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胡公”深夜急电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党粉碎后，蒋介石反共独裁之心不死，继续蠢蠢欲动，把反共重心由华北移向华中，又由华中移向江南。反共阴风从 1940 年刮起，一直刮到秋天，随着寒冬到来，江南上空已乌云密布。为此，南方局决定贵阳交通站精减人员。1940 年秋，袁超俊先把那批家属送到重庆，接着交通站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转移到重庆或延安。至 1940 年末，交通站仅剩下袁超俊、会计李配之、炊事员鲍启文、保管员张德彪、公务员李玉生和警卫员刘文均，一共六个人。

1941 年 1 月 5 日深夜，喧闹一天的重庆市安静下来，千家万户窗前的灯光渐渐熄灭了，只有酒楼、舞厅门前还闪着霓虹灯，从里面不时传出靡靡音乐、喝酒划拳声和女人的浪笑声。在远离市区的红岩村，红岩小楼上还有几个窗户亮着灯光，其中一个是周恩来的房间。

他处理完所有电报、文件，轻轻舒了一口气，喝了几口水，拿起新华日报社送来的清样，忽然想起了什么，把工作人员叫来，让他立即给袁超俊挂电话⋯⋯

夜，西南贵阳的深夜，比重庆萧条冷清，也比重庆寂静阴暗。在威清门外的八路军交通站，同志们都安歇了，处理完一天工作的袁超俊也准备躺下，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这是谁打来的呢？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我立即起身接电话，电话是从重庆办事处打来的。对方声音急促地说： “胡公要你立即回重庆。”

“胡公”指周副主席，我到他身边工作时就有这个绰号。据兑西安事变前，周副主席留着长胡子，又黑又密，很漂亮，最先叫的是邓大姐，有时亲呢地称胡公，有时开玩笑干脆叫胡子。我们这些副官也跟着叫起来。在国统区那种特殊的情况下，“胡公”就成为周副主席的代称，今夜亦如此。

深更半夜，周副主席叫我回重庆有什么大事吗？我不解地问：“去重庆有什么事？”

“你来了就知道啦：” “好吧，我把工作安排一下就动身。” “不行，马上来！”

从对方简短急促的话语中，我感到周副主席急令我回去肯定有要事，也是急事，不容半点耽搁。

翌日清早，我搭上一个可靠社会关系开的卡车离开了贵阳。为防止途中国民党检查站盘查，临行前带了十八集团军总部的护照，一路还算顺利，于7 日到达重庆。

我急急忙忙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副主席就问叫我回来有什么事？ 周副主席脸色严峻，仅甩给我一句话，“住下来等着吧！”然后匆匆离去， 看样子他特别忙。

按照周副主席指示，我住下待命。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又过去了！可是周副主席没有找我谈话，急得我心烦意乱，盼望周副主席翌日能找我。然而第四天又快过去了，周副主席仍旧没有找我。他急令我来，来了又不交待任务，这究竟为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 11 日晚上，我才知道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

次反共高潮，形势相当严峻。办事处的同志也都知道了，大家在周副主席的领导下，紧张地做应急准备。

我惦记着贵阳交通站那几位同志的安危，国民党当局会不会对我们公开办事机关下毒手呢？于是我请示周副主席，要求回贵阳，把同志们撤下来。周副主席沉吟片刻，眉头皱了皱说：“不行！国民党顽固派什么事都办

得出来，你是两次入狱的人，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上肯定有你的名字，如果⋯⋯”

他摇了摇头说：“你不能回去，先留在办事处，交通站的同志，我们再想办法。”

这样，我留在重庆，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应急准备工作中去。

果不出周副主席所料，国民党顽固派阴险毒辣，“皖南事变”后接连查封了我们在各地的办事处。1 月 21 日，贵州国民党当局查封了贵阳交通站， 抓走会计李配之、警卫员刘文钧、炊事员鲍启文、仓库保管员张德彪、公务员李玉生和华侨司机李德富。

1. 日消息传到重庆办事处，我闻之悲愤交加，这六位同志何时能出狱呢？我们用汗水和鲜血建起的交通站，就这样被国民党顽固派们毁于一旦吗？我心如刀扎。

1941 年 8 月，在周副主席、叶参谋长同国民党贵州当局交涉下，我们这六位同志才被释放。

回忆到此，袁超俊老人热泪盈眶，他哽咽着说：“现在细细想来，当年周副主席急调我回重庆，是事先保护我啊！他洞察恶化的形势，要撤退交通站已经不可能了，故先把我这个站长调回重庆。我是两次进过国民党大牢的人，一旦被捕难以释放，而其他那几位同志大部分是群众，即使捕去也好营救。这样，我又一次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周副主席第二次救我啊！”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查封了我党设在国统区的公开办事

机关，而且秘密杀害了彼押在狱中的大批共产党员。1 月下旬，贵州国民党当局指使狱吏，在地下室秘密杀害了原中共贵州省委的黄大陆、李策、玉轼、严金牲等几位共产党员。其中，严金牲是袁超俊的五弟，牺牲时才 17 岁。

南方局从地下党的情报中得知后，周恩来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袁超俊。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1 月 25 日清晨，周副主席把我叫到曾家岩五十号他的办公室，亲切地让我坐下，和蔼地问我几句近日情况，然后声音有些哽咽地说：“超俊，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内部情报得知，被关押在国民党贵阳监狱的黄大陆、李策、王拭等同志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了，其中还有你的弟弟严金牲，这是一位不屈服敌人的小同志。”

“啊？金牲被杀害啦？”我重复一句，再也说不下去了，泪水夺眶而出。透过泪水，我仿佛又看到聪明可爱又有些天真的小弟，他是那样活泼，那样讨人喜欢，自参加革命后又是那样无畏无惧，踏踏实实，我常常为有这样的小弟而自豪。然而，他 15 岁那年就被国民党抓去，投进了大牢。这两年，周副主席和叶参谋长想方设法营救他们，我几乎天天都在盼望，盼望有那么一天，小弟从狱中走出，我们兄弟相见⋯⋯

然而，这一天没有了，小弟永远也回不来了！他被敌人那黑洞洞的枪口

夺去了生命。要知道，他才 17 岁呀，还是个孩子啊！

周副主席见我默默无语只是流泪，掏出手帕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柔声说：“超俊同志，不要太难过，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金牲他们是为党的事业而献身的，他们是党的好同志！我们要继承他未竟的事业。”说完，他的眼睛也有些湿润了。

停了片刻，他略微提高了声音说：“国民党当局杀害我们的同志，查封我们的办事处，我们一定要击退他们的反共逆流。黑暗是暂时的，光明就在前头！”说完，他转向窗外，眺望远方。

我也向窗外望去，在那重重叠叠的山峰中间，一轮红日正冲过云雾冉冉升起，红日周围是火红的朝霞。我长吁一口气，望着周副主席那坚定刚毅的目光点点头。

周副主席轻轻拍了我一下肩头，说：“南方局研究了，决定你留在重庆办事处工作，就在我身边做秘书吧。”

从此，我在周副主席身边开始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