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第一次反共逆流

武汉沦陷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已经认识到,它的劲敌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于是改变侵华方针,对国民党由军事进攻为主转为政治诱降为主。此时,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保住自己在亚洲的殖民利益,便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去拉拢日本,促使日本进攻苏联,妄图把中国变成捷克,实现其远东慕尼黑阴谋。这样,英、美大使多次和蒋介石密谈,劝他与日本讲和。

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下,国民党内部发生破裂,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伪政权。蒋介石集团也开始妥协动摇,反共反人民。

1938 年末,国民党政府退却到重庆,并以重庆为陪都。蒋介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由来已久的溶共思想变成国民党的反共方针。

12 月 6 日,尚在桂林的蒋介石约见了周恩来,要求并党。他说:中共既然信仰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然后约毛泽东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是否可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立即明确回答: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是抗战的出路,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与国民党的想法、目的不同。国共终究是两个党,要求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

蒋介石碰了钉子,大失所望,但他并不死心。

12 月 12 日,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来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蒋介石会见了他们,又提出并党要求。他恶狠狠他说:“我的责任就是要将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也不甘心,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他的溶共思想真比花岗岩还顽固。在遭到我党代表反对后,他又厚颜去拉拢,他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章严辞拒绝,并指出蒋介石的恶意。

1939 年 1 月 20 日,就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又提出并党之事,并询问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意见。

周恩来语气坚定地说:此事还未得我中央的电告,但是,要将我党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大党是不可能的。接着,他又历数了几个月来国民党制造的反共事端,要求蒋介石作出解释。

蒋介石避而不答,却让周恩来电告延安,希望中共能在五中全会期间给个答复。

  1. 日,党中央致电周恩来,这份党中央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五中全会的电报指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主、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而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可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党。

24、25 日,周恩来分别把党中央的电报抄送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五中全会。

在我党坚定的拒绝下,蒋介石并党的美梦彻底破产了,于是,他由融共转向反共。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并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

五中全会是国民党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国民党从片面抗战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枪口不是对准侵略者,而是转向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了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竹沟等一系列惨案。一时,华北、华中上空乌云滚滚。

刚刚成立的南方局,面临的是这股带着血腥味的反共逆流。

周恩来以政治家独具的慧眼洞察着这变幻的风云。逆流刚刚涌动,他就和南方局常委们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并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他在写给中央的《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中指出: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虽然整个形势基本上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还是要团结的,但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和行动在发展,这是逆流,是日本、汪精卫之流可以利用的基础,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

面对国民党制造的惨案,周恩来挺身而出,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与国民党军事当局进行交涉,展开有勇有谋的合法斗争。

1939 年 6 月 11 日,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桐率领 5000 多人,袭击

了八路军驻冀中深县吕正操部,杀害八路军指战员 400 多人。吕正操被迫率领部队反击,经过一天奋战,消灭、俘虏了大部分国民党军,张荫桐带着十几个残兵败将仓皇而逃。这就是深县惨案。

周恩来得知后,首先估计到恶人先告状,张荫桐回去后定要颠倒黑白, 嫁祸于人,于是,他给朱德、彭德怀发电,让他们把张荫桐进攻冀中的详细情况报告给蒋介石、陈诚、何应钦等人,说明不得已自卫的原因,说明责任不在我方而在张荫桐。

果不出周恩来所料,张荫桐逃回后,马上致电蒋介石,不讲他溃不成军, 却胡说冀中八路军制造了这个事件。真是杀了人又喊冤。

张荫桐的诬告给蒋介石反共找到了借口,于是,陈诚代表国民党军事当局致电周恩来,提出抗议。

周恩来立即回电,指出:河北深县、冀县间所发生的不幸事件,据朱德从前方来电称,确由于张荫桐包围在深县刘家庄八路军吕正操部而起,致发生激战。现朱德已致电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会同派员彻查真相以便处理, 请电鹿速即派员,并令部属勿再故生是非,致使事态扩大。

这样,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派人调查,结果真相大自,而张荫桐的惨败更丢尽了蒋介石的面子,不久就被兔职。

深县惨案的第二天又发生了平江惨案。国民党 27 集团军杨森部包围了湖

南平江嘉义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长、新四军上校涂正坤等 10 人。血案发生后,周恩来致电陈诚,提出强烈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北事

未平南事又起,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此种阴谋,弟敢断言决非止于反共, 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人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心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

周恩来在电报中又请陈诚转告蒋介石,要求严令查明此案真相,对死难者务请给以抚恤,对肇事者务请严予惩治,并责令保证以后再不发生此类事件。

然而,蒋介石为了掩饰事件真相,拖着不查。于是,周恩来再电陈诚、何应钦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揭露国民党制造平江事件的阴谋,要求严惩肇事者。

为了让广大群众了解事件真相,周恩来又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 公布平江惨案的经过,重申我党的严正立场,蒋介石反共阴谋也昭然于天下。

深县、平江两地惨案发生后,周恩来担心再突发更大的反共事件,为保护国统区党组织,立即召开了南方局会议。周恩来指出:目前时局急剧转坏, 很可能有突然的大的反共事件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好转,但同时应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发生。党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须作必要的转变。

根据他的指示,南方局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保密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 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

为挽救时局,制止反共逆流,维护统一战线,党中央于 7 月 3 日、6 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这个宣言是动员全国人民反对日本诱降和国民党中投降妥协倾向的有力武器。

接着,党中央于 8 月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了八次发言。他认真总结了两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并从理论上对统一战线问题作了初步总结。他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既是民族的、民主的,也是社会的。这三方面的特点是不平衡的。又因为蒋介石的思想基本是反动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周恩来精辟的论述阐明了统一战线的性质,为我党今后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我党采取一切积极措施维护统一战线,然而,国民党政府还是沿着反动的歧途越走越远。特别是 1939 年 9 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的猖狂进攻助长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气焰,“摩擦”很快发展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队侵占了我关中分区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并集结重兵要进攻延安;在山西, 阎锡山部队突然袭击了我决死队;在太行山区,国民党朱怀冰部队在日军配合下,向太行山进犯,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从 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间, 国民党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各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给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回击。在陕甘宁边区,三五九旅由华北调回,协同留守部队打退了胡宗南部队的进攻,驱逐了国民党在绥德分区五县的官吏,使 50 万人民获得解放。在山西,抗日决死队粉碎了阎锡山部队的围攻,转入到晋西北和太岳区,编入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驻守的八路军部队一举歼灭了朱怀冰部的三个师。我党有力地击退了这股来势凶猛的反共逆流,巩固发展了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