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历史上,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舆论总是先行。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亦如此,具体表现在中共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之间的论战。
8 月 14 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去第一封邀请电后,又授意给中央日报社, 说毛泽东是不会来重庆的,要借此发动宣传攻势,把不愿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加在共产党头上。于是,中央日报社的胡健中、陶希圣等人密谋后,导演出一幕假戏真做的闹剧。
8 月 16 日,《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以三栏篇幅,用大字标题刊出了《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事》的新闻,并公布了电文,摆出一副渴求和平的样子。
8 月 21 日,《中央日报》又以同样的手法刊登了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为了揭穿《中央日报》的骗局,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新华日报》采取
了针锋相对的态度,也于同日在二版短栏刊出蒋介石的电文,并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蒋先生哿电书后》的社论,对蒋介石玩弄的假谈真打的阴谋进行了揭露,对所谓盟军总部作出对日受降办法的无理规定进行了驳斥,揭穿了他们玩弄的反革命两面派做法。
真相被揭穿,国民党反动派们图穷匕首见,竟下令新闻检查机关扣压这篇社论。《新华日报》为此开了天窗,国民党反动派们搞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也因此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舆论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8 月 24 日,即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去第三封邀请电的第二天,《新华日报》以三栏版面用大子标题刊出“延安特讯”:《中共力谋团结,毛主席电蒋委员长,派周恩来来渝》。
这一条消息如春雷在新闻界震响,中央日报社一阵骚动。胡健中感到势头下好,垂头丧气地说:这次搞得不好,弄假成真,我们陷入被动,下一步难办了。
陶希圣等人则不以为然,大概是太相信蒋介石的判断了,认为《新华日报》的特讯不足为证,虽然周恩来来重庆,但毛泽东本人是不会来的。于是经过商定,还是按原来方针办。当天夜里,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中又报道了蒋介石第三封邀请毛泽东的电文。然而,事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8 月 28 日,毛泽东亲自乘飞机来到重庆。当天上午,《新华日报》就发了号外,把这振奋人心的喜讯提前告诉山城人民。那些工作效率高的外国记者们当天夜里就竟相发回电文,把毛泽东到重庆的消息迅速传向世界。国内各大报纸也竞相刊出消息,发表社论,称毛泽东来重庆是“中国的一大喜事”。
假戏真做的《中央日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陷入十分难堪的处境, 只好采用中央通讯社编写的几十个字的新闻稿,用两栏孤零零地排在国内要闻版中间,版面冷冷清清。这是舆论斗争的第二个回合。
在舆论斗争进入高峰时,周恩来直接领导了《新华日报》的工作。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如何做好新闻报道,制定具体的斗争策略。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 月 29 日,就是毛主席到重庆的第二天晚上,周副主席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把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召集到桂园开会,毛主席和他的秘书胡乔木也参加了会议,共同研究谈判期间的新闻报导问题。
周副主席指示说,现在是我们新闻工作的关键时刻。我们的记者要和各报的记者交朋友,广泛团结他们,把毛主席的活动情况和我们的主张及时地报导出去。要防止敌人扣压稿件,把问题考虑周到。我们的主张是一定要说, 但言语不要生硬,要讲究方法,不要刺激对方。他们的报纸不登,我们不管, 我们一定要登,要快些,要登好。毛主席的到来,是一次好机会,各民主党派都要说话的,国民党不想让他们说,这是没有好处的。
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速行动,把一条又一条的新闻刊登出去,发表了一篇篇社论,让人们知道谈判,关心谈判,了解谈判。
《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生活书店这些在平时不太惹人注意的地方,在那几天挤满了人,各方人士云集这里,打听谈判消息。他们感情真挚地说:“欢迎毛先生来!毛先生和蒋委员长谈判一定能够成功!我们拥护和平建国方针。”
作为国民党宣传喉舌的《中央日报》,谈判期间不仅不写专访稿件,不发表社论,而且于起特务的勾当。国民党 CC 系头子陈立夫派了一名特务,充当“记者”,四处刺探有关我党谈判的情报。《中央日报》要一意孤行到底。
然而人心难违。尽管国民党反动派们采取种种卑鄙手段,但他们左右不了形势,更捆不住人们争取和平、民主的手脚。
1945 年 9 月 1 日,中苏文化协会在黄家垭口会所举行酒会,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参加。
《中央日报》社址也在黄家垭口,与协会会所仅一街之隔。毛泽东和周恩来参加酒会之前,特意到报社看望职工。
跟随前去的蒋泽民老人回忆说:“我们的车还没有到报社,有的人远远看见,立即传播消息。须臾之间,职工们跑步涌向报社大门,有的人身上沾着纸屑,有的人嘴里嚼着饭,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欢呼着。那个场面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广大群众不断觉悟,对国民党政府在谈判期间封锁消息、继续执行新闻检查制度非常愤慨。9 月 8 日,成都等 16 个新闻、文化团体自动拒检,各地纷纷响应。
在人民的反抗下,蒋介石退却了,只好让国民党宣传部长于 9 月 12 日向
中外记者宣布,从 10 月 1 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
这是舆论斗争的第三个回合。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舆论斗争与谈判桌上的斗争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到重庆第二天,就开始和蒋介石会晤。从 8 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这五天中,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张群、邵力子等人进行了初步的原则性的商谈,就军事、政治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从 9 月 2 日起转入实质性谈判,随着具体问题的深入,斗争越来越尖锐, 时而陷入僵局,谈谈停停,可谓波折迭起。在这一个多月的十二轮商谈中, 周恩来一直唱主角,他在毛泽东领导下,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 月 3 日,周恩来和王若飞把我党拟定的有关两党谈判的方案(即周恩来在延安草拟的十一条)交给国民党代表,请他们转交蒋介石。
在这个方案中,我党首先提出了和平建国方针,即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现三民主义。为了尽可能争取和平,我党在方案中作了一定让步。一是国民党不同意建立联合政府,方案没有提及;二是方案中在第
二条就提出了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三是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也作了一定让步。
国民党代表把我党方案转交蒋介石后,蒋介石给他们定了调子。
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他晚年所著的《七十回忆录》第六章第三节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9 月 4 日,蒋把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我们四个人,其全文如下:
中共代表昨(三)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两条尚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即不应提出。⋯⋯
一、军队问题:关于中共军队之编组,去年张(文白)王(雪艇)两氏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商谈时,已允予整编为八个师至十个师,嗣后余因顾念事实,于去年冬国民参政会议席上,允予编组为十个至十二个师。现在抗战结束,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势已不相同,但余之诺言仍为有效,不过此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允许之最高限度。
二、解放区问题,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 蒋介石在这里已经明明白白道出,一要否定解放区这个既成事实,二要
大大削弱乃至吞并人民武装,归根到底就是要夺取人民军队和政权。根据这个调子,国民党代表虽然不得不承认我方案有所让步,但是对方案百般挑剔, 横加指责,大部分实质问题给以全盘否定。
9 月 4 日这一天,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晚上,周恩来、王若飞又和
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 101 号长谈三个多小时,唇干舌燥,却仍毫无结果。最后周恩来诘问国民党代表,我们党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不知中央准备的方案如何?
国民党根本没有准备方案,经周恩来这一问,国民党代表个个瞠目结舌, 无言以对。
由于国民党毫无诚意,谈判从 5 日起中断了三天。
- 日,国共双方代表恢复商谈。周恩来理直气壮地说,依据我方建议, 我党的军队已裁去一半,地区亦退出一半,政府既提不出方案,又不同意我方的方案,总不能要求我方一概让步,一概退出吧?
最后,在周恩来一再催问下,国民党代表张群才尴尬地拿出一份国民党方面拟定的《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案》。
在这个答复案中,国民党政府同意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这是我党努力斗争的结果,是广大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自由的结果,也是我们在谈判桌上初步取得的胜利。然而依据蒋介石的调子,答复案中既否定解放区这个既成事实,又要把人民军队缩编为十个至十二个师,而且十二个师是最高限额。
蒋介石这是痴心妄想。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武装和政权岂能交出去?!这样,解放区问题和军队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尖锐激烈的斗争随之展开。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根据这个基本原则,周恩来和王若飞在与国民党代表的谈判中,针锋相对,毫不妥协。
与此同时,为了推迟内战的发生,缓和紧张局势,毛泽东又指示:“在
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取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为此,在军队数量上、解放区名额上,我党又作了一次次让步。
军队数量问题是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我党先后作出三次让步。第一次: 国民党军队准备缩编为 263 个师,我们为 48 个师,尚不足 1/6;第二次:
国民党军队 263 个师,我军为 43 个师,只占 1/7;第三次:即 9 月 19 日,
国共第七次会谈中,周恩来又代表我党提出,如中央军队缩编为 120 个师,
中共应为 20 个师。
这是很大的让步。这里说明一点,缩编并非裁减,我们还是 120 万军队, 只不过是编制少了,一枪一卒也没有动,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对于我们的三次让步,尤其最后一次缩编为 20 个师的让步,国民党方面还是不同意。在军队驻地问题上,解放区人选问题上,竟让我们开出名单,由国民党政府量才任用,真是无理之极。
让步是有一定限度的,是有原则的。
在 9 月 21 日第八次谈判中,周恩来气愤地说:国民党的观念是自大的, 不平等地对待中共,必将引起我党的愤怒。今日商谈,应取和平态度。如果成立联合政府,我党一切军队皆可交出。
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有的国民党代表理屈词穷就耍起无赖,拍桌子恫吓,软硬兼施,明目张胆地向我党要枪杆子。然而,他们这些伎俩怎能奈何得了顶天立地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不屈不挠与之针锋相对。
蒋泽民老人回忆了这样一个片断:
记得一次在半山新村谈判,我们的代表有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有白崇禧、王世杰、吴铁城。我在外屋坐着,听见里面争执得很激烈,吵了起来。
吴铁城把桌子拍得呼呼直响,歇斯底里地喊着:“只要你们把军队交出来,什么官都给你们当!”
王若飞也火了,忽地站起,也拍着桌子说:“我们共产党什么官也不要, 只要求国民党把军队交给人民,国家政府主席都由你们当!”
毛主席平静地说:“不要吵了,下次再谈。”一句话使争吵之声嘎然而止,屋内安静了。
听了吴铁城的喊叫,我的肺都要气炸了,他一语道破天机,什么军令政令统一,纯粹是借口,要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才是国民党政府的根本目的。他们的胃口可真不小啊!我又恨又急,要不是副官重任在肩,我真想冲进去,告诉吴铁城,解放区的每一寸土地,我们手里的每件武器,你们都得不去,别白日作梦啦!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红岩村办事处。同往日一样,毛主席、周副主席、王若飞等人在胡乔木的屋子里,分析当天谈判之事。王若飞白天谈判时的怒气尚未消,气呼呼地说:“国民党的一些代表大不像样子了,耍起了无赖, 要与他们针锋相对,他们用什么方式攻击,我们也用什么方式回击,他们吵, 我们也吵,对着干!”
周副主席微笑着说:“针锋相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不讲理耍无赖, 咱们要讲理,不管他们怎样吵闹,咱们心中要有一定之规,要沉住气,不要发火。”
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
听着周副主席和王若飞的谈话,我想起一件事。那是日军投降前夕,我在下土湾油库工作。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不让我们散发《新华日报》,我们与之针锋相对。我把一张印有重要社论的《新华日报》贴到附近茶馆的墙上, 并把社论用红笔圈上,很快招来许多群众观看,边看边议论,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投降行为。
这个茶馆是特务的暗哨,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黑粗汉子,两把就把报纸撕烂。我和他吵了起来,他要伸手掏家伙,我也不示弱,摆出决斗架式。在群众的怒视下和一些人的相劝中,这个家伙软下来,气哼哼地进了屋,我又在墙上贴了一张《新华日报》。
我回到办事处,向王若飞作了汇报,他赞许地说:“打得好,就应该和他们对着干!”
坐在一旁的周副主席发话了:“若飞呀,你这是与泽民两人合起来打架呀,这可不好。”
周副主席总是这样,无论遇到多大的烦事、乱事、棘手之事,他总沉得住气,既让人把话讲完,又一条条加以解释,必要时加以驳斤,说得人心服口服,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吧。在这场关系到祖国命运的两党谈判中, 他更是如此,连有的国民党代表也佩服他。
由于国民党坚持顽固立场,这场中外瞩目的谈判于 9 月 21 日完全停顿下来。善耍反革命两面派的蒋介石竟反咬一口,造谣说共产党没有诚意,来重庆就是争枪杆子、争地盘,把破坏谈判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的头上。在他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开动宣传机器,一时舆论纷纷。
暗地里,蒋介石扔掉和平外衣,露出刽子手的狰狞面目,拿出他在上党地区押的那笔赌注,密令阎锡山集中三个师的兵力,向我上党解放区进犯。重庆谈判停下来了,可是上党地区的枪声却响得正酣。蒋介石以打压谈,妄图在战场上得到他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逼迫我党把军队交出来。蒋介石在桌上、桌下一齐下手了。
此时,以调停人身份往来于国共两党之间的赫尔利,见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处于被动局面,恼羞成怒,摘下了调停人的面具,指责我党在谈判中提的“具体问题”过多,把谈判停顿的责任推给我们,并放出回国之风,向我党施加压力。
一股股腥风扑来,一个个恶浪打来,谈判处于风紧云沉之中。
重庆谈判能否取得成功,已成为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最为关切的问题。针对赫尔利的恫吓,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
管!”
为了澄清事实,戳穿蒋介石的谣言,让人们了解谈判真相,毛泽东和周恩来广泛地接见、拜访了民主人士、各界知名人士、国民党元老、外国使节和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谈判进展情况,宣传我党的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指出谈判尚未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
- 月 18 日,周恩来在参政会的茶会上介绍了谈判情况,他的结束语是: “有些已有了结果,有些已有了原则的决定,有些则尚待商谈。总之,在一个方针、一个方案之下,求得合理解决,不但是诸位关心、诸位期待的,同时也是世界所注意的,我们每天都希望很快就能共同发表一个公报,使大家安心。”
最后,他语气坚决地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解决!必定能解决!我们
的一个信念——和平建国。”
周恩来的讲话,充分表达了我党争取和平建国的决心,深受大家欢迎, 被视为茶会上最有分量最有内容的讲话。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一旦剥去真相就会大白。通过我们的宣传,广大群众看清了,破坏谈判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国内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及国际友人,纷纷发表声明,希望国共两党谈判成功,国家和平统一。
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对蒋介石也不满意,认为他太蠢了,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毛泽东没有机会来的。这次是国民党把毛泽东请来的,到重庆做红色宣传,争夺人心,蒋介石把毛泽东拖在重庆是没有好处的。
我党赢得了广大群众和国际舆论的大力支持。在正义的呼声下,从 25 日以后,国民党代表的态度有点儿缓和。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最后的较量还是在战场上,这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
针对蒋介石玩弄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党中央在确定毛泽东赴渝谈判时就作了一系列部署,电令有丰富作战经验和卓越指挥才能的刘伯承、邓小平到延安,进行军事部署,重点放到上党解放区。
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受党中央的任务后,立即乘飞机离开延安,回到赤岸驻地,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时局的估计和指示,指出蒋介石内战方针已定,内战危险十分严重,要有充分准备,争取和,准备打。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刘邓两位首长在会上对晋、冀、鲁、豫地区的斗争进行了详细部署,号召广大指战员,不信敌人的“好话”,不怕敌人的恫吓,要坚决、大胆、迅速进攻,勇敢、勇敢、再勇敢。
果不出我所料,阎锡山在蒋介石的密令下,集中三个师,在日寇第十四独立旅团掩护下,从临汾、浮山、翼城等地向我上党地区大举进攻,从我军手中夺去了已被我们解放的潞城、襄垣两地。这时候,国共两党谈判已经开始了。
为了粉粹国民党军队的进犯,粉碎蒋介石以打压谈的阴谋,刘伯承和邓小平准确地制定了“上党战役”计划,迅速报请在重庆的毛泽东。经毛泽东批准后,9 月 2 日,上党战役打响了。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英明指挥下,我军开始了英勇反击,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敲碎了上党平原长治城周围的屯留和长子两颗“硬核桃”,活捉敌纵司令,完成战役中的逐城攻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长治,把阎锡山派来增援的八个师和炮兵部队诱在“口袋”里,来个瓮中捉鳖。10 月 2 日夜间发起总攻,经过三个小时激烈的浴血奋战,攻下了长治城,全歼敌人十三个师,近万名官兵当了俘虏,阎锡山多年的“家当”几乎一顷而光,国民党军队遭到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用生动的比喻对上党战役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 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蒋介石在上党地区押的这笔军事赌注输光了,他的以打压谈的阴谋破产
了,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同样没有得到。正如毛泽东所说:“把他打痛了,他也就老实了。”蒋介石被迫承认商谈条件。
- 月 8 日,国共双方代表就周恩来起草的《会谈纪要》交换了意见。10
月 10 日,双方代表在《会谈纪要》上签了字。这个《会谈纪要》亦称《双十
协定》。至此,长达 43 天的国共两党谈判结束了。
《会谈纪要》发表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且,我党力争和平的真诚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各阶层人士,也感动了国民党的一些官员, 连他们的代表对共产党所作的让步也深表钦佩。
国民党参加谈判的主力代表张治中在《回顾重庆谈判》一文中写道:“从这个协定可以看出几点: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的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国民党内大多数人满意的。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四十个师减少到二十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商谈中始终没有得到协议。这次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来,凡是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特别是亲自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衷,舌干唇焦,好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