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西南运输线

1938 年是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的一年，也是国民党主战场全面崩溃的一年。这一年，国民党的中心城市随着溃退不断由华东迁向西南，南京—→武汉—→重庆。这样，作为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中共代表团（长江局）也要随之转移。

抗日民族统二战线形成后，我党为了联络友军，开展统战工作，继南京、西安、武汉办事处后，又在长沙、韶阳、桂林、贵阳、重庆等城市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向西南转移时，长江局以这些办事处为依托，建起西南运输线转运物资，转送人员。

西南运输线，不仅承担着长江局的转运、转送任务，而且还承担着我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秘密购买的军用物资、医疗器械和药品的转运；承担着爱国华侨、港澳同胞捐献给祖国抗战物资的运送。这是运输线上最繁重的任务。

1939 年，日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从国内通往海外的运输线，仅有从香港经越南到广西的镇南关，再运到内地这一条，其余的全被日军炸了。因此，这是一条跨过千山万水的运输线，其间，要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要受到国民党各个检查站的百般刁难和盘查，迂回曲折，困难重重，这又是艰难坎坷的运输线。

奋战在西南运输线上的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押运副官和一大批司机。司机当中，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有当地工人，还有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他们齐心协力，在长江局的领导下英勇奋战。

周恩来对运输工作非常重视，经常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部署，亲自检查，亲自指挥。当年的押运副官们回忆起无不感慨万端。

被周恩来从西安办事处调往武汉的押运副官吴宗汉和王子荣，途中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来到长沙。吴宗汉是在长沙见到周恩来的，也是在这里接受一项紧急任务。

周恩来从武汉撤到长沙后，鉴于日军要侵占长沙的势态，组织人员迅速转运物资。其中有一台大的印刷机，需要交给工作能力强认真负责的押运副官，于是他想到了吴宗汉，间办事处的同志，西安的押运副官谁来了？

办事处的同志告诉他，吴宗汉和王子荣来了。周恩来立即说：“快，把吴宗汉叫来。”

这样，吴宗汉前来接受任务。吴宗汉老人回忆说：

大约 11 月 9 日上午，我刚执行任务回来，听说周副主席叫我去，我可真激动啊！要知道，从西安到长沙，我有根长一段时间没看见他了，常常想念他，于是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来到周副主席门前。我顾不上敲门，兴冲冲地推门而入，大声说：“周副主席，您好！”

“啊！是小吴，快进来坐。”周副主席说着起身迎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

坐下后，我用崇敬的目光打量着周副主席，一年多不见他有点儿变了。在西安时他剃着平头，现在头发全长出来了，又黑又密，英俊多了，然而最大的变化是他明显地瘦了，眼睛显得更大了，有点凹进去，还布满了血丝。他这是操劳的啊！是呀，南京失守，武汉沦陷，这一个接一个的危急的人心

呀，他怎么能不瘦呢？我心里难受，鼻子发酸。

周副主席和蔼地望我两眼，说：“你们从西安来到长沙，一路辛苦了， 路上情况怎么样？国民党检查站找麻烦没有？”

我答：“谢谢周副主席的关心，路上情况还可以，没碰上什么大麻烦。” “哦，这就好。”周副主席认真地点点头，又问：“来了几部车？” “两部，一部尼桑，一部美国道奇。”

“车况怎么样？” “美国道奇质量好，一般情况不会出毛病；尼桑不行，途中容易抛锚。” 周副主席听完，明亮的大眼睛转了转，果断地命令道：“给你个紧急任

务，挑两名技术好的能吃苦的司机，用这辆道奇车把《挺进报》的大印刷机运走。这台印刷机已由武汉运到长沙，现在你们再把它运到湖南沉陵县。敌人进攻长沙，首先要占领常德、益阳，这两地是到沉陵的必经之处，你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

顿了顿，他又说：“印刷机是我们的宣传工具，一定要保护好，到了沉陵交给当地负责人。如果敌人把常德或者益阳占了，你们回不来，把车也交给当地，你们步行到衡阳或者桂林，哪方便去哪儿，找八路军办事处。要多带点几路费，以备途中用。”

周副主席交待得很细。交待完，他又亲自写了一封信交给我，让带好， 面交沉陵负责人。

我接受任务后，马上选了段廷英、姚进全两位思想好技术硬的司机，向他们传达了周副主席指示。他俩表示，一定完成任务，既要把印刷机安全送到，又要把车开回来。我们动手把印刷机伪装好，装上车，做好一切准备。当天深夜我们就出发了，翌日下午三点左右已经跑出三分之二的路程，

然而，此时遇到了麻烦。

前面有几个国民党散兵拦车。我命令司机，“不要管他们，冲过去！” 车子刚冲过去，一个国民党兵在后面开枪了。我立即让司机停车。我跳

下车，掏出了盒子枪，来到他们面前，大声责问：“你们是哪部分的？谁带队？”

一位副排长站出来介绍了自己身份和部队番号，并说这部分人是他带的。”

我又问他排长呢？他说牺牲了。

按当时规定，押运副官有权处理这样事。于是我理直气壮地让他集合队伍验枪，找出放枪者，他只好执行。

队伍集合后，一个鬼头鬼脑的士兵装模作样他说：“长官，我没放枪， 不信你验验我的枪。”

“好吧，就验你的枪。”我顺手把他的枪下了，见他脸有点变色，立即拉开了枪栓，一股火药味冒了出来。我气愤地说：“这枪就是你放的！”

他没有唬住我，软下来了，说自己不小心枪走了火。

这时候，驻在附近的国民党防守部队听见枪声后，一个副连长带着一个排赶来。

我向他讲了刚才发生的事，对他说：“我们押运着抗战物资，任务紧急不能停留，这个放枪的士兵交给你们处理吧！”说完，我们驱车而行。

当天夜晚我们赶到沅陵，翌日早上找到当地负责人，我把周副主席的信和印刷机交给他。此时日军尚未占领常德和益阳，我们谢绝了当地同志们的

招待，抓紧往回赶。

沿途几乎处处都有国民党军队逃跑时翻在路边的车，我猜想，长沙方面可能出事了，也就更加快行车速度。

1. 月 13 日我们赶到常德，得知长沙着了大火，回不去了，只好奔向衡阳。我们心急如焚，惦记着周副主席和办事处同志们的安危，大家沉默无语， 谁也吃不下一口饭，只是双手紧握方向盘，一刻不停地往前赶。

经过两天两夜急驶，我们赶到了衡阳，刚下车，周副主席的车也到了， 他是从下摄司赶来的。

路旁堆了许多物资，都是我们办事处转运过来的。周副主席着急地对旁边两位武汉办事处的同志说：“你们怎么还不快把这些东西搬走呢？来了敌机怎么办？”

一位同志说：“没有人呀，他们都运东西去了。”

周副主席生气地指着我们三个说：“没有人，他们三个是干什么的？” “他们是西安的。” “什么武汉的，西安的，还不都是我领导的，快动手搬，别愣着！”周

副主席说完，立即哈下腰去搬东西。我们三个也不声不响地干起来。

大家紧张地忙了一阵，把这些物资搬走了，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周副主席和我们一样，汗流满面。

待大家离去后，我向周副主席汇报运送印刷机的情况。然后有些委曲他说：“周副主席，我们也是刚到的，他们也没让我们干呀，好像我们不听从安排似的。”

周副主席歉意地笑了，温和地说：“小吴呀，这事怪我，我没有调查， 批评的不对，向你们道歉，也请你转告那两位司机，我也向他们道歉。”

在那紧张的日日夜夜里，周恩来就是这样扎扎实实地抓运输工作，从物资的转运到存放，都亲自部署，亲自动手去干。若工作中出现矛盾，他首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向同志们，乃至向汽车司机道歉、检讨。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多么令人钦佩啊！我党的三大作风既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又是他们率先垂范认真执行的。

1938 年的秋天是战乱之秋。武汉沦陷后的两个多月，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同志们是在转战中度过的，从武汉到长沙、衡阳、桂林⋯⋯一直到重庆。在这艰难的转战中，周恩来始终把运输工作挂在心上，经常挤出时间亲临物资转运站、物资仓库检查指导。

长沙大火后，为转运物资，交通班在衡阳乡下建个临时露天仓库，由蒋泽民负责。

蒋泽民作了分工，他带着田学文和松波负责把这些物资运往桂林；杨青山带着两个战士负责看守。没有苫布，他们就用稻草把物资盖好苫严。

周恩来去岳阳开会途中，特意来到衡阳乡下，检查这个仅有三人的小仓库。正逢蒋泽民来此装货。

蒋泽民老人眼含热泪讲述了这件事，他说：

周副主席来到我们这个乡下小仓库，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大家激动地围上去，亲热地招呼着：“周副主席好！周副主席来啦！”

“同志们辛苦啦！”周副主席亲切地和我们每一个人握手。当他握住我

的手时疼爱地看了我一眼，问：“泽民，你也来了？” “嗯，来装货。”

“运走多少了？” “已经运走一多半了。”

他赞许地点点头，说：“一定要抓紧，把这些物资尽快运走。”说完席地而坐，和我们几个聊了起来。

周副主席眨动着和善的大眼睛，关切地问：“这里挺偏僻，你们怎么解决吃饭问题？”

杨青山答，“我们用小锅做着吃。” “哈哈，开小灶了，你们都是成手的厨师啦！”周副主席说完笑了。我

们也笑了，有个战士竟笑出了眼泪。

周副主席收敛了笑容，亲切的目光从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掠过，认真他说： “物资一定要用稻草盖严，千万不能让敌机发现目标。你们人少很辛苦，更要提高警惕，要防止敌人放火烧物资，也要防止物资发霉或生虫，一定要看管好。”说到这儿他把话停住了，转过脸问我，“泽民，这些你们做到了没有？”

“差不多吧。”我脱口而出。 “差不多不行，一定要提高警惕，既要防止敌人破坏，更要防止敌人空

袭。”

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

周副主席话锋一转，又问：“这里群众知道有八路军吗？” 我们回答：“知道。”

周副主席说：“这很好。你们要随时随地做群众工作，借东西要还，买东西要付钱，和群众搞好关系。”

我们将之一一记下。

周副主席从地上站起，带着我们绕着物资堆转了一圈，仔仔细细地检查着，发现有的地方稻草盖的薄，就拿起旁边的稻草又苫一层，一边苫一边说： “敌人飞机狡猾得很，发现一点疑迹就扔炸弹。你们工作一定要过细啊！”

这一言一行深深地教育着我们，周副主席对工作真是一丝不苟啊！我们几个相互看了一眼，一阵红晕从脸上掠过，深深的敬意从心底涌起。

周副主席要去开会了，不能久留，我们恋恋不舍地把他送走。有位战士拉着他的衣襟，眼里噙着泪说：“周副主席，您还能来吗？”

“能来，有时间就来看你们，好好工作。”周副主席说完，和我们大家握手告别。

周恩来离去后，蒋泽民、杨青山他们立即改进工作，把物资盖好苫严， 不留任何蛛丝马迹，并严加看守。

七八天后，日军出动四十多架飞机轰炸衡阳，顷刻间房倒屋塌，尚未修完的火车站都给炸平了，郊外水泡子里的十几斤重的大鱼也被炸出了水面。然而，这个露天仓库竟幸存下来，完好无损。

待敌机离去后，仓库的同志们哭了。有的同志边哭边说：“这多亏周副主席呀！是他及时指示我们工作过细，严防敌人空袭，我们照他的指示去办， 才使这个仓库没有暴露目标啊！”

为了把海外物资运往国内，长江局在广西河池建立一个兵站。这是从海

外往国内运输的第一个转运站。兵站不大，有六七个人，先后有三任站长， 第一任是方正；第二任是杨汉章；第三任是朱友学。

1939 年冬天，周恩来不顾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亲临河池兵站。此时朱

友学刚刚上任，他是 1939 年 10 月去的。朱友学老人回忆了这件事，他说：

1939 年秋冬之时，日军向西南进犯的铁蹄踏得更狂了，形势一天比一天吃紧，我们转运站更忙了。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周副主席能千里迢迢地来到兵站。我们每一个人深受感动。

周副主席到兵站后，首先看望大家，亲切地问寒问暖，像大哥哥关心小弟弟似的，嘱咐我们注意防空，注意安全，又疼爱地告诉我们，工作再忙再累也要把饭吃好，注意身体。他的问候和关怀似春风化雨润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大家心里甜滋滋的。

周副主席当夜就宿在我们兵站。晚饭后，我来到他的房间，他热情地让我坐下，然后认真询问站里工作情况，每一个人的思想情况，又问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一一作了汇报，最后讲：“周副主席，说实话，困难能没有吗？但是， 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站里的同志个个都能吃苦。”

周副主席满意地笑了。他认真地说：“河池兵站是我们的南大门，从海外运来的物资首先要转运到这里，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抗战，也要先经过这里。这里是我们第一个落脚点，非常重要。来往的人员多，转运的物资多，你们的任务重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把工作做好。”

夜幕悄悄降临了，月亮慢慢爬上了树梢，银色的月光射入屋内，给周副主席和我的谈话又添了几分柔情。谈完工作后，周副主席轻轻地问我，“友学，你老家还有什么人吗？父母身体怎样？有弟弟妹妹吗？”

“我只有一个母亲，没有别的亲人。”

周副主席的问候，使我想起遥远的故乡，想起孤独可怜的妈妈，她老人家可好吗？刹时，念母思乡之情漫过心头，我默默无语。

良久，周副主席轻轻地拍拍我的肩头，柔声他说：“想妈妈了，等革命成功了，把老母亲接来，那时一切都好啦！”

“嗯，周副主席，我一定为这一天的到来奋斗到底！”

月上中天了，为了让周副主席早点儿休息，我起身告辞。这是我最幸福的一个夜晚。

有的人说，爱心是美好的化身，她能使寒冷的人心里感到温暖，贫穷的人在情感上富有。然而，一个真正的人民领袖的爱，则是力量的源泉。

周恩来的亲切关怀，给运输将士以伟大的力量；他的严格教诲，给他们以无穷的智慧。他们舍生忘死，奋战在西南运输线上。

蒋泽民、朱友学、吴宗汉三位老人，都当过押运副官，曾经战斗在西南运输线上。其中，蒋泽民老人还有“汽车大王”的绰号，这是叶剑英给起的， 这里面有个小故事。

那是长沙大火后，蒋泽民带领交通班往衡阳转运物资。一次在返回途中， 他远远看见一辆小车停在路旁，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正围着小车转。这个人有些眼熟，于是就走了过去，近前一看竟是叶剑英。

叶剑英焦急地说：“老蒋来了，快看看我这车吧，又趴窝了。”

这时华侨司机阿林从小车底下钻出来，两手黑乎乎的，对蒋泽民说：“毛

病出在刹车上。”

蒋泽民立即检查刹车系统，原来是刹车油管坏了。他和阿林找来胶皮和铁丝，把坏油管绑扎好。然而油管里的油已经漏光了，刹不了车，蒋泽民想起沈学贵师傅用水代替油的办法，于是又和阿林去找水，可是，他们走出很远也没看见一户人家，路旁小沟里也没有水。望着趴在路旁的小车和焦急的叶剑英，他俩急得团团转。

蒋泽民突然急中生智，想出用尿代替水，于是就往刹车油管里撤了一泡尿。果然可行！他让阿林回去后把油管冲洗干净。

小车又突突地发动起来了，叶剑英高兴地夸蒋泽民是“汽车大王”。1939 年，蒋泽民调到延安给毛泽东当保卫参谋。一天他去王家坪给王稼

祥送材料，朱德和叶剑英也在那里。叶剑英高兴地说：“老蒋来了，这可是我们的‘汽车大王’啊！”接着他讲了这件事，末了他还幽默地说：“咱们的老蒋可不是蒋介石那个老蒋啊！”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从此，“汽车大王”这个绰号被一些同志传开了，而“老蒋”更被大家叫开了。其实蒋泽民当时才二十几岁。

朱友学、吴宗汉、蒋泽民三位老人很谦虚，不讲自己的成绩，却介绍了不少司机，其中最为感人的是华侨司机。

1939 年 5 月，我党通过各种关系在海外采购回一批物资，爱国华侨又捐献一批，数量很多，有汽油、汽车、广播通讯器材、医疗器材、医药等，都囤积在镇南关。这时，气势汹汹的日军正加紧向南宁进犯，妄图切断我们这最后一条通向海外的运输线。为此，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物资尽快运回内地。

时间紧，任务重，为此，专门成立了一支特别运输队，由殷承桢、邱南章、龙飞虎带队，吴宗汉、翁士福、何玉海、彭务华、钟隆秋、李泽纯、张兴礼等副官负责押运。

在这支特别运输队里，有二十几位华侨司机，其中还有共产党员。为了抗战，他们告别亲人，跋山涉水回到祖国，在艰苦的运输中不畏艰险。其赤子之心爱国之举感人肺腑。

吴宗汉老人介绍了其中两位司机。

有一位姓陈的华侨司机，是共产党员。他腋下长个大疖子，疼痛难忍。西南的夏季，流火的天气，腋窝处又是汗腺集中的地方，疖子红肿，越长越大。他的胳膊也肿得放不下来，只能平举着。他就是带着这个大疖子用一只手握方向盘，从不叫一声苦。

当第一批物资运到时，大家就不让他干了，让他休息。可是他坚决不肯， 不仅要随车队而行，而且还要为车队开路。然而，胳膊肿成这个样子，怎么能开车呢？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就去请求随队而行的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让他给自己做手术。

马海德为难了，没有麻醉药，也没有手术刀，这手术怎么做呢？他耸耸肩，无奈地摇摇头。

老陈流着泪说：“马大夫，您是一个外国人，还不远万里来到我们中国， 帮助我们抗战，我是一个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啊！这点儿小毛病怎么能掉队呢？希望您能理解我，帮助我。”

马海德被他伟大的爱国情操感动了，默默点头应允。他把水果刀消了毒， 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给老陈作手术。

不太锋利的水果刀刺破皮肤，扎进肉里，那一剜一割，疼得老陈大汗淋漓，汗水把背心都湿透了，但是他紧咬牙关，一声不哼。手术后，马海德竖起大拇指，夸奖道：“真是一条硬汉啊！”

术后第二天，老陈就吊着一只胳膊开车上路了。

还有一位叫林国清的华侨司机，也是共产党员，平时脏活累活抢着干， 任劳任怨，从不讲一句成绩。

在一次运输途中，车队因处理一些事，耽误了吃饭时间。一位华侨司机不高兴，要开车先走。押运副官们做工作他也听不进去。

林国清把他叫到一边，严肃地批评道：“我们运的这些物资都是侨胞们节衣缩食捐献的，我们来工作是代表他们的心愿，你这样不服从指挥，擅自行动，岂不辜负了父老兄弟们的期望！”

一席话说得这位司机羞愧万分，立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在行车路上，林国清患了急性肾炎，高烧 40 多度。但是，他以顽强的毅力隐瞒了病情，照样开车无误，照样有说有笑，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大家。他就是这样坚持着，坚持着！一直把物资运到重庆，完成了任务。

到重庆后他再也支持不住了，被送进医院，然而晚了，他的两个肾全衰竭了，不久病故。

像林国清这样的司机还有许多，他们的热血和汗水洒在运输线上，他们的躯体捐于抗战之中，他们是运输线上的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