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洋务教育的措施

1861年1月13日，长期主持清代朝廷外交事务的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在一篇陈述“御夷之策”的奏折中，备论“夷祸之烈极”，主张审时度势，权宜办理夷务，并提出拯救夷祸之急的“六条章程”。

在这个章程的第五条中，奕訢主张在原设的俄罗斯文馆的基础上，选各省的八旗子弟十三四岁以下之天资聪慧者各4人，学习英、法、美三国文字。

1862年8月，在奕訢等人的大力倡议下，同文馆正式成立。它的创建是洋务教育的开门之举，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的萌生。

奕訢提出的同文馆办学“六条章程”，全部是仿照俄罗斯文馆的旧例。除教学内容之外，它与清代旧有的官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同文馆的教习，原拟从广东、上海两地挑选谙解外语的中国人担任，后又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另聘候补八旗官学教习作澍琳充汉文教习。1863年，又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并分聘法国传教士司默灵、俄国人柏林担任法、俄文教习。

1866年12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訢，在总结同文馆5年来的办学经验时认为：同文馆所收八旗幼童经5年的学习，虽于洋文洋语尚能领略，但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穿，其功力所限，难以速效。

因此，奕訢提出3条建议：第一，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讲求天文算学等格致原理；第二，提高学生的档次，从满汉举人及“五贡”正途生员中挑选20岁以外者入馆；第三，聘请洋人在馆教习天文，算学，以期数年后有所成效。

奕訢所提出的上述3条建议，即可提高同文馆的声望，又有利于在旧学制内推广自然科学教育，并可缩小新学的反对面，扩大选择生员的范围，也有助于折中调和中西学问的冲突，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富于见识的主张。

事实上，除第一条增设天文算学的建议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外，他的后两条建议因受旧势力的顽强抵制，不再有科举正途出身者投考。

自天文算学馆创设以后，同文馆由一个初级的外语学校，变为一个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实用科学的学校。

扩充后的同文馆课程在原先的中文、外语之外，逐步增设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为洋务教育的进一步扩展开辟了道路。

在同文馆的带动下，洋务派的其他重要人物也纷纷效仿，兴办洋务学堂，使洋务教育在19世纪60年代形成了初步的声势。诸如：李鸿章于1863年创办的上海同文馆、1864年创广州同文馆，左宗棠于1867年创办福建船政学堂，均在当时的教育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都属于早期洋务教育的重要设施。

这些学校为我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近代的外语、军事技术人才和外交骨干。像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曾任首届驻日本大使的汪凤藻等，他们在推动我国近代化、介绍西方先进的自然，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

此外，早年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的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及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的黄祖莲等北洋水师将领，在甲午海战中英勇抵抗日军侵犯、壮烈牺牲，尤为国人所敬仰。仅此而论，早期洋务教育的成果也是不宜一概抹杀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是洋务教育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由于洋务派在朝中顶住了守旧势力的反对，并占据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相当一批重要的督抚职位，在朝廷及地方均形成显赫的实力派，因而得以大力推进洋务学堂的建设。

在当时，洋务派所建的新式学堂达30余所。这类学校大体可分为4种类型：

一是兼习西学的外语学堂；二是军械技术学堂，如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操炮学堂、工艺学堂及广东实学馆；三是专业技术学堂，包括电报、医学、铁路、矿务、工程等工种；四是水师、武备学堂，属于专门培养军事指挥人才和训练作战技术的近代军事学校，如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张之洞创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及江南陆师学堂，曾国荃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等。

新式学堂的办学宗旨及课程内容的设置更加务实：在处理中西学术的关系方面，更加突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而在分设学校的种类方面，则明显地将军事教育及与军事关系密切的专业技术教育，置于重要的位置。

其他与军事关系较远的学科，如农业、渔业、金融、交通、水利、商业等，虽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却没有占据丝毫的位置，只有湖北自强学堂一度设置商务斋，但也因其流于空谈而少实际便又停办。

洋务教育作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在国家屡遭外国军事、外交凌辱的情况下，优先发展外语、军事技术及军事工业教育，也是必然的选择。但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之后，仍然对于教育改革的进程没有一个统一整体的全国性规划，导致后继发展无力，而且没有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成为了检验洋务运动及其教育成果的关键性事件，而清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惨败，则标志着洋务运动及其教育事业的破产。

洋务教育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尽管它是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的教育措施，但毕竟是迈出了我国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并且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化人才。

[旁注]

爱新觉罗·奕訢　（1833年～1898年），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道光帝遗诏封“亲王”。清代末期洋务派首领，咸丰年间，奕訢于1853年至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奕訢授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签订了《北京条约》。

同文馆　清代最早培养译员的洋务学堂和从事翻译出版的机构。1860年清代朝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综理洋务的中央机关。同时恭亲王奕訢等人建议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同文馆。该馆为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最初只设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后陆续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学等班。

五贡　清代科举制度中对五类贡生的总称。包括：恩贡、拔贡、副贡、岁贡和优贡。这五类都是正途出身资格。另有捐纳取得的贡生，称为“例贡”。学政会同巡抚验看，咨部依科分名次、年份先后，恩、拔、副贡以教谕选用，岁贡以训导选用。

李鸿章　（1823年～1901年），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左宗棠　（1812年～1885年），清代晚期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变和收复新疆维护祖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

严复　（1854年～1921年），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是清代末期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邓世昌　（1849年～1894年），清代末期杰出爱国将领，民族英雄。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谥“壮节公”，追封太子少保衔，其后人多为仁人志士。

中日甲午战争　它以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按我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清代朝廷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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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曾长期担任驻日使节，在详细考察了日本的历史、政治、军事、教育等国情后，曾经著有《日本杂事诗》及《日本国志》。在书中，黄遵宪备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发展小学义务教育、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的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失败后，有人对黄遵宪说：你的书若早一点儿让大家看到，价值可抵两亿两银子。但在甲午战争前，既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黄氏反而因此被斥为“罪大不可逭”。这其实是洋务教育最终走向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