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书院教育

明清时期，书院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几度兴衰。明初，因为汉族政权的恢复，提倡科举，重视官学，士人也都热衷于正统学业，书院受到冷落。

明代中后期，因为科举越发僵化，官学有名无实，一些理学家为救治时弊，多立书院，授徒讲学，于是，书院兴盛起来。

在当时，书院讲学最为著名的是理学大师湛若水和王阳明。他们驻足之处，必建书院，聚徒讲学。他们提倡心学，在理学中别树一帜。他们的弟子后学继续建立书院，聚徒讲学，于是，书院讲学之风盛行一时。

由于当时书院的自由讲学与治国者的文化专制不相容，明代后期日趋腐败的政治必然遭到儒家士大夫的批评，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加强。所以，从明代嘉庆、万历时期以后，朝廷先后4次下令禁毁书院。但是，因书院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很快又得以恢复。

明代最著名的书院是位于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原为宋代学者杨时讲学的场所。明代正德年间，乡人邵宝继承杨时讲学之志，重建书院，谓之“东林”，王阳明为之作序。1604年，被明代朝廷革职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等复建东林书院，扩大规模，聚徒讲学，并订立《东林会约》。

东林书院以追求“为圣为贤”的“实学”为务，常议论朝政得失，抨击权贵，揭露腐朽。书院的这一特点，集中地体现在顾宪成为其题写的一幅对联上：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书院每逢会讲，远近赴会者常数百人，就连“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也可以到书院听讲。久而久之，在江南形成一个著名的东林学派，其影响逐渐蔓延至全国。东林党人在京师也办起了首善书院，打破了都门不敢讲学的戒律。

清代初年，治国者推崇科举和官学，对书院采取抑制的态度。1652年，清代朝廷明令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学经书义理躬行实践，不允许再创书院群聚徒党，空谈废业。

然而，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仍坚持书院的讲学活动。南有黄宗羲讲学于海昌、姚江等书院，北有颜元主讲于直隶漳南书院，西有李顒主讲于陕西关中书院。

在这种禁而不止的形势下，清代朝廷感到抑制书院的政策行不通，倒不如加以提倡，使之为我所用。于是，雍正皇帝在1733年诏谕在各省设立书院，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

清代书院的生员，由各州县选拔。对“山长”、教师的考核、惩罚、提调，也由地方当局办理。朝廷为书院拨给经费或置学田，使其经费有所保证。

由于官学和科举已完全合流，而官学的教学容量又很有限，所以也需要兴办书院作为官学教育的补充，特别是向生员提供学习场所。这类的书院占到清代书院总数的90%以上。

在教学内容上，以科举文字的训练为主，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官学的分校或官学的读书场所。如北京的金台书院就是由顺天府主办，供国子监贡监生、京师生员在此修业，也招收部分童生，官方给予生活津贴。一些大书院的建筑，已经与官学相通，也有孔庙之设，同时又体现书院读书学习的典雅特色。

清代中后期，书院高度发达，遍布各地，连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也办有书院。尽管大多数书院已官学化，但毕竟还是读书学习的场所。与此同时，有一些书院仍保持研究型的本色，如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就是当时训诂考据学研究与教学的重点场所。

这两所书院以“专勉实学”为教学宗旨，注重扎扎实实做学问，编撰出版了1400卷的巨著《皇清经解》。还出版了《沽经精舍文集》和《学海堂集》，体现了治学的巨大成果。

书院不仅对古代社会的教育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先后传至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至今在这些国家仍有不少书院，尤其在日本更为普遍。

[旁注]

王阳明　（1472年～1529年），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是古代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杨时　（1053年～1135年），北宋时期学者、官吏。历官浏阳、余杭、萧山知县，荆州教授、工部侍郎、以龙图阁直学士专事著述讲学。以“程门立雪”的好学精神和尊师重道而著称于世。

黄宗羲　（1610年～1695年）。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阮元　（1764年～1849年），清代嘉庆、道光间名臣。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一代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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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学者杨时讲学的场所，后来成了明代著名的东林书院。杨时潜心学习经史，曾经在颍昌以学生礼节拜著名理学大师程颢为师，师生相处得很好。程颢去世后，杨时就在卧室设了程颢的灵位哭祭，又用书信讣告同学的人，然后又到洛阳，准备拜程颐为师。这时杨时已40岁了。

这一天，杨时拜见程颐，程颐正闭着眼睛坐着，杨时就侍立在门外，天降大雪也没有离开。程颐已经察觉的时候，那门外的雪已经一尺多深了。“程门立雪”的典故即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