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流砥柱

长江局的书记为王明，周恩来是副书记。王明当时刚从国外回来，宣传他的右倾投降路线。周恩来斗争经验丰富，对工作认真负责，在国内外又享有崇高的威望，各方人士都愿意找他。

周恩来抵达武汉第三天，就和王明、博古、叶剑英等人会见了蒋介石，这是中共代表团第一次和国民党政府谈判。

此时国共关系比较融洽，蒋介石唱的抗战调子也比较高。这次会谈就国共合作形式顺利地达成了协议，决定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由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

末了，蒋介石还满脸堆笑、假惺惺地表示：所谈极好，照此下去，前途定见好转。

然而，在实际操作时，蒋介石则变了面孔，定了的事情也拖着不办。当周恩来把认真写好的共同纲领草案拿出来讨论时，国民党代表却一拖再拖，直至搁浅。国民党根本没有诚意与共产党搞共同纲领。没有共同纲领，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就形同虚设了。

最后，国共两党合作形式只好采取临时协商的办法，主要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同蒋介石商谈。这种形式基本上贯穿于两党合作的始终。

谈判是一个既团结又斗争的过程。善耍反革命两面派的蒋介石，独裁之心勃勃，一有时机就蠢蠢欲动。

1938 年 2 月初，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蒋介石抛出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反动谬论。一时间，《扫荡报》、《武汉日报》、

《抗战与文化》等报刊竞相宣传。

周恩来敏锐地观察到，这是融共的舆论，是明目张胆地向我们挑衅，破坏了团结，也破坏了抗战。他立即于 2 月 10 日会见了蒋介石和陈立夫，义正辞严地指出这种反动宣传的严重后果。

蒋介石虚假地表示：一、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二、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唯愿融成一体。不打自招，他的融共思想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

蒋介石理屈，无奈地表示可以研究。为了推卸责任，他又说，《扫荡报》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意见。

陈立夫急忙捧场，说：蒋总裁已经批评《扫荡报》了，要各报以后不要刊登这类文章。

自此后，这类不得人心的宣传减少了，但是，国民党政府一党专政、企图融共的路线一直存在。

在艰难曲折的谈判中，面对蒋介石的阳奉阴违，阴险奸诈，周恩来大智大勇，机变如神。他善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利用各种矛盾，抓住每个时机，逼蒋抗战，并达成一些有利于我党和人民的协议。

——创建了新四军。

抗战初期，在南方湘、粤、赣、鄂、豫、皖、闽、浙等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活跃着一万多人的红军游击队。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党同国民党政府商谈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也准备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此，1938 年

8 月 11 日，周恩来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谈话会时，同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此事进行了商谈。

何应钦表示同意，但是，军长不能由共产党人担任。这是在将周恩来的军，就是说，即使改编，军权也不能握在共产党人手里。

雕虫小计岂能难住周大将军？周恩来推举了叶挺。

叶挺是大革命时期的名将。他和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相识，并成为好朋友，在周恩来的启发下，他拥护共产党，并在黄埔军校组建了一支与共产党靠近的铁甲团，被后人称为铁军。周恩来相信他能担起此任。

周恩来电告党中央，党中央回电赞同。8 月下旬，周恩来去上海请叶挺出面改编红军游击队，叶挺欣然应诺。

上海之战时，叶挺向蒋介石提出，要出面改编散在江南的游击队，集合成军，开赴抗日前线。蒋介石表示同意。于是，9 月 28 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 月 21 日又宣布，南方各省边界地区的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

党中央得知后，把叶挺和我党在赣粤边区的负责人项英召到延安，进行会晤。党中央经过研究，同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意见，并拟提名项英为副军长，又拟定了新四军高级干部的名单，让叶挺带回交给蒋介石。

月 21 日，叶挺从延安来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转交此名单。蒋介石阅后，表示不能照共产党的办法做，并问叶挺：这些名单都是共产党员，你又不是共产党员，能领导他们吗？

叶挺胸有成竹地回答：组织他们开赴前线打日军是当务之急。其它人事问题好解决。

蒋介石不同意。

叶挺气愤之下要辞去军长职务。

大敌当前，蒋介石怎么能失去这样一位良将呢？他不答应叶挺辞职。这样，由于双方意见僵持不下，新四军的编制和干部问题悬而未决。

中共代表团抵达武汉后，叶挺也于 12 月下旬来到武汉。周恩来和叶挺再次去找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商谈此事，经过努力工作，就编制和干部问题达成协议。决定新四军所辖四个支队，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一、二、三支队，集中到皖南地区；在鄂豫皖边区组建第四支队，开赴安徽；并确定新四军军部设在汉口。

月 25 日，叶挺和项英在汉口召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宣布新四军军部成立。至此，我党领导的另一支部队——新四军建成，斗志昂扬地奔赴抗日前线。

——《新华日报》创刊。

党中央很早就想在国统区办报，但是，国民党政府负责宣传的陈立夫坚决不答应。因此当时我党对外只能散发油印宣传品。

统一战线形成时，邵力子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较温和。因此，9 月下旬周恩来找他商谈时，他同意了我党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和博古指派刚出狱不久的潘梓年和章汉夫、钱之光等人筹备创刊《新华日报》。

周恩来到武汉后，在与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时又提出办报之事，蒋介石表示同意。长江局立即进行出版前的准备工作，成立党报委员会，由王明

任主席，潘梓年任社长，华岗任总编，熊瑾玎任经理。

《新华日报》于 1938 年 1 月正式出版发行。与此同时，理论刊物《群众》也出刊了。这是我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是我党的宣传阵地，有人把它们比喻成两把斩妖除害的利剑。

——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

长江局成立前，江南有的省尚未建立党组织，即使有的省建立了党组织也不健全。长江局成立后首先抓了这些地区的组织建设。

1938 年 1 月，长江局将湖南省特委改为省工委，配备了书记和委员；3 月改组了广西省工委；将原归中央直属的四川省工委改由长江局领导。接着，在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先后建立了省级党组织。这样，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南方十个游击区均成立了特委，长江局所辖各地全部建立了党组织。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统战工作。

国民党政府迁往武汉后，武汉成了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中外名人志士云集这里。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同志们与他们广交朋友，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使国民党统治的这个中心城市成为抗战的名城。

周恩来具有远见卓识，又博学多才，谦虚坦诚，深受各方人士的钦佩。因此，无论是国民党当权派还是贫民百姓，无论是国内各派学者还是金发碧眼的洋人，都愿意同他交谈，他那精辟的分析，耐人寻味的话语，启迪着人们的心灵。在团结抗线的旗帜下，人们的心在向一起靠拢。

为了促进国民党军队抗战，周恩来重点抓了上层统战工作。

他亲自拜访了被称为西北军领袖的冯玉祥，同他一起认真分析抗战形势和前途，阐明我党的主张和立场。冯玉祥非常佩服，写下“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的评语。

他把卢沟桥抗战的名将，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与其叙谈，称其道：“中山陵前，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何基沣深受感动和鼓舞。

他还与川军的邓锡侯、云南滇军的龙云以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何潜等人结为朋友。

在上层统战工作中，最显著的成绩还数当时名震中外的台儿庄战役。1938 年 3 月，日军沿津浦线向徐州进逼，蒋介石派白崇禧到涂州协助李

宗仁作战。白崇禧早与周恩来相识，临行前在黄琪翔的建议下，把周恩来和叶剑英秘密邀到家中，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首先详细地分析了徐州战势，接着提出了战术上的意见。最后，他建议，李宗仁必须有统一指挥权，因为徐州战役由中央军和各系军队参加，只有统一指挥才能行动一致，协同作战。

深知蒋介石以牺牲杂牌军保存嫡系的白崇禧，对这个建议很重视，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时基本采纳了这个意见。

随后，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徐州拜见李宗仁，专程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指出，在北面有八路军的战略配合，新四军支队又可以在津浦线以游击战破坏交通，而广西军是有战斗力的部队，这样，完全可以集中兵力在台儿庄一带打个大胜仗。

李宗仁听后连连点头。

台儿庄战斗的胜利，是国民党军队自抗战以来在正面战场上打的第一个

大胜仗，这场胜利是在八路军、新四军配合下取得的，也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统战工作的成果，是抗战初期一束绽开的统战之花。

在我党统战工作的推动下，许多抗日进步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国统区。从 1937 年至 1938 年一年间，抗敌教育研究会、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全国工人抗敌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团体相继成立，“民先”、 “青救”、“蚁社”等青年组织也先后诞生。各界群众广泛发动起来，形成滚滚的抗战洪流。

在国内统战工作打开局面的同时，长江局又开展了对外宣传，成立了国际宣传组，王炳南任组长。其间，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

他亲切会见了不远万里到中国参加抗战的由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由阿尔泰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以及前来捐献抗战物资的华侨代表。他热情地接见了外国作家、记者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贝特兰、爱泼斯坦、鹿地亘夫妇等人。他还看望了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并把他拍摄的《四万万人民》的电影拷贝和一部小型放映机送到延安。除此之外，周恩来还经常保持与苏、美、英驻华大使的联系，以求得他们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为加强国际宣传和对华侨运动的领导，长江局决定在香港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由廖承志负责，接受井转运华侨及国际友人捐献给我们的抗战物资，使香港成为“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区”。接着，在香港又成立了以宋庆龄为主席、廖承志为副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会。

在波澜壮阔的抗战洪流中，影响较大的是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1938 年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经蒋介石和军委会政治部长陈

诚的再三邀请，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于 2 月担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蒋介石在邀请周恩来的同时，也邀请了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三厅厅长，给他撑门面。

郭沫若是秘密中共党员，他不愿意卖这狗皮膏药。周恩来劝导他说，不要看轻宣传工作，应把宣传工作重点放到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上，从而抵消国民党反动派颠倒黑白的反动宣传。

在周恩来的启发下，郭沫若顿开茅塞，于 1938 年 3 月 1 日来到武汉，4

月 1 日三厅成立。

三厅成立后招贤纳士，通过周恩来和郭沫若的积极工作，田汉、阳翰笙、胡愈之、洪深、洗星海、冯乃超、董维建等一大批知名人士纷纷来到三厅，可谓群贤毕至。三厅被称为“名流内阁”。

经长江局批准，三厅又秘密成立了特别党支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国统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伉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

三厅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举行抗战宣传周。接着，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时又组织了献金活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进入 6 月，日军兵分五路进攻武汉，国民党战场进行着紧张的保卫武汉战役。为了鼓舞军民斗志，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周恩来和三厅党组织进行研究，决定在抗战一周年之际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根据这一决定，郭沫若拟出了宣传计划，献金活动安排，然后面请蒋介石。

面临武汉之危，蒋介石需要群众支持，更想借这次纪念活动宣传自己，为他这个“抗战领袖”涂脂抹粉，于是，他批准了郭沫若拟定的计划，井破

例地批了 1．5 万元的特别经费。

郭沫若带着蒋介石的圣旨，开始筹备活动。但陈诚和武汉市长吴国桢比较消极，他们过低地估计了群众的觉悟，担心募捐失败下不了台，后经郭沫若做工作，陈诚答应政治部献出 1 万元，吴国桢也答应向武汉三业俱乐部（妓

院、戏园、茶酒馆）征募 3 万元。

献金活动从 7 月 6 日开始，连续进行五天。在武汉三镇设了五座固定的献金台，其中汉口三座，武昌和汉阳各一座。每个献金台有一位要人的夫人做台主，吴国桢和黄琪翔的夫人都是台主。此外还有三座流动献金台，放在卡车上。这八座献金台把武汉三镇搞得沸沸腾腾。从早到晚，献金的人川流不息，有的人把几百元乃至上千元的生意本钱拿出来，有的人把仅有的几元钱、几角钱的生活费献上，他们在献金的同时更献出了一腔爱国赤情。

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组成了献金团，到汉口江汉关献金台献金。据有关资料记载：党中央献出 1000 元党费；周恩来献出了在政治部的 7

月份薪金 240 元；董必武、邓颖超、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六位参政员，每

人献出 7 月份薪金 350 元；毛泽东从延安致电，把他 7 月份参政员的薪金全

部献上；李克农和叶剑英代表八路军办事处，献上伙食节余款 1000 元。此外，叶剑英、李克农、钱之光、边章武、章小鹏等人及工作人员、警卫人员，也把一个月的生活费全部献上，最多 5 元，最少 2．5 元。广大群众深受感动。

五天内，共有 55 万多人参加献金，总金额超过 100 万元。在这些献金者中，不仅有党、政、军、工商、文教界的名人，也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茶楼酒馆里的堂信，以及擦皮鞋的苦孩子。这场献金活动，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也把不同阶层的人联合在一起。

如果说西安事变促成了统一战线，那么，统战工作的局面则是从武汉打开的，其伟大的旗手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