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蒙学教育

古代的蒙学教育，是指连接于小学与学前幼童之间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它通过乡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利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对儿童进行知识传授和道德启蒙。在这方面，宋代取得了重要成就。

宋代蒙学的场所有乡学、村校、家塾、舍馆等，还有利用农闲季节专为贫民子弟设置的冬学。

宋代蒙学教育的一般目的和任务，是对儿童进行道德启蒙教育，帮助孩子保养本真的天性，注重基本文化知识的传播，注重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态度和学习习惯，同时，也重视结合儿童的兴趣和爱好。

在童蒙教育中，宋代理学家关于小学教育的主张，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在对儿童的道德启蒙方面，宋代学者认为，幼学之年的孩子，先要分别人品上下，向善背恶。

比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在《小学》中指出：

小学与大学的目的一致，是要“防其幼”，收放心，养德性，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学习“做人的样子”。

保养的孩子本真天性，是以孟子性善论为依据的。北宋时期文学家杨亿在所著《家训》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童稚之学，不止记诵”；而是要“养其良知良能”。

所谓良知良能，就是相信儿童生来具有一种先天向善的本能。蒙学教育的目的就是保养这种本能，使其不被后天物欲所侵而失去本色。以后南宋时期理学家有关蒙学教育的一系列论述，大多也发自这一主题。

宋代蒙学教育注重基本文化知识的传播，使儿童打好文字基础，为将来进一步深造创造必要条件。因此，宋代蒙学课程大多是识字、写字、背书之类的内容，涉及范围虽广，但都十分粗浅。

宋代蒙学教育注重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态度和学习习惯。例如，朱熹在《童蒙须知》中谈到幼童读书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并称“三到之法，心到最急”。既讲了读书的方法，又讲了读书的态度。

除了读书外，朱熹还要求儿童培养其他方面的好习惯。诸如：写字，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看书，要将书册整齐摆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字字读得响亮；日用笔砚器物，皆当整齐严肃，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原所。

宋代学者也大多重视结合儿童的兴趣和爱好，进行启蒙教育，因势利导，形式活泼。例如著名理学家张载、程颐和朱熹，谈到蒙学教育，都强调犹如春风化雨的造物功用，顺其自然，积极诱导。张载认为：教之不受，告之无益。程颐强调教子未见意趣，必不乐学。而朱熹则明确提出：小学书多说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

蒙学教育方法的改进，也标志着宋代蒙学教育已达到较为成熟的水平；而宋代理学家对蒙学教育的一系列论述，也为后代的蒙学教育提供了思想依据。

宋代的蒙学教材，较之唐代，在内容体系方面更为完备。就内容的分类来讲，至少包括历史类、博物类、伦理道德类、起居礼仪类和综合类。

历史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诗人王逢原的《十七史蒙求》，枢密院属吏刘班的《两汉蒙求》，史学家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这类蒙学教材都采用了唐代后期诗人李翰《蒙求》四言韵语的体例，以便于诵读记忆。

博物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政治家方逢辰的《名物蒙求》，著名学者王应麟的《小学绀珠》和《三字经》。

伦理道德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理学家朱熹的《小学》、《训蒙诗》，诗人和词人吕本中的《童蒙训》，理学家吕祖谦的《少仪外传》，著名学者刘清之的《戒子通录》等。

起居礼仪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理学家朱熹的《童蒙须知》、《训诂斋规》，理学家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等。

家庭范围内训诫类的综合性启蒙教材，主要有史学家司马光的《家范》，政治家和词人赵鼎的《家训笔录》，学者袁采的《世范》，著名词人叶梦得的《石林家训》等。

在上述诸书中影响较大的有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司马光的《家范》及《袁氏世范》。但这类蒙学教材，或者板着脸长于训诫，或者过于冗长不便记诵，或义理深奥不便领会，不宜被广大村塾乡学的儿童所接受。

同时，有些虽以蒙学为本旨，实际并不是切实可行的蒙学教材，如《家训》、《家戒》之类的书籍，虽标为“家塾训蒙之书”或为训课幼学而设，但既不成韵，也不成系统，而且文义冗长，很难被儿童接受，实际只是在局部范围内介绍或规定蒙学教育方法、宗旨或内容等有关问题的书籍，是为家长或蒙师编写的蒙学教育参考书。

宋代蒙学教材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相传王应麟编与的《三字经》和轶名作者所撰的《百家姓》。《三字经》是一部进行博物性知识教育的蒙学书籍，采用三言韵语的方式，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典故、名言、人物等方面的知识，上述历朝兴废，下至宋代史实，后由明清时期人补续了辽金时期以来的部分。

该书编次顺序或按知识门类，或按时序；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不相杂侧，较南朝时期梁人周兴嗣的《千字文》以及汉代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有关名人的知识容量，过之数倍，而且行文句式更为简洁明了，易读易记。

《百家姓》是一部典型的启蒙识字教材。它集古今姓氏为四言韵语，因“尊国姓”，而以“赵”字为首。内容虽无义理可言，但字韵舒畅，便于诵读，而且篇幅简短，切于实用。该书因而深受民间乡塾和家庭的欢迎，成为宋代以后流传最广，几乎家喻户晓的蒙学教材之一。

类似《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蒙学读本，虽然字里行间也夹杂着封建纲常伦理的道德说教，但由于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容易被儿童理解，对于没有机会或资格上学的贫家子弟，也可以通过邻居或长辈的帮助，从小诵习这些读本，从中获得一些粗浅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伦理常识。

这样，既满足了朝廷“化民成俗”的需要，又可帮助农民弟摆脱完全文盲的状况，识几个字，知一点礼，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其文化素养和生产、生活能力。特别是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的封建社会，抓住姓氏这个要害进行启蒙识字教育，也可以说是准确适度地把握并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心理。

《三字经》、《百家姓》的编纂为后代历朝的蒙学读本提供了范本，但元明清时期诸代蒙学读本的编写虽多因循《三字经》、《百家姓》的格式或加以改编重印，但其影响和流传范围都远不及前者广泛。由此可以证明：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宋代蒙学课本，已达到了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编纂的最高水平。

综观宋代蒙学教育，在培养儿童德智体诸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蒙学教材的编纂，多由当时著名的学者宗师执笔，反映了古代良好的蒙学教育传统，也反映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普及的状况。

[旁注]

朱熹　（1130年～1200年），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张载　（1020年～1077年），北宋时期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颢、程颐的表叔，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三十八位。其庙庭与周敦颐、邵雍、程颐庙、程颢庙合称“北宋五子”庙。

程颐　（1033年～1107年），北宋时期理学家和教育家。与其胞兄程颢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与其兄程颢不但学术思想相同，而且教育思想基本一致，合称“二程”。

王应麟　（1223年～1296年），南宋时期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政治家。历事南宋时期理宗、度宗、恭帝三朝，位至吏部尚书。王应麟博学多才，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有研究，是南宋末年的政治人物和经史学者。

叶梦得　（1077年～1148年），宋代词人。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前半期的词风变异过程中，叶梦得是起到先导和枢纽作用的重要词人。

司马光　（1019年～1086年），北宋时期史学家、文学家，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主持编纂了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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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曾经追述自己童年的启蒙老师叫乐君。乐君家境贫寒，草庐3间，以两间处诸生，一间让妻子居住，靠讲学为生。平时往往因束脩不继而忍饥耐寒，以致其妻因米竭而不胜愤怒，闯入学舍，取案上简击其首，被群儿环笑扶起。他50年间每日早早起床，分授群儿经，口诵不倦。

像叶梦得的老师乐君这样常常饿着肚子，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教学，又与儿童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事例，也可反映宋代蒙学教育的一般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