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教化之风

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确立与初步发展时期，其文教政策过程经历了由秦代法治教育向汉代德治教育的转变，完成了一个华丽转身，由此奠基了其后古代社会文教政策的基调。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及门阀家学虽然时兴时废，但尊孔崇儒学的汉化教育是其主流。隋唐时期，教育高度发展，尤其是在唐代，学校齐全，生徒众多，不仅儒家教化及经学成就非比以往，科技教育也取得了了显著成效，彰显了封建社会教育的繁盛景象。

秦代法制教化的政策

公元前215年的秋天，秦始皇第四次出巡。秦始皇乘着车辇，在文武群臣的护卫下，浩浩荡荡地从碣石向东北的仙岛前进。

随着均匀的马蹄声，秦始皇不觉沉入对往事的追忆中，他回想起自己幼年在邯郸时的老师，仿佛老人家就在眼前，虽说严厉，可令人钦敬难忘。

秦始皇想：我嬴政能有今日，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呢！

那位威严的老人第一次给秦始皇授课时，讲的就是舜帝赐给大家的姓。他给秦始皇先分别讲了“亡，口，月，女，凡”，然后再合成一个“嬴”字。第二天就要秦始皇背写这个字。

秦始皇说：“老师，这字太难写了！”

老师说：“什么？一个嬴字就难住了！将来秦国要你去治理，难事多着哩，能知难而不进吗？”说着就举起了荆条棍惩罚他。

秦始皇已多年没见过这位老师了，他听说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突然，车停了。前卫奏道：“仙岛离此不远，请万岁乘马。”

于是，秦始皇换乘了心爱的大白马。过不多时，便到了岛上。始皇环视渤海，胸襟万里，豪气昂然，更加思绪万千。待到他低头察看眼前时，忽然下马，撩衣跪拜起来。

随从的大臣们见此情景，莫名其妙，也只好跟着参拜。等皇帝站起身来，大臣李斯才问他为何参拜。

秦始皇深情地说：“众位卿家，此岛所生荆条，正是朕幼年在邯郸时老师所用的荆条，朕见荆条，如见恩师，怎能不拜！”

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岛称为“秦皇岛”。传说岛上的荆条为秦始皇敬师的精神所感动，皆垂首向下，如叩头答谢状。

秦始皇当上皇帝以后，还记得已去世多年的当年那位严格教诲过自己的老师，说明他有着尊师重教的良好修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秦王朝礼教的面貌。

秦国自秦孝公用法家思想为指导，实行变法后，就把“公”和“忠”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由于变法的胜利，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新秩序，所以自秦昭王起及至秦始皇统一全国，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观念，逐渐被秦国管理者所重视。

秦简《为吏之道》记载：

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

这说明“孝”道不仅已被承认，而且提到了与“忠”相辅的地位。

其实，秦始皇后，秦王朝推行的封建道德规范，主要不是以教育为手段，而是仍依法家的“立法化俗”的思想。事实上，秦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采取的所有措施，莫不与巩固统一有关，而其指导思想，主要来自法家的“一统”理论，其教化政策因此表现出鲜明的法家特色。

秦代在文化教育方面，将法家的法制思想发挥、推广到极端的地位，采取了“书同文”、“行同伦”、“设三老以掌教化”、“禁私学”等一系列文教政策，使文化教育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书同文”、“行同伦”，这是秦始皇统一初年推行共同文字和规范社会伦理、行为习俗的教化举措。

秦始皇统一后，为了消除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丞相李斯建议秦始皇进行文字的整理和统一工作，将“大篆”和“古文”综合改造，减省笔画，使之简单易写，形成新的文字“小篆”，又称“秦篆”。

为了推动“书同文”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实施，秦王朝统一文字后，立即组织编写字书颁发全国。

秦代“书同文”的文教政策，不仅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化、定型化过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对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贡献，而且对维护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心理也有不可轻视的作用。

为了使民众在行为上规范，秦始皇又推行了“行同伦”的治国政策，以整合统一后的各国民众。“行同伦”的目的在于改变原来六国贵族的不同民俗、道德和思想，教化民众，使全国人民统一法度，统一思想。

这一政策虽属专制国家对民众强化管理的举措，但它进一步融合当时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增强民族凝聚力，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设三老以掌教化”，这是对民众实施普遍的思想教化的政策。“三老”是一种乡官，是中央集权统治机构的基层组织中的官职之一。

公元前211年，秦国将分天下为36郡，郡下有县，县下有里、亭、乡。基本上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设三老，掌管乡民法制教育、耕战教育和尊卑教育。三老由国家给予一定公职待遇。朝廷通过设置三老直接对一般民众进行广泛的法制教育和思想教化。三老与“行同伦”的政策相辅相成，构成从朝廷到地方的思想教化系统，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对于私学，李斯认为，必须由政治上的统一再推进到学术上的统一，否则异说横行，会危及并瓦解政治的统一。他指出，今天下已定于一尊，但各私家学派仍以自己的学说相传授，以标新立异为高，特别是“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首”，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李斯主张禁止私学。

私学是传播学术思想的途径，书籍是文化知识的载体，禁绝私学，就必然要取缔在民间收藏流传的各种文献典籍。为了达到禁私学的目的，秦王朝通过刑法来强制执行，加大了对文化教育领域的治理力度。

秦代的博士制度也是秦代教育的重要内容。秦代没有设置专门管理教育的职官，与教育关系相对比较密切的，当推博士。博士官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但尚无定制。秦统一后建立官制，博士才正式成为朝廷中的固定职官。

秦代的博士是指当时的博通古今之士。这些博士不专限于治六经，学术上有一专长即可得为之。秦代博士有不少是儒生，也有各种文学、方术之士。博士没有专职行政事务，他们作为专家、学者，主要起咨询、顾问的作用，都曾受秦始皇器重。

秦代博士是执掌《诗》、《书》和百家之语的，与教育管理关系密切。秦代的焚书禁令不施于博士执掌的书籍文献，但在当时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下，博士的讲学和学术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吏师制度是秦代培养官吏的主要方式。吏师制度虽然渊源于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的教育管理制度，但它的指导思想却出自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代禁绝私学，士民唯一可学的只有国家的法令，教育者必然是执法的官吏。

李斯说：“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群禁”。他又明确指出：“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这些主张得到秦始皇的认可，成为秦王朝的一项基本文化教育政策。

秦王朝在统一六国之前，曾经在朝廷机构设有专门训练吏员的“学室”。《秦律》规定：

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

“史”即在朝廷机构中从事文字工作的低级文吏。由此可见，秦代很早就存在“学室”，入学的弟子必须是“史”之子，学习的目的是培养为朝廷服务的文化官员。

秦代还专门制订《除弟子律》，就学吏弟子的管理、任用办法作了具体规定。秦简有一篇《为吏之道》，据有关学者推测，这可能是学室中供吏师弟子学习的文化课本和政治课本。

秦王朝在政治方面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主动性极强；在教育方面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同样具有鲜明的法家特色。

秦文化在古代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它的这种政治文化和教育文化。显而易见，由于秦代的教育政策及社会教化推行至极致，在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秦文化中，占据着不可或缺重要地位。

[旁注]

碣石　位于河北昌黎县城北。有关碣石出处有两说：一说在河北昌黎；一说在辽宁兴城。考古工作者在孟姜女庙附近的孟姜女坟发掘出一些古代物品，证实昌黎是碣石真正的所在地。

李斯　（约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在秦王政灭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王朝统一天下后，制订礼仪制度。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我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2000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秦孝公　（公元前381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秦国国君，谥号为“孝”。他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奖励耕战，并迁都咸阳，建立县制行政，开阡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不断增进农业生产。自此国力日强，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秦简　是战国时期的秦国及后来的秦王朝遗留下来的简牍总称，于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秦墓葬中出土。战国时期和秦代，书写主要利用竹木简，没有现在的纸张。秦简的发现对于研究秦的历史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秦法律的研究，尤其重要。

方术　方术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古指关于治道的方法；二是指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秦始皇信方士之说，派人求不死之药，终无结果。

《秦律》　秦代法律的总称。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时曾改李悝的《法经》为律，颁行秦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秦律修订，作为全国统一的法律颁行各地。秦二世即位后，又修订了秦朝的律令。《秦律》的律文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生活等各个方面。

[阅读链接]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准备在公元前213年执行郡县制。这时，博士淳于越等人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恢复分封制，还拿出“祖宗之法不可变”之类的陈词滥调。面对淳于越等人的反对意见，秦始皇不但没有处罚他们，还让大臣们一起讨论这个事情。

丞相李斯驳斥了淳于越等人的观点，主张禁止百姓博士尤其是以古非今，诽谤朝政。同时，李斯又力陈郡县制的好处，最后讨论的结果仍然是执行郡县制。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