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儒学教化

隋唐时期儒学教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教化制度的创立方面，其足以影响后世教育的发展。

隋文帝杨坚非常重视振兴学校。为了管理各级各类学校，他曾特设国子监，作为教育的行政领导机构。国子监初名“国子寺”，593年改为“国子学”，607年又改为“国子监”，从此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在当时，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总管国家教育事业，在行政上不隶属太常寺，是独立的最高教育机构。通常，在祭酒之下设主簿、录事等专职人员，负责统领各级各类官学。可以说，这是古代历史上首次设立的专门教育行政部门，也是专门设置教育负责官员之始，在古代教育的历史发展中，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在国子监控制下，首先发展健全的是以国子学为首的中央官学系统。除有传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外，隋代首创了书学、算学和律学等专科类的中央官学，形成了所谓的“六学”系统。

开皇初，隋文帝颇为倡导文教，设国子寺，使强学待问之土毕集，京城聚集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负笈追师，不远千里，其中以齐鲁赵魏学者尤多，其讲诵之声，道路不绝。

隋文帝晚年，转而喜好刑名说，同时又发现国学虽然学生颇多，但徒有名录，空度岁时，在601年废天下学校，只存国子学一所，有学生72人。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复开庠序，使国子学和郡县学之盛超过了开皇初年，形成了隋代第二个兴学高潮。在当时，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炀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

隋炀帝时的藏书量是古代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时期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古代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是古代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

当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隋炀帝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他注重个人品质的选拔人才的政策，为唐代初期培养了大批的强毅正直的人才。

唐代初期，便大力发展文教事业。唐高祖李渊即位时即下令国子置生72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140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置生130员，取七品以上子孙。在地方官学中，将郡县之学分为三等，上郡学生60员，中下郡则各50员；上县学生40员；中县30员，下县20员。至于对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还在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育之。

唐代教育制度的完备是在唐太宗李世民执政阶段。唐太宗开展了全面的建设事业，在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风范，开辟了领域，被后世奉为治世明君。

在这一时期，唐太宗曾于627年在门下省置弘文馆，聚《经》、《史》、《子》、《集》4部书共20余万卷，精选天下著名儒者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等人以本官兼学士，以褚遂良为馆主。馆中不仅讲论文义，商议政事，还传授书法，教授经业。

639年，唐太宗在东宫设立了崇贤馆，也就是后来改名的崇文馆。自此，在13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唐太宗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基本上形成了唐代以“六学二馆”为代表的官学体系。

起初，唐代廷尽召天下经师老德者以为学官，广建学舍1200区，大量增加学生员额。后又在屯营、飞骑等军事建置中设学舍，并由博士教授。高昌、吐蕃以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也都积极派遣子弟前来求学，学生总额达到8000余人。

唐玄宗李隆基时是唐代学校兴盛的又一个高潮时期。719年，唐玄宗敕令州县学生选送“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那些贡举落选而愿入学者也可入四门学学习，这是后世贡举入监之制的滥觞。

在这一时期还规定了学生补阙的制度。如国子监所管的学生由尚书省补，州县学的学生由州县长官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朝廷此时明确规定百姓可以任意设立私学，有愿在州县学寄读受业者即非正式的寄读生也可应允。在政策上为民间学术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不少学者从家学和拜师求教的私学中获取了许多可贵难得的学识。

718年，置丽正书院，置文学名士徐坚、贺知章、张说等人为学士，在修书之余亦行讲读之事，为后世书院教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725年，丽正书院改为“集贤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待遇颇为优厚。

至739年，朝廷敕今天下州县于各乡里设立学校，择师而教授，使当时的学校由州县又进一步扩展到乡里，拓宽了教育的普及面。

唐玄宗为了支持学校教育的发展，曾在753年敕令天下罢乡贡之举，规定不经由国子各学及郡县学学习的学生不许参加选举。尽管这一规定在两年后取消，恢复了乡贡之制，但其影响是积极的，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隋唐时期主要实行崇儒兴学的文化教育政策，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扩大了官吏的来源，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旁注]

刑名　战国时期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学派。主张循名责实，后人称为“刑名之学”。韩非把名辩学与法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使名辩学成为他建立和论证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工具。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九品中正制　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此制至西晋时期渐趋完备，南北朝时期又有所变化。它上承两汉时期察举制，下启隋唐时期之科举，在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

进士科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取士的科目之一。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隋代以后各朝代选拔官吏的主要科目。始于隋炀帝时，唐代科目虽多，而进士科特受重视。宋代以后其他科目多仅存空名，进士科遂成为科举制度中的唯一科目。考试内容，自北宋时期虽屡变，而终于以经义为止。

弘文馆　古代官署名。唐代置修文馆于门下省，后改名弘文馆，聚书20万卷，为朝廷藏书之所，也为皇帝招纳文学之士之地。同时集聚人才，开拓文化，功不可没。

崇贤馆　唐代官署名。唐太宗时置，属东宫系统，后改称“崇文馆”。本为皇太子读书之处。唐代在此设“崇贤馆学士”，以侍讲宫中。崇文馆又是唐代的贵族学校。另外，崇文馆也是宫内秘籍图书校理之处，是一个大型的皇家图书馆。

丽正书院　唐玄宗时于718年设丽正修书院；724年在东都洛阳明福门外设丽正书院，第二年改称“集贤殿书院”。置集贤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等官，以宰相一人为学士知院等，常侍一人为副知院事，掌刊缉校理经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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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时，曾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隋炀帝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

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裴世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收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地理学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