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民间的办学特色

在元代，除由朝廷直接管辖的官学外，民间的办学形式还有庙学、私学、宗教教育和书院，朝廷对它们也都采取了保护、扶持、鼓励和倡导的政策，使之有所发展。这是元代教育的一大特色。

元代的庙学，是在孔庙中对孔子和曾参、颜回、孟轲、朱熹等先哲祭祀礼拜后进行的以宣讲儒家经书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教学形式。它实际上指的是各级各类儒学，属于广义的庙学。

元代还有一种狭义的庙学，专指在孔庙中定期举行的讲学活动。是在每年春秋两次大祭和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对孔子和儒学先贤祭祀烧香礼拜后进行的一种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的讲学活动，属于整个祭奠活动的内容之一。

元朝廷之所以重视庙学，这是和他们所实行的尊孔重儒、提倡理学的文教政策完全一致的。这种以孔庙为活动中心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教育普及形式，在民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封建道德和礼法教育的影响，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元代的私学十分兴盛，它继承了宋代私学传统而又有新的发展，但在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上与宋代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元代私学的兴办，除主要是汉族外，还有蒙古族、畏兀族、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以及西域各少数民族和阿拉伯等民族，它表现了各民族间文化的广泛交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这是元代私学所独具的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它的功绩之一。

元代治国者对私学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在兴办地方官学的同时，规定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悉从其便。

元代通过私学这种教育形式，的确培养出了大批有用的人才。如元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他就得益于家学。

据史书记载，耶律楚材3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成了当时著名的学者。他19岁时就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成才，除了他本身天资好、家里有优越的学习条件外，主要是家学渊源的影响，特别得益于幼年时母亲杨氏的教子有方。

还有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幼承祖父郭荣家学，攻研天文、算学、水利。可见，郭守敬的成才，与家学和名师传授也是分不开的。

除耶律楚材、郭守敬外，《元史》记载了很多人物，都是通过自学成才或通过家学和名师传授而成才的，反映了元代私学成才的一般情况。

从教学形式上看，有矢志自学，刻苦攻读者；有家学渊源深厚，受教于父兄或祖母、母亲者；有由家庭延请名师授业者；有儒生亲自访求名儒或明师，得之口传心授者，形式不拘一格。

元代私学的学习内容，一般都以儒家经典为主，即以“四书”、“五经”和“二程”、朱熹的注疏为基本教材，但也兼及天文、地理、律历、算数、医学等有很高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的内容。

当儒生们学有所成后，大部分人通过各种方式踏入仕途，为世所用，在功业上有所建树；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儒生耻事权贵，不屑于仕，或闭门教诲子弟，或在乡里设学授业，或隐居山林讲学传道。

元代那些通过私学成才的人，为保存、继承和发展以汉族儒学为主体的华夏文化，普及文化教育，培养各方面有用的人才，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由于元代朝廷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所以元代各种宗教教育都比较兴盛，其中尤以佛教的势力最强，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种宗教通过寺、观、教堂进行传教活动，普遍开展宗教教育。这在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

佛教的教育形式通常是俗讲，即由道行高深的僧侣用通俗的语言和形象的实例宣扬佛教的教义，劝人皈依佛教。听讲的不受限制，男女老幼，只要愿意崇佛者皆可参加。

俗讲往往与祭礼祝祷结合在一起，有似元代庙学在孔庙中对孔子和先哲祭祀礼拜后所进行的讲学活动一样，也是整个崇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教育除了俗讲这一主要形式外，还有佛经的翻译刻印，传布四方；佛寺里的雕塑、壁画，民间流传的宣扬佛法无边和向善去恶、因果轮回等内容的话本、戏剧，更是一种形象性的教育形式。

至于佛教僧侣和信徒们的崇佛祈祷和禁咒祛邪等活动，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这种教育形式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效果，也就更为普遍和明显。

元代治国者承袭宋代的传统，对书院采取利用和控制的方针，积极地加以提倡、扶持并给予奖励，使之朝官学化的方向演变，从而使元代的书院较之宋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不少汉族的儒家学者，不愿到朝廷部门做官，也不愿到朝廷所设的官学中去任教，甚至不愿让自己的子弟到官方所设立的学校去就读，于是他们就退而自立书院，招收生徒讲学。如安徽歙县的汪维岳建友陶书院，江西婺源的胡一桂隐居于婺源湖山书院授徒讲学，安徽休宁的汪一龙在婺源的紫阳学院讲授程朱理学。

面对这种情况，元代治国者吸取辽金时期治国经验，采用了较为开明的文教政策，因势利导，对各地书院的建立和恢复加以鼓励和提倡，并将书院与地方上路、府、州、县官学同等看待，归官府统一管理。

这是元世祖忽必烈对书院的承认和提倡，也为汉族士大夫及其子弟开辟了一条出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仅缓和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而且为他们提供了研究学术和讲学、求学的场所，利用他们的文化知识，为发展元代的文化教育事业服务。

因而从此以后，书院这种有别于官学的民间教育机构，在元代就更加兴盛起来。到元代末期顺帝时更是遍地开花，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这正是元代治国者实行比较缓和的文教政策的成功之处。

对元代书院的兴建和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杨惟中，姚枢、赵复、王粹、许衡、郝经、刘因等一批儒家学者，他们有的参与了书院政策的制订，有的主持著名的书院，有的是书院的主讲。皆以儒家经典、尤其是程朱理学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

元代书院的普遍建立，对于普及文化教育、传授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传播宗教思想，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元代富有特色的庙学、私学、宗教和书院等民间教育形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培养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各民族知识分子，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汇。

[旁注]

西域　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

郭守敬　（1231年～1316年），元代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修订新历法。他制订出的《授时历》，通行360多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

话本　宋代兴起的白话小说，用通俗文字写成，多以历史故事和当时社会生活为题材，是宋元时期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今存《清平山堂话本》、《全相平话五种》等。宋代“说话”即说书人的底本。也称为“话文”或简称“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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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元代国师八思巴3岁时能念咒语，7岁时能背诵经文数十万字，大略地通晓其中的含义，8岁时能背诵《本生经》，9岁时即向人们讲经。西藏人称之为“八思巴”，即圣童的意思。就八思巴本人而言，他的成长过程完全得益于佛学教育。

八思巴一生的著作，有《彰所知论》等30余种，是蒙古新字的创始人。他对于普及藏传佛教，促进元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