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经学成就

在隋唐时期教育之中,经学是权威学科,其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所制教材与吏学、文学、语言文字、考据、训诂、伦理、教育等,均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隋唐时期学者明克让著《孝经疏》一部,辛德源撰《集注春秋三传》、《杨子法言法》,萧威著《孝经》、《周易义记》及《大小乘幽微》40卷,张冲著有《春秋义略》、《孝经义》、《丧服义》、《论语义》等近30卷,牛弘修撰《五礼》,勒成百卷,刘焯撰《五经述议》等,为当时的经学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教学参考书或辅助教材。为后世的经学研究和经学教育拓宽了发展之路。

在隋唐时期经学教育和研究中,涌现出了如马光那样的“三礼”权威和房晖远那样的“五经”名家,经学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和水平。

隋唐时期,著名学者王通在私人教学中对经学有较大的发展。他曾仿照孔子的做法开展私人教学,著《续诗》36篇、《元经》31篇、《易赞》70篇,其弟子记其演说汇成《文中子》一书。

和以往的经学教育不同,王通的教学推重《易经》。他教育学生注意钻研和探讨天、地、人的本质和相互间的联系。其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唐代末期、五代时期乃至宋元时期之学均有深远影响。

唐代以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振兴和繁荣都需要经学者进一步的发展。唐高祖时,诏置州、县、乡学,在国学立周公、孔子之庙,高祖亲事释奠之礼。

唐太宗为秦王时,便在秦王府设文学馆,招名儒房玄龄、杜如晦等18人为学士,共议天下大事。及即位,尊经学、兴教化,在弘文殴集4部书20余万卷,并在殿侧开弘文馆,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敬、于志宁、苏世长、薛牧、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18人为学士,分班讲论经义及文史,评论朝政,每至夜分乃罢。

628年,唐太宗下诏罢周公祠,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为学官,规定学生凡通一经以上者,即任用为官吏,以显示其尊崇儒经、大兴文教的政策。

647年,又诏以历代经学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22人配享孔子庙庭。

这些举措,表示对历朝各派经学的普遍关注和兼容,为唐代经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宽松的环境,在政策上避免了经学内部的分裂与争斗。

在倾听各家名儒的讲论之后,唐太宗为了将异说纷纭的经学统一起来,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率诸儒撰定《五经正义》共180卷,后于653年颁行全国。其间,曾有国子博士马嘉运等对《五经正义》提出修改意见,使其书更加完善。自《五经正义》颁行之后,各级学校均以此为教材,每年科举考试也以此为标准答案。

作为教材,《五经正义》偏重训诂考据而轻视思辨和发挥。虽在一定程度上给教学、记诵、考试等带来便利,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五经正义》一直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在唐代乃至后代的经学教育和科举考试中一直占据独尊地位。

唐人在教材选择中反映出一种“务实”的和钻研的精神。如在“三礼”之中,《五经正义》首先选择的是历来不被重视的《礼记》。它的内容更接近日常的社会生活,包括礼节、礼义、礼制、日常生活守则、孔子及儒家言行、儒学论文、时令、史料及多方面的内容,内容广泛、语言朴实,适应面也广。

其中的儒学精神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帮助人们具体细致地获取多方面的知识,了解儒家对人生、理想、教育、生活细节等的思考。

唐代将《论语》、《孝经》、《尔雅》等儒学教材也抬到了“经”的高度。唐玄宗时已在“御撰”的《大唐六典》中规定,在教学过程中和科举考试时,均要重点考“五经”,并要求兼习《论语》和《孝经》。

至唐文宗时,朝廷任长于经术的郑覃为宰相,并奏议,刻“九经”文字于石,仿汉魏旧制,立石经于长安国子监,世称“唐开成石经”。

在唐文宗时,石经内容增至12种,除加入《论语》、《孝经》而外,还增加了《尔雅》。这三部书入“经”,对唐代的经学教育有较大的推动。

在唐代执政者看来,作为孔子言论的《论语》和作为事亲忠君之本的《孝经》包括了儒学最基本的思想内容。加之此两书言简意明,篇幅较短,又不像“五经”那样难懂,粗通文字者便可习读背诵,有利于官方思想深入人心。

[旁注]

三礼 “三礼”记录、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其中,《周礼》偏重政治制度;《仪礼》偏重行为规范;而《礼记》则偏重对具体礼仪的解释,论述。由这“三礼”所涉及的各种礼制的总和,也就是礼“礼”的全部内容。“三礼”是古代政治制度的三部儒家经典,是古代礼仪制度的蓝本和百科全书。

国子祭酒 古代学官名。晋代设,以后历代多沿用。为国子学或国子监的主管官。国子监是古代朝廷最高学府和官府名,传授儒家思想,其中最重要的礼仪就是祭祀,所以国子监的主管被命名为祭酒。

九经 9部儒家经典的合称。隋炀帝以“明经”科取士,唐代承隋代制,规定《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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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爱尚儒教,属意文学,在解鞍歇马后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为治国平天下储备人才。他将孔颖达等18人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采飞扬的优秀人物,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还令大画家阎立本为诸名士写真,大文豪褚亮题赞,高悬于凌烟阁,藏于禁中秘府。

李世民每当军国事罢,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儒雅之风,旷古稀有;亲近之恩,百代罕及。因此时人称之“登瀛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