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古兴学——开科举士

唐代末期及五代时期，群雄割据，政局紊乱，虽然朝代更替频繁，但崇儒之风和经学雕印不比前朝逊色。五代时期各朝设置学校，雕印经书，奖掖明经人才非常普遍，在隋唐时期及宋辽金元代之间起着极为重要的中介作用。

古代教育在北宋初年，兴起了大规模的兴学运动。范仲淹和王安石重视教育的社会地位，主张通过振兴教育来带动全社会的变革，代表了中华文明优秀的重教传统。元代朝廷对民间办学形式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反映出教育对促进民族团结的非凡作用。

五代时期儒学和经学

在五代各朝中，后唐对学校教育较为重视。923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曾设国子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两员，分掌教育之事。

927年，后唐明宗李嗣源时的太常丞段颐请博士讲经，试图振兴文教。第二年正月，敕令宰相崔协兼判国子祭酒之职。崔协上任后奏请每年只置监生200名。这200名监生有投名者，先令学官对其考试，根据其学业深浅程度，再议定收补之事。

后周世宗柴荣时期，朝廷在大梁天福普利禅院重新营建国子监，并营建学舍，成为后来宋代国子学的所在地，而在当时并无大的建树。

五代之时，官学微弱，学馆、书院等教学形式颇为发达，这类学校虽为名儒隐居讲习之所，学习空气比较活跃，但基本崇尚的还是儒家思想。

比如后晋时期学者窦燕山于私宅附近建有40间的书院，聚书数千卷。他还在家里办起了私塾，延请名师教课。有的人家因为没有钱送孩子到私塾读书，他就主动把孩子接来，免收学费。《三字经》写道：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这是对窦燕山教书育人的赞扬。

五代时儒家私学发达的原因首先在于治国者的提倡，科举考试的导向作用；其次是由于经学较之文学及其他学科易学，易于中举升官；再有儒学发展到唐末五代已向简易与实用的方向发展，其思想内容已从文人雅士向平民百姓渗透。

因此，发展与振兴儒学在唐代末期及五代时期有官方和民间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其思想内容虽是保守的，但在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五代时期虽兴替频繁，但学校和科举都保持着，而且各自运转自如。后梁取消了制科，在进士考试中诗赋、杂文、策论等也时有更易，但是，与经学教育有关的诸科，如“五经”、“九经”、“三礼”、“三传”、明经、开元礼、童子科等，反而有了起色。

据文献记载，五代存世的52年间，虽然朝代更易，但“五经”、“九经”、“三礼”等诸科，中选者动辄以百人记。原因是在承平之时，士人鄙视帖书墨义，朝廷也贱其科而不取，而丧乱以来，为士者往往从事帖诵之学，能够举笔成文者十分罕见，朝廷也只好以“五经”、“九经”、“三礼”等诸科为士子进取之途。

五代时期经学教育较之隋唐虽无大的发展，但兴建学馆、书院和雕印经书，则是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五代时期经学教育和明经科的发展是由时代所决定的。五代诸朝都很重视儒家经典的印行、传布和经学教育的发展。当时我国的印刷业和造纸业均有较大的发展，使作为教育重要媒介的书籍得以大量地印刷和流传。学者除广泛从事抄写之事外，还普遍传阅各种刻本。

书籍流传的速度快，范围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帝王和重臣提供经书版本并主持经书的印行，更使经学图籍传播天下。

据《旧五代史·晋书》记载，晋高祖因喜好《道德经》，即命雕版印行。沈恬的《梦溪笔谈》也记载：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

又据《爰日斋丛钞》记载：

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资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九经》，蜀主从之。

这些记载，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经学书籍雕印盛况。

当时除了大量印行《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等经学教科书，还刊印了《经典释文》等经学参考书或辅助教材。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经学教育的普及。

雕版印刷术创始于隋唐之际或更早，而其大发展和应用于教材印制主要在五代时期。五代之初，主要是印诗集、韵书和佛经等。自后唐平蜀，受其雕版印经的启示之后，儒家经典便在国子监中开始刊刻，和唐代的石经相参照，学习者可以在任何地方研读儒家典籍，而不必非要到京师抄写石经。

五代时期经学书籍的雕印，为学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尤其为经学在民间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使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以后的又一次大动荡中，依然保持其优势地位，更对后世宋学的开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旁注]

三传　是解释《春秋》的三部书，就是《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左传》也叫做《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左丘明所撰。《左传》以《春秋》为纲，博采各国史事，编次成书，叙事明晰，繁简得宜，保存了较丰富的历史资料。

石经　是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刻儒家经籍的石经有七种：汉代的熹平石经，三国时期的正始石经，唐代的唐开成石经，五代时期后蜀的蜀石经，北宋时期石经，南宋时期石经和清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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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时期学者窦燕山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窦燕山的妻子连续生下了5个儿子，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培养教育儿子身上，不仅时刻注意他们的身体，还注重他们的学习和品德修养。在他的培养教育下，5个儿子都成为有用之才，先后登科及第。

当时的冯道，后来被称为古代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他曾赋诗一首说：“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这里所说的“丹桂五枝芳”，就是对窦燕山“五子登科”的评价和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