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张国焘叛逃

正当长江局组织武汉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战运动时，发生了张国焘叛逃事件。

1938 年清明节，右倾机会主义者张国焘，利用祭黄帝之机跑到西安，在国民党特务的安排下又跑到武汉。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人把他截住，然后与王明、博古等长江局的领导一起对他多次忠告。但是张国焘执迷不悟，最后叛党。这是当时发生在武汉的一件大事。

张国焘是江西省萍乡县人，是我党一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央委员。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又反对“八一”南昌起义。他先是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后又转为退却逃跑。

1935 年 6 月中旬，在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经过艰难跋涉后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 月 22 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红军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要求统一领导，并责成红军司令部作出计划。

参加会议的张国焘也同意这个决定，可是回到理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后，他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于 7 月 1 日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不同意党中央这个决定。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主张西渡黄河，向川康边境退却，开始走向分裂红军的道路。

以后，党中央分别在沙窝和毛尔盖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创建川陕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对张国焘向西退却的主张进行严肃批评。指出，他这是畏惧敌人、丧失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统一指挥，党中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右路军由党中央率领，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党中央又决定，左路军赶到班佑、巴西地区，与右路军会师，共同北上。

张国焘对党中央的多次批评置若罔闻，拒不执行，而且背道而驰，越走越远。他竟于 9 月 9 日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让他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封电报幸好落在叶剑英手里，他立即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见后感到情况严重，遂与洛甫、博古商议，一致认为等张国焘北上没有可能了，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于是，毛泽东马上到红三军驻地，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和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

果不出所料，红一、红三军刚刚出发，张国焘就派四方面军一部分人前来追赶，被周恩来率领的后梯队制止住。

9 月 12 日，党中央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了紧急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他的错误是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建新苏区的信心。并进一步指出，张国焘有新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

野心勃勃的张国焘不仅不听从党中央的警告，继续分裂红军，而且于1935 年 10 月 5 日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冒天下之大不韪，

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党籍，开始走向自绝于党和人民的道路，并导致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敌人围攻下损失惨重。

1936 年 1 月 22 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自立的“中央”，放弃一切反动倾向。并决定，把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对张国焘错误作出的决定，在党内公布，指出张国焘另立“中央”，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在党中央的责令下，张国焘不得不于 1936 年 2 月宣布撒消所立的“中央”。

1937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叛党行为作了系统清算和总结。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党中央尽一切努力帮助张国焘认识自己的错误，想办法挽救他，并给他工作机会，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可是，张国焘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表面上服从，背后又在搞鬼，准备最后叛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达成一项协议，即每年清明节，由国民党政府从西安派代表与延安陕甘宁边区的代表一同致祭黄帝。这也是国共两党开始合作的一个象征。

1938 年 4 月 4 日，张国焘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一起来到黄陵县，向黄帝祭祀。

祭祀后，张国焘没有回延安，他让跟随人员先回去，自己带着警卫员钻进国民党准备好的汽车，直驶西安。在西安，他跑到胡宗南部，多次与国民党特务密谈。在胡宗南的安排下，他准备乘火车去武汉。

张国焘于 4 月 7 日临上火车前，才电话告诉在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林老进行劝阻，他不但不听，反而造谣污蔑，破坏党内团结。

林老立即电告党中央和长江局。党中央得知后马上给周恩来等人发报，要他们在武汉把张国焘截住。

4 月 8 日清晨，周恩来分别收到党中央和林老发来的电报。他把电报交给王明、博古、凯丰等人看后，立即把李克农、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找来，让他们去火车站，想尽一切办法把张国焘接到办事处，并叮嘱他们，要以礼相待，说这是王明、周恩来等领导派他们前去接张副主席。

李克农、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接受任务后，首先打听准由西安开往武汉的火车，每天只有一次，在晚 7 时到。他们化好装，准时到火车站，然而一连三天都扑空，没有见到张国焘。

李克农他们每天回来都向周恩来汇报。大家非常着急，进行种种猜测，难道张国焘没有上火车，欺骗了林老？还是中途下了车？亦或他巧装后瞒过了我们的眼睛，已经到了武汉？

最着急的还是周恩来，他深知时间紧迫，国民党特务很快会把张国焘转移走的，那样就不好办了。他一面让李克农他们坚持按时接站，一面派人到胡宗南所属部队在武汉三镇的办事处去找，而且自己亲自出马。

袁超俊老人回忆此事时说：

听说张国焘偷偷跑到西安，又由西安往武汉跑，我们很气愤；又见李克农、童小鹏他们去火车站接，也没有把他接来，我们又很着急。

大概是第二天吧，我见周副主席紧闭双唇，两道眉峰蹙在一起。他与叶剑英参谋长商量，再抽出几位同志，到胡宗南部队设在武汉的办事处去找，

一定要把张国焘找到。

随后，周副主席简单安排了一下工作，就带着龙飞虎等人乘车出去，亲自去找。我因有事没能跟随。

天渐渐地黑了，周副主席没有回来，玉兔东升，繁星满天，周副主席还没有回来。我为他的安全担忧。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的心也渐渐地悬了起来。虽说现在是统战时期，但武汉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一旦⋯⋯时针指向午夜 12 时，周副主席仍然没有回来，我急得团团转。大约 12

点半，龙飞虎打来电话，告诉我周副主席在武昌。我放下电话，立即驱车前往。

到武昌后，我按照龙飞虎说的地点，先找到周副主席的车，又见到随行人员，得知周副主席安然无恙，我那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待我把周副主席接回汉口办事处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

日晚饭后，李克农又带着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来到火车站。从西安开来的列车缓缓地停在了站台上，他们立即分段站好，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每个车厢的门口和窗户。旅客们一个个下了车，当下到一多半时，负责后段的邱南章从最后那节车厢的窗户里发现了张国焘，立即向李克农他们招手示意，随即，他们四人上了车。

坐在车厢里正盘算着躲过这一关下步怎么办的张国焘，忽然见李克农等人进来，吓得魂不附体，脸都变了色。

李克农微笑着走上前，很有礼貌他说：“张主席，您好！长江局的领导派我们前来接您。”说完，用余光扫视一下周围，发现除了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外，还有两个穿便衣的贼眉鼠眼的人，可能是随同的国民党特务。

张国焘见李克农等人和颜悦色，不像来抓他，稳了稳神，又想摆出他那副主席的架子。可是，当他望着站在李克农和童小鹏身旁的全副武装的邱南章、吴志坚时，又有些紧张，一句话也没说，低着头下了车。随后那两个穿便衣的特务也下了车。

李克农请张国焘坐车回办事处休息，张国焘执意不肯。于是李克农决定：让邱南章和吴志坚留下，他和童小鹏回长江局汇报。他望望不远处那两个鬼鬼祟祟的特务，语气双关地对邱南章和吴志坚说：“你们两个留下，负责保卫张副主席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

保卫工作出身的邱南章和吴志坚心领神会。他们陪着张国焘在江汉路找一个小旅店，安排他休息。不一会儿，那两个便衣特务也尾随而到，他俩更加提高警惕。

当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李克农等人来到这个旅店，同张国焘谈话。他们批评张国焘不报告党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劝他回办事处住，一切问题都可以商量解决。然而，张国焘不但不回办事处，作为边区副主席的他，竟污蔑红色边区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他投降国民党的思想明显暴露出来。

周恩来严肃地对他说，你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总该给党中央发个电报吧，承认自己的错误，向中央请示今后的工作。

张国焘被逼无奈，起草了电文，电文曰：“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

周恩来接过电文对他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吧。”

临行前，周恩来又嘱咐吴志坚和邱南章，要求他们寸步不离张国焘，要随时用电话报告张国焘的活动情况。

日，党中央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为表示仁至义尽，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

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遵照党中央的意见，翌日，周恩来亲自把这份电报交给张国焘，并详细介绍了抗战形势、统战工作的情况，又苦口婆心劝他回办事处住。可是，执迷不悟的张国焘对中央的电报、周恩来的劝说置若罔闻，就是不回办事处。周恩来返回办事处，立即召集长江局会议。大家认为，张国焘已经下决

心投靠国民党，挽回的希望不大了，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决定让他自己活动一天，以观动静，明晚再谈。

14 日这一天，张国焘在邱南章、吴志坚的“保卫”下，不敢多活动，更不敢和特务联系。

当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再次来到旅店，继续做张国焘的工作，反复劝他回办事处。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善于同敌特作斗争的李克农，见文劝不行就捎带点“武”的，连说带拉，把张国焘推进了汽车。大家一起回到办事处。

张国焘虽住进办事处，但总想找借口出去。他几次向周恩来提出，要面见蒋介石，向蒋汇报工作。

为了稳住张国焘，16 日上午，周恩来陪他到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一见到蒋介石，浑身骨头都软了，卑躬屈膝他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啊！”

周恩来非常气愤，立即针锋相对他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张国焘被顶了回去，只好语无伦次他说了几句鸡毛蒜皮的事。蒋介石见状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哼哈几声。

回到办事处后，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了张国焘对蒋介石的奴颜态度。

下午，张国焘又提出要上街修牙，李克农派吴志坚跟随。吴志坚在副官中年龄比较小，特别机灵，是有名的红小鬼。

一心想逃跑的张国焘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立即甩掉吴志坚，他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多了。因此，一到街上他根本不去修牙，而是东窜西跑。吴志坚紧随左右。

太阳落山了，暮色茫茫。张国焘突然提出要过江去武昌见朋友。吴志坚劝他先回办事处休息，明天再去。他根本不听，径直向码头走去，吴志坚不好强行阻拦，只得紧紧跟随。

他们来到码头，一艘渡轮正停在岸边，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上船。狡猾的张国焘没有上前，而是躲在人群后面，窥伺时机。

船上渐渐上满了人，轮船呜笛，就要起航了，张国焘冷不防跳到船上，机智灵活的吴志坚也一跃而起，冲过铁栅门跳到船上，他刚上船，铁栅门就关上了，好险啊！

他们到武昌时天已经全黑了，跑了一下午又饥又渴，尤其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张国焘累得呼呼直喘。吴志坚借机把他拉到一个小旅店休息。

为了防止张国焘跑掉，吴志坚把他安排在房间最里面的床上，自己在门

口“警卫”。他又趁张国焘不备时，把他们住的地址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求服务员给办事处挂电话。

此时，办事处的同志们正在四处寻找张国焘，接到这个电话后，李克农立即派邱南章带着警卫员前去接他们。

邱南章等人到后，劝张国焘回去，张国焘不肯，他们就把张国焘硬拉到码头，过江到了汉口。由于张国焘坚决不回办事处，因此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邱南章让吴志坚回去汇报，自己留下。

周恩来得到吴志坚的汇报后，当晚再次召开长江局领导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张国焘叛党决心已定，为了最后挽救他，决定明天上午与他公开谈判，提出三条意见任他选择。即：第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第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第三，公开声明脱党。

长江局把会议内容电告党中央，党中央回电同意。

17 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起来到太平洋饭店，与张国焘谈判，向他提出了这三条意见。张国焘当即表示，不愿回党工作，并胡说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糟，暂愿意脱离政治生涯。

周恩来等人离去后，张国焘马上给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打电话，把他约来，表示公开投靠国民党。接着，他又打电话把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找来，研究下步行动。最后，他给周恩来写了封短信：“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晚上，国民党特务机关派车来到太平洋饭店，两个特务强行按住负责“警卫”的邱南章，另一人把张国焘接上车。

翌日清晨，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把张国焘脱党情况电告党中央，建议党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当天，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决定向全党公布。

4 月 20 日，武汉办事处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作了报告，教育大家，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

袁超俊老人参加了这个大会，他回忆说：

那天会议非常严肃，所有在家的党员全部参加，大家静静地听周副主席作报告。

周副主席首先介绍了张国焘逃跑的过程，然后宣布党中央的决定。周副主席气愤他说，张国焘这人是非常孤立的，连他的警卫员都不愿意和他一起走，最后我们把他老婆从延安接出来，送到武汉，与他团聚。我们对他仁至义尽了，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最后，周副主席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要永远保持坚定的革命立场，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

周副主席报告结束后，大家热烈讨论，一致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并表示革命到底，永远忠于党和人民，这次大会使我们每个党员都受到了深刻的党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