

王安石　（1021年～1086年），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文集》等。

参知政事　原来是临时差遣名目，唐太宗时以李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始正式作为宰相官名。至宋代，则演变成一个常设官职。协助宰相处理中枢事务有两种方式：一是几位参知政通盘协助宰相处理各方面政务；二是几位参知政事各负责某一方面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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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出身贫寒，刻苦学习入仕后，不忘助人为乐，为社会做出奉献。这种奉献精神最生动地体现在他以俸禄购义田，设义庄，创义学等方面。义学的支出皆来源于范仲淹所置义田的收益。义学经费的管理在其手订的“义庄规矩”中有严格规定。

范仲淹设义田、义庄、义学，并对之进行有效管理，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启开了我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