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打打谈谈五个决议的取胜

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国统区人民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也使他们如卧针毡。经过一番较量，蒋介石集团感到暂时还不能全面挑起内战，还需要一段“和平”时间进行部署。

扶蒋压共的美国政府，在我党有力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守势下开始知难而退了。

1945 年 12 月 20 日，在赫尔利辞职后，美国政府又派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到中国。马歇尔在中国呆过三年，了解许多情况，他又是现实主义者史迪威的好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地位显赫。因此，他的到来，令国人也令世界瞩目。

此时，国际形势有一股细小的和平暖流，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于 12

月 27 日在莫斯科召开，讨论中国问题。善于随机应变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同意有关协议内容。这样，三国外长在会议公报中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苏美外长也一致同意尽早把两国军队撤离中国。

在这种形势下，尽管马歇尔仍然执行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但是在一些具体做法上与昔日相比有所改变。于是，中国形势有了微妙的变化。

在这内外压力下，蒋介石再次披上和平外衣，按照《双十协定》，决定于 1945 年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于是，国共两党又由打走向谈。

12 月 15 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一方面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方面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代表团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吴王章、陆定一组成。同时将南方局改称重庆局，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亦是重庆局的领导。

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除王若飞、董必武在重庆外，其他人都在延安。12 月 16 日，周恩来率领在延安的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来到重庆。

中共代表团驻地在重庆市中山三路 263 号中央银行的一座四栋小楼，外有院墙，有一个大铁门，便于警卫，交通也方便。

代表团下设秘书处，齐燕铭为秘书长，童小鹏为副秘书长；行政管理工作由钱之光负责，下面设有行政组、总务科、会计科、警且班等，行政组组长是龙飞虎，副组长是朱友学。

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后，首先呼吁的就是全面停止内战，这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先决条件，亦是中共代表团的主张。

12 月 22 日，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拜见了从美国来到重庆的马歇尔。周恩来诚恳他说，中国人民整整抗战八年了，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十四年了，牺牲重大，中国不能再有内战。

12 月 27 日，周恩来又把代表团提出的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的建议书交给国民党代表。

想打内战的蒋介石当然不愿意停火，然而，政治协商会议的预定召开日期已迫在眉睫，作为调停人的马歇尔完全明白，如果此时不停战，政协会议就不能按期召开，即使召开也是开门两党就打架，这样对他面子不利，于是他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如果下停战，政治协商会议开不成，那么，下一步就

是苏、美、英三国来干涉。

蒋介石被逼无奈，只好接受中共代表团的停战建议。

这样，1946 年 1 月 10 日，周恩来和张群分别代表国共双方，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上签了字。命令规定，从 1 月 13 日起，所有中国境内的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东北地区除外，同时还签订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由周恩来、张群、马歇尔三人组成的停战委员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各出一人参加。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也由这三方面人员组成，简称三人小组，分别奔赴各冲突地进行调解。 “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上午 10 时，政治协商会议就在重庆国民党政府

礼堂开幕。参加会议代表共 38 人，其中，中共代表 7 人，国民党代表 8 人，

民盟代表 9 人，社会贤达 9 人，青年党 5 人。

有关代表资格和名额分配问题，会前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为了控制这次会议，蒋介石指使御用工具组织一些所谓“政党”，如特务刘野樵的中国农民党、洋奴于斌的天主教民主党、流氓张沆的和平党等，妄图欺骗群众，混入政治协商会议，遭到共产党和民盟的反对。

周恩来在与国民党代表商谈时多次指出，他们这些所谓政党没有参加过抗战，有什么资格参加政协会议呢？

斗争结果是，不参加抗日战争的党派，没有资格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的阴谋破产了。

蒋介石不甘心，又采取分化手段拆散民盟，企图使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中压倒多数。原定除青年党外，四方面代表各 9 人，共 36 人。蒋介石将附庸青年党从民盟中拉出，以独立政党资格参加会议。为了顾全大局，使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我党主动让出两个名额，并劝说民盟让步，又迫使国民党让出一个名额，再增加两个名额，这五个名额给青年党。这样，参加会议的代表由这五方面 38 人组成。尽管五方面代表人数不一，但各方代表仅有一票权，会议决议案须五方面同意才能通过。

在代表资格和名额问题上的斗争，充分表现了我党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诚意，也反映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斗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深得民盟和社会贤达人士的敬重。

这五方面代表可分为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作为左派的共产党，代表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有派的国民党，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中间派代表主要是民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实行旧民主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这三种政治势力、三条政治道路激烈斗争的场所。我党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中间派，揭露孤立反动的右派，力争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议。

开幕式上，蒋介石假惺惺地宣布了四项诺言，即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

接着，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致词，对蒋介石这四项诺言表示欢迎，他声音宏亮他说：“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于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

周恩来的致词极富感染性和鼓动性。他的发言道出了大部分与会代表的心声，同时也对蒋介石的诺言产生一种约束力。众目之下，蒋介石到底能否

实现他自己的诺言？

抓住这个开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开展了一系列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的斗争。

1 月 12 日，周恩来在大会上报告了国共两党会谈的经过，在回顾了 1936 年以来的谈判历史后，他语重心长地提出了四点经验教训，即：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

1 月 14 日，在讨论人民基本自由权力时，周恩来激动他说：“蒋主席在本会上宣布的四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办起来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应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九年前的西安事变，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们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

周恩来这一席话语惊四座，落地有声，深受大家赞扬。当然也出其不意地将了国民党一军。

1 月 16 日，中共代表团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要求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迅速结束训政，将现政府改组为容纳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联合的国民政府；改组后的政府要负责协同政协来商定中国民主宪法草案，以及国民大会的选举法、组织法，并立即根据新的选举法进行选举；实行地方自治，凡是实行普选的地方，政府应承认其合法。

在这个方案中，我代表团把一直没有解决的解放区问题放到一般自治问题中去。如果解放区实行了普选，那么就应该承认它的合法地位，这样就打破了国民党的割据之说，这种提法是我党高超艺术斗争的体现，得到社会各界支持，这个《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也得到会议的通过。

1 月 25 日，重庆大中学生万余人游行，向政协提出永远停止内战、实践“四项诺言”的要求。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学生们讲话，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要求。他说政协会议“开头就做了一件很大的事，就是停战，不过要使内战完全停止，还要靠大家努力监督，使内战永绝”。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努力下，会议期间，对国民党政府的监督，对蒋介石“四项诺言”的监督，由与会政协代表迅速扩展到人民大众。为此，重庆成立了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

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始终是复杂的，讨论一系列实质问题时就更为激烈，其斗争焦点仍是政权和军队问题。

关于政权问题，国民党代表团提出了《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作了四点说明：一是增加国府委员 12 名，国府委员要由主席提请党外人士任之；二是国府委员的权力只限于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汁、财政大汁等，以及主席交办的事项，但无任何用人之权；三是主席有指定权、相对否定权及紧急处理权；四是国民党在委员名额中要占特定多数。

这方案实质就是吸收几个由蒋介石提名的国民党党外人士；给群众摆摆样子罢了。所谓最高权力机关——国民政府委员会无非是一个无事可做、无权可行的空架子。国民党的这种扩大政府方案，仍然是继续执行一党专政。董必武代表中共作了《关于改组政府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否定了国民

党的一党专政，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从五个方面驳斥了国民党的方案。

一是改组政府应有一个共同纲领；二是结束训政，国府委员即是决策机关，有权决定人选；三是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但政府主要职员，大党所占位置不得超过 1／3；四是国府委员人选由主席提名，由国民党中执委或中常委通过，这样做，国民党中央直接干预了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人选，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式；五是要防止国民党政府的“手令制”，主席命令要经会议通过，有人副署。除此之外，政府改组，应包括国民政府下设的各院、部、会的改组，使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都有广泛机会参加政府工作。

中共代表的发言，得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的支持。罗隆基代表民盟提出了改组政府的三条原则：一、必须有共同纲领作为施政的共同准绳；二、共同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三、各方人士参加执行机关也赞成，但要使它真能执行。要是既不能决策，又不能执行，那就违背了我们改组政府的原意。

经过激烈争论，国民党代表无法从正面反驳。最后在《政府改组案》中，明确写出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基本否定了国民党代表提的无理要求，但在委员分配名额上没有达成协议。

关于军队问题，国民党和青年党代表提出了先要“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的荒谬主张。这个主张是国民党政府一贯唱的老调，即你先把军队交出来，我再给你民主，在重庆谈判时已经喊过多遍了。

中间派竟也主张先军队国家化，希望共产党在军事上做些让步，国民党在政治上做些让步，并幻想聘美国人作顾问，帮助中国实现军队国家化。中间派的主张与国民党右派的主张尽管在本质上不同，但在方法上相似。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左派的中共代表团成了少数力量，但是，我们没有让步。周恩来明确指出，现在要所有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但不能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进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只有是人民的子弟兵，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为此，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案。

根本原则是：首先必须实现国家民主化，然后再把军队化于这个民主国家里。如果不是先有国家民主化，还是国民党一党法西斯专政，抽象地先实行军队国家化，那等于把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反动派。所以，军队国家化必须以国家民主化为前提。

根本方案是：如果建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和统帅部，中国人民的军队即交给它，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同时交给它。而且，首先必须整编国民党的庞大的党军，化国民党一党及少数人的私兵为全国人民的公兵，使之为全国人民服务，这种改变，不但是中国军队国家化、军事民主化的关键，也是中国国家民主化的关键。

为了争取中间派，我党代表团又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可同时进行，以此抵制国民党的先军队国家化、后国家民主化的论调。

通过激烈斗争，中间派逐渐转变过来，拥护我党提出的国家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平行解决的主张，从而击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要取消人民军队的阴谋。

最后，会议通过了“军事问题方案”，方案中规定了建军和整军原则。建军原则是：军队属于国家，军人责任在于卫国爱民。整军原则是：军

党分立，军民分治。“军党分立”，即任何党派或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作为政治斗争工具；“军民分治”，即现役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员，不准干涉政治。

在紧张的会议期间，周恩来会上为人民力争和平、民主、自由，会下继

续同国民党交涉，要求释放叶挺和廖承志，并以释放在邯郸战役中被我军所俘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马法五为交换条件。在我党一再要求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将两人释放，廖承志于 1 月 22 日出狱，叶挺也于 3 月 4 日恢复自由。叶挺出狱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发报，申请加入共产党。三日后党中央复电，接受叶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通过半个多月的激烈争论，会议就一些基本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协议，各方代表酝酿签字。这样，周恩来和陆定一于 1 月 27 日飞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党中央同意代表团商定的政协各项文件，授权代表团签字。

此时，叶挺的女儿叶扬眉正在延安念书。1942 年，她跟随母亲李秀文从澳门来到重庆，看望狱中的父亲，然而叶挺没有被营救出来，李秀文只好先回去，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叶扬眉送到延安上学。

周恩来估计叶挺将很快获释，于是在 1 月 29 日由延安返回重庆时，他把扬眉也带上，让他们父女早日团聚。周恩来一行人乘机起飞后，天气恶劣，飞机只好在西安降落，停留一夜，翌日继续启程。然而，当飞机飞到秦岭上空时，遇到了强大的冷气团，机壳上结了冰，越积越厚，压得飞机直往下沉⋯⋯曾经跟随周恩来同机而行的何谦老人回忆说：此时，人们有些紧张，周

副主席却十分镇静，他找机组人员了解情况，鼓励大家安心，又温和地鼓励驾驶员：“飞不过秦岭就返回西安，要沉着冷静，克服困难，渡过险关。”为了减轻飞机重量，我们把机梯、小桶、行李、物件等全扔下去了，可

是飞机仍旧下沉，下沉。机组人员只好通知大家准备跳伞。周副主席平静地背上伞包。突然，小扬眉哇地一声哭了，她没有伞包。周副主席赶紧走过去，马上解下自己的伞包，给扬眉背上，并把她抱在怀里，安慰说：“扬眉不要哭，要像爸爸一样坚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副主席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大家深受感动。

在周副主席的鼓励下，机组人员全力以赴，终于使飞机避开了冷气团，天黑后飞到重庆上空。可是大雾茫茫，辨不清方向，难以降落。机长向周副主席报告：“降落很危险，飞往成都吧，汽油也不多了。”

周副主席果断他说：“还是争取在重庆降落，我相信你们的技术一定能战胜困难，安全降落下去。”

飞行员都是美国人，他们看到周副主席这样沉着冷静，又这样热情鼓励，深受感动，全神贯注地盘旋着试降，一次，二次，第三次终于成功了，飞机安全地降落在白市驿机场。

1 月 31 日上午，周恩来准时参加了政协第十次全体会议，中共代表团分别在五个协议上签了字。五个协议通过后，立即召开闭幕式，周恩来致了闭幕词。

历时 22 天的政治协商会议终于落下了帷幕。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问题、政府组织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国民代表大会问题和军事问题五项决议。这些决议虽然与我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不同，但是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这是人民斗争的胜利，这个胜利是我党紧密团结中间势力的结果，亦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政协会议进行 22 天，周恩来夜以继日工作 22 个昼夜。白天，他按时参加会议，会上据理力争，与反动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利用会议空隙之际，与各党派代表交换意见，沟通思想。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晚上，他要赶回中共代表团驻地，主持会议，研究会议进展情况。

朱友学老人回忆说：

周副主席每天深夜 11 点多钟赶回代表团驻地，召开汇报工作会议，并经

常吸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参加。他说：“党中央虽然派我们 7 人参加会议，实际上我们代表团的同志都要参加。吸收你们来有许多好处，你们当中有军队来的，有地方来的，也有从学校来的。你们的意见能代表不同阶层，代表广大群众，这样能启发我们多多思考，考虑得更全面些。”

汇报会常常开到后半夜二三点钟。散会后，我们回去休息，周副主席还要把大家的意见归纳整理，准备第二天发言。他桌子上的灯夜夜长明。

龙飞虎在《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汇报会每天要开到深夜一二点钟，对各项问题研究得非常详细，对会议拟定的文字材料都一字一句地再三推敲。周副主席说：‘我们决不能有丝毫马虎，如果一句话错了，一个字错了，都有关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

当时我们还不十分理解这些话的深刻意义，甚至还内心问自己，呀！有这么严重吗？过后想想，对啊！假使我们稍有疏忽大意，给敌人钻了空子，岂不有害于国家的和平民主？岂不危害到四忆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