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官学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变化多端，官学的学制设置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尤其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纷呈百态，难以划一；五胡诸国，南北六朝，自行其是，因势造置，学制方面也无一定成规。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官学双轨体制，是由于门阀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当时的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占有独特的地位，他们要求在现行的官学体制中扩大其文化优势，而现存的太学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于是，278年在太学之外另设国子学，从此太学与国子学泾渭两存。

国子学为贵胄学校，太学则专收六品以下庶族地主官僚及平民子弟。这种区分士庶贵贱等级的学校制度从此在形式上正式确立，并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之久，成为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教育形态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双轨的学校体制建立之后，其发展并不稳定。这一点，与门阀势力的消长有直接的关系。

东晋时期，经过多年的战乱，门阀士族势力遭到很大削弱，江左苟安之时，也未完全恢复，竟不能有效地控制国子学这样一小块专有的领地，以致庶族布衣竟不顾禁例，争跻于其间，高门大族虽讥讽国学生员混杂，并自恃清高，却又无能改变这种士庶争夺官学位置的现状。

晋宋时期，随着庶族地主势力的增强，其在教育领域，也多染指国子学。宋齐之间，国子学也兴废无常，劝课不广，其教学成果远在一般学校之下。梁武帝曾经开置五馆，已是不分士庶，广招生徒，而国子学虽然并存于世，其规模及影响竟远在五馆之下。

北朝时期官学最初未分双轨，北魏时期道武帝建都平城，先立太学而无国子学，后来增设国子太学，其时生员贵庶混一，而且学制未分。明元帝在位时，将国子学改称“中书学”，另立教授博士，但学校设置仍未分立。至太武帝时方在平城以东别置太学，并征辟范阳卢玄、渤海高允等名士，拜为中书博士，兼掌太学、中书学之教。

但此时北魏时期贵族大体是指鲜卑拓跋旧部及北边部落氏族贵族而言，尚未归化于魏晋以来传统的门阀政治范畴之内，至太和改制时期，鲜卑贵族才逐步门阀化，并确定了族姓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北魏时期官学适应门阀制度的需求，正式确立了士庶双轨的体制。

后来北魏时期边镇将领拥兵起事，从此，门阀大族多于战乱之中颠簸离散。因此，从北魏孝明帝后期开始，士庶双轨的官学体制已名存实亡，终至隋代也未曾改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学校制度的建立和完备，主要是在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和北朝元魏政权中完成的。南朝的宋、齐、梁、陈虽有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并行于世，但没有形成常规。

北魏时期基本统一了北方后，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进程，并重视恢复和发展朝廷及地方学校教育，以此作为汉化政策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466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制订出古代第一个郡国学制模式，其内容包括：

学校的规模与设置，按诸郡的大小分级排列；教师的录用标准；学生的录取标准与次序。

北魏时期天安学制的公布与实施，标志着古代郡国学校教育制度的正式建立，从此，地方教育改变了先秦时期相对独立于官方之外的状态，开始在行政、设置及教学内容等方面逐步地增加了官方统一控制的比例，这也是封建专制文化建设日趋发展的必然后果。

北魏时期，历朝地方官学体制的设置，虽在形式、内容等方面略有损益，但基本制式和性质大体不变。因此，北魏时期天安学制模式是古代封建社会地方官学的基本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天安学制强调儒家经典和恢复名教的地位，也反映了北方地区经历了十六国战乱之后，重建封建生活秩序、恢复儒家伦理观念的历史要求。这一要求，无疑也是推动社会文化建设的动力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的学校种类有所扩大，学科内容也更加丰富。这一点，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活跃的社会文化现状有直接的关联。就学校种类而言，由于突破了秦汉时期以来单一的太学模式，魏晋南北诸朝时期官学类型不断分化扩大。其数量也因势消长，绝非两汉之常规所能囿限。

这一情况同当时学术文化的活跃状态、不同社会阶层对文化教育的多方面需求，有直接的关系；同时，胡汉文化的融合、帝王的雅好、国家政策的调整及和平环境的产生，均成为推动官学改进的力量。

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于太学之下，又设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小学19所，后秦除太学、国子学之外，又设逍遥院，专门从事佛经的研究与教学；同时，还在长安创建律学，召郡县散吏，教授有关刑狱方面的专门知识，这是古代最早的刑律学校。

宋文帝元嘉年间，设置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馆；宋明帝时期又设总明观以统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当时儒、道、文、史、阴阳诸单科学校，属于综合性的研究学院，从而开创了古代综合大学与研究院合为一体的先例。

南朝齐国时间最短，但也广开武校，并置学士馆，其办学形式，也有独到之处。梁武帝在位期间，除置五馆教授五经之外，又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又建士林馆，广纳学人。

北朝时期官学，多承汉魏遗风，兼采江左风情，而又自成一体。北魏官学除太学、国子学之外，又开皇宗学和四门小学。

皇宗学的建立，把皇室子弟的教育正式纳入到官学教育的体系之中，是对先秦时期朝廷保傅教育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的成果，也说明对于皇室子弟进行汉文化教育，是太和改制期间的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

四门小学的设置，虽然没有详细的史料说明其内容，但确实开创了古代四门学的先例，当是一种庶人教育的初级学校。同时，北魏时期伴随佛、道势力的消长，一度设置崇玄署，这虽然不属学校类型，但也内设仙人博士，专掌道教礼典与研究。

此外，北魏时期还设有太史博士、律博士、礼官博士、太医博士、太卜博士、方驿博士，这些博士虽不尽以教学为专职，但多于常职之外，兼负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职责。这种现象是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官方形式，被隋唐时期以来历代承袭。

北周时期官学的设置，带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并对魏晋时期的传统，给予大胆的否定。以皇室子弟学校为例，即完全仿照《礼记·内则》建制：虎门学为天子路寝之门学，也即内学；路门学则为燕朝之外的路门之学，相当于西周的门塾之学，也即《内则》所谓的“外傅”之学。这种完全模仿西周旧典的学校建置，也是北周时期管理者标榜自我承运西周正朔、服色，强化正统地位的政策内容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种类的分化与学科内容的扩大，具有混合一体的关系，即学校的设置与学科的设置，尚未分解成两个独立的，或相互包孕的概念；在这种意义上，一个新学科的建立，就意味着同一专科学校的出现。

学校类型和学科门类的扩大，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事业多方面发展的成就，也体现了当时文化学术的多元性特色，并促进了社会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为完备的唐代官学体制和学科文化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从这种意义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实为古代官学的飞跃发展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的经营和办学手段，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为后世官学教育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先例。官学经营颇具特色的主要有：后赵、宋、齐、梁和北魏的官学。

后赵石勒有功于教育者，一是扩大了小学的名目，反映其办学形式的多样化；二是颁定了郡国立学的诏令；三是采用了分科教学的形式。

南朝时期宋文帝崇尚文治，元嘉兴学，设置四学，既不拘常规，因人而立。这种办学形式，可谓对教师迁就备至，既有礼贤下士的因素，但也反映了当时办学观念的灵活多样。

南朝梁武帝办学也颇具有特色。梁武帝所设五经博士，本为汉魏传经，但不同的是，梁武帝将五经分设五馆，这是古代官学史上最早的经学专科学校，在办学形式上也大大突破了汉魏旧学模式。

齐武帝于485年兴学，因世家大族出身的国子祭酒、临沂王俭精通礼学，谙究朝仪，遂省总明观，将学士馆开办于王俭家宅。这种门阀家学与官学合流的形式，在古代官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齐官学的衰败和门阀家学对官学的兼并。

北魏时期办学是其汉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应，北魏时期官学也以此汉化政策为办学的宗旨。比如为学生授官品之待遇，就反映了北魏时期办学并不完全拘于汉学的传统，因势而设，注重实际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政权，虽然多于战乱中建成，但仍然将视学、养老、释奠作为官学的古老传统，其宗旨在于昌明政教法令，显示帝王养贤尊德、重视文教的意愿，对全国教育的发展具有法定的指导和示范作用。

晋代诸帝多躬讲《诗》、《书》、《孝经》、《论语》，亲临太学释奠祀孔。南朝宋文帝也重视释奠、视学礼仪，并因袭晋制，由太子释奠国子学，讲授《孝经》。其后，齐、梁、陈诸朝朝廷，也多有视学释奠活动。北魏朝廷十分重视养老、释奠礼仪以此标榜名教，倡励儒学。

这一时期视学、释奠、养老活动的频繁举行，既反映了当时政局变化多端的一个侧面，也正反映了管理者力图拨乱反正，重建儒家伦理秩序的努力。从中也能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并恢复了汉代“以孝为本”的伦理教育传统。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逐步形成并确立了中央官学的双轨体制，郡国学校制度逐趋完备，学校种类和学科门类扩大，办学形式灵活多样、不拘常格，重视国学的视学、养老及释奠礼仪。这些发展变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古代官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旁注]

五胡　两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晋代朝廷的衰落与南迁，原居北方的少数民族纷纷南下，与汉族比邻，并先后建立了15个北方政权和一个西南政权成汉。由于这些政权主要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5个少数民族所建，史称“五胡十六国”。

门阀　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制度是古代历史上从两汉时期至隋唐时期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姓氏家族所垄断。唐代逐渐被科举制度所取代。

国子学　是封建时代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晋武帝于276年始设，与太学并立。国子学与太学，名称虽异，历代制度也有变化，但俱为最高学府。唯当两者并设时，国子学之教育对象乃属于更高级统治者之子弟。国子学一般设有博士、掌教、助教、直讲等职员。

鲜卑　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兴起于大兴安岭。鲜卑族起源于东胡，在秦汉之际，退保鲜卑山，以山为号。隋唐时期，鲜卑作为民族实体和政权实体逐渐减弱，融入其他民族之中。

四门小学　国立学校名。北魏孝文帝于496年置四门小学博士，专门面向皇族子弟的皇宗学。作为皇宗学的延续，四门小学在北魏末期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北齐时期循北魏时期制度，设国子、太学、四门学，至唐代四门小学逐渐演变为大学性质的中央学校，不再针对宗室子弟，转为面向低级官僚子弟及一般百姓。

正朔　汉武帝时候和太初历直至今天的夏历，都用夏正。古时改朝换代，新王朝常重定正朔。虽然汉以后朝代很少改正朔，但改年号，颁历法仍然是天子体现皇权的重要手段。旧时称历书为皇历，盖因历书必由皇帝所颁。直至近代，历法正朔，仍被视作是政权的标志。

[阅读链接]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王朝的第六位皇帝，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亲政后推行汉化改革，史称“孝文帝改革”。他的改革中有涉及习俗方面的内容：一是建行大典的明堂，开办太学，征求典籍，并定礼乐；二是在洛阳建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大兴儒术，重用儒生，以爵赏奖励学士。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胡汉两族的血统、宗教、言语、风俗，和习惯等，从此彻底溶入于汉族的集团中，对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