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塔中侦察机

1943 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国内形势也明显好转，经过大生产和整风运动，我们战胜了极端严重的困难，解放区军民经过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收复了大片根据地，这一切为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

面对这大好形势，蒋介石既盼望欧战结束，日本侵略者垮台，好乘机窃取抗战果实；然而他又从心里害怕日益强大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权衡一番后，他想再较量一次，掀起反共逆流，削弱共产党。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先作了舆论准备，唆使汉奸陶西圣写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于 1943 年 3 月以蒋介石名义发表。全书篡改历史， 宣扬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其实质就是要强化国民党，消灭共产党， 维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蒋介石这一招一式怎能瞒得过周恩来的眼睛呢？这本书的出笼就是蒋介石集团准备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号，只不过现在的政治气候还不适宜他轻举妄动，故先造些舆论而已。为此，1943 年 4 月，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明目前蒋的政策是向各方施行各种突然袭击和压迫，企图挽救其危机。所以， 我们的政策，似宜非常灵活机动，不拘一式，以揭破其阴谋。

同年 5 月 22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鉴于各国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形势， 在此形势下各国共产党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与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鉴于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统一领导各国革命，遂决定解散共产国际。以便使各国共产党更好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相结合，独立地领导本国革命。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征求了许多共产党的意见，其中包括作为它的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

5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提议。当天，毛泽东就致电周恩来，告知党中央的决定，并转来共产国际执委

会季米特洛夫的电文。毛泽东指出，待收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正式提议后， 就发表党中央这个决定。

周恩来对共产国际是有深刻了解的，共产国际解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将起一个推进作用。然而，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件大事，由此可能引起各方面的反映。因此，当他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更加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5 月 22 日晚，就是《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发布的当天，那些敏感的外国记者就采访了周恩来，让他表态。

周恩来以政治家的敏捷思维，答复三点：一、共产国际解散是共产国际七大以来的“自然发展”，并非意外；二、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后对本国问题一向自主决定，并自己解决本身问题；三、中共中央将发表决定。

周恩来回答得入情入理，分寸得当，外国记者无不佩服。

此时，阴险狡诈的蒋介石正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寻找土壤，因此，《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一发表，他就乘机而上，急急忙忙召集心腹大臣进行密谋。决定利用这个国际政治气候，对中共施加压力，办法有二：一是要求共产党交出军权，这样中共组织才可以合法化；二是要求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

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从国民党民主派张治中将军那里及时得到这

个情况。张治中还告诉周恩来，国民党政府将在三天之内就共产国际解散之事发表宣言。

情况紧急，周恩来立即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党中央立即发表决定， 以免国民党抢先。

当日，即 5 月 26 日，党中央就发表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指出，共产国际过去对于中国人民是尽了一切可能来给予援助的。但由于种种理由，在现在的条件下，共产国际的解散比继续存在更有利。因此，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蒋介石没有钻进这个空子，他的阴谋破产了。然而，他岂能善罢甘休？

于是又指使一些人，叫嚣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一时反共言论四起。

远见卓识的周恩来洞察着国际、国内这一系列的变化，根据国民党顽固派们连日来的表演，及蒋介石抛出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造的舆论，蒋介石肯定会利用这个政治气候再次掀起反共恶浪，而且很快付之军事行动。于是，他于 5 月 30 日致电毛泽东，指出，共产国际解散后，蒋有幻想，可能对我们采取组织上的溶共政策。

与此同时，周恩来召集南方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国民党政府可能对共产党采取的方针，并作出相应对策。将研究的意见于 6 月 4 日电告党中央。

报告指出，南方局估计，国民党将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加强政治攻势，同时施以军事压迫，强迫我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达到他们所谓的解决之目的。

我们的对策主要应是：向各方面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多谈边区有关问题， 分比顽固分子，争取广泛同情；在民主运动方面，着重研究民主合作的道路及实施政策，以教育民主分子；在宣传方面，用各种形式宣传我党的抗战和建设成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辅之以揭发敌伪的某些阴谋与当局政策的矛盾，且宣传要特别注意民族化；加紧我们的外事活动，与英美自由主义者加强实际联系。

果不出周恩来所料，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的第十天，6 月 12 日，蒋介石唆使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的特务头子张涤非，假借“民众团体” 名义召开座谈会，发出电文，胡说“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边区，向共产党下了“讨伐令”。

蒋介石集团很快付之行动。6 月 18 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了反动军事会议。6 月末，蒋介石下令把国民党驻守在黄河的两个军调来，会同原来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总共五十万人，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并于 7 月 7 日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准确汇报，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号召解放区军民起来自卫，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严惩进犯边区的国民党军队。

共产国际解散决定公布后，党中央就来电让周恩来回去，共商有关事宜， 然而国民党政府借故拖延，不提供交通工具，以致迟迟不能返延。6 月党中央再次来电，要求周恩来回延安参加筹备七大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这时国民党才同意放行。

周恩来和邓颖超、林彪、孔原等 100 多人于 6 月 28 日起程，行到宝鸡时， 接到西安办事处派人送来的急电。

电报是毛泽东于 7 月 3 日、4 日连发给西安办事处的，让他们转交周恩来。胡宗南部队已侵入边区地境，正在修筑工事，毛泽东让周恩来和胡宗南交涉。

跟随周恩来同行的袁超俊老人回忆了这个历史片断。他说：

大约 1943 年 7 月 9 日，我们跟随周副主席到了宝鸡，正值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已派重兵袭击边区了，形势很紧，火药味很浓， 从宝鸡到西安途中，到处是国民党荷枪实弹的部队。

西安办事处已派人等候，我们车队一到，他们立即把电报交给周副主席。周副主席阅后脸色严峻，把电报收起，命令车队暂停在宝鸡等候，他和邓大姐、林彪、孔原等人立即乘火车去西安，同胡宗南交涉。

大约 7 月 13 日，胡宗南派专车把周副主席他们送回宝鸡。此时，形势略微有点缓和，周副主席交涉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又上路前进，7 月 16 日赶到延安。

在这国共两党即将兵戎相见的紧张之时，毛泽东电告途中的周恩来，同时又于 7 月 4 日致电重庆的董必武，告之，蒋介石正增兵包围我陕甘宁边区， 内战可能爆发，请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起来，呼吁制止内战。同时，对张治中、刘为章及各国驻重庆使馆说明，我们正在讨论解决国共关系的办法，以赢得同情和制止内战的时间。

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朱德总司令于 7 月 4 日和 6 日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纷纷起辛，以不同形式反对内战，要求团结。其势如滚滚洪流，势不可当。

7 月 9 日，延安三万军民集会，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在绥德和三边地区也召开了万人大会，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内战。紧接着，各解放区也纷纷集会，声援边区，以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

7 月 20 日，毛泽东又电告董必武，指出，为彻底揭穿蒋介石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的阴谋，除已发之通电和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为驳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世界舆论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介石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体系。指示南方局：一、收到此文后，立即印成中英文的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二、搜集各方面反响，报告党中央；三、“新华”、“群众”用其他迂回方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行。

周恩来去延安后，南方局暂由董必武负责。他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南方局、办事处、报社及地下党的同志，秘密用中英文印发了各种有关材料，向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企图消灭共产党和加强法西斯统治的阴谋，展开舆论大反击。

与此同时，《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连续发表文章，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怎么办》、《法西斯丧钟敲响了》、《彻底扑灭法西斯毒害》等， 谴责中国法西斯分子的罪行。

蒋泽民老人回忆了这段斗争过程。他说： 在董老的领导下，我们展开宣传攻势。

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的新闻检查制度，控制《新华日报》发行，我们

就采取灵活方式与他们巧妙斗争。他们上午控制检查，我们下午卖报；他们在大街上搜查，我们就让报童到胡同里卖。我们的文章不让发表，就印成小册子，夹在报纸中卖，甚至装在信封里挨家挨户地送，千方百计发出去。

我们还把这些材料汇集成小册子，发往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翻译成英文，送给在重庆的外国使馆、使团和新闻记者。

我们办事处又召开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座谈会，散发宣传材料。通过座谈讨论，大家义愤填膺，纷纷谴责蒋介石的反共独裁罪行。

由于我党在事前的揭露，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使蒋介石无隙可钻，不敢轻举妄动；又由于我党开展宣传攻势，充分发动了群众，大大地孤立了顽固派。在人民群众的谴责和声讨中，蒋介石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来得及成为大规模军事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了。这是党中央充分发动群众的结果，充分显示了人民的力量。

然而，这次胜利与在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是分不开的。是他通过可靠的情报，了解到国民党政府的企图、动向，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使党中央知己又知彼，心中有数；是他洞察了这变幻的形势，做出正确判断，汇报给党中央，使党中央及早做出全局性的部署；又是他在途中与胡宗南交涉，使胡宗南暂缓军事行动，使我们赢得了时间。总之，这个胜利，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配合党中央共同取得的。

美国《新时代》杂志社的记者白修德，曾称赞周恩来是“塔中侦察机”。对于领导国统区斗争的周恩来，这个称呼是很恰如其分的。

这里顺便交待一下，周恩来他们到延安后，立即投入到正在深入发展的整风运动。

此时，把持中央社会部的康生夸大党内和边区内部敌情，认为特务多如牛毛，处处皆是，提出抢救失足者。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各单位开展了“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许多干部无端受疑，尤其是地下党员普遍是怀疑的对象。一时延安人人自危，非常紧张。

这时候，作为领导地下党组织斗争的周恩来，处境也比较困难，但是他襟怀坦荡，竭尽全力保护了一些同志。

袁超俊老人回忆了下面的往事。

16 日那天，我们回延安的车队停在杨家岭大礼堂旁边。大家都下车休息，周副主席带着我爬到山上，来到毛主席的窑洞。

周副主席先把我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起身和我握手，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周副主席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我就离开那里，信步走到山下。这时我听见从大礼堂传出一阵阵口号声，顿觉奇怪，就问旁边的一位同志，他说里面正在开抢救大会。

我好奇地来到门口，看见屋子前面站着一个小姑娘，也就有十六七岁， 四川口音，她正在但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特务，还是汪精卫的特务。我好困惑呀，她这么小的年纪怎么可能呢？

晚上，大家都安顿下来休息了，周副主席还没有回来。我坐在灯前等着他。

一会儿，周副主席回来了，亲切地对我说：“超俊呀，你别搬走了，就住在我这里，先好好休息休息，再把带回来的南方局特别会计帐目整理出

来。”

这样，我就留在周副主席身边，与他同住一个院儿。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这个抢救运动是康生搞的。这时我恍然大悟， 周副主席为什么把我留在身边，他这是在保护我啊！我这个一直在白区工作的人，康生他们能放过我吗？不仅会把我打成特务，而且说不定把我揪出去斗争成什么样子呢！想到此，深深的感激之情从心底涌起，周副主席这是第三次救我啊！

康生一伙搞的这种极左的“抢救运动”，很快被毛泽东制止了，立即纠正，并给受冤枉的同志平反，使整风运动走入正轨。

如果按美国记者白修德所喻，周恩来是“塔中战斗机”，那么南方局就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庞大机群，那些工作在国统区的同志就是一架架小的战斗僚机，他们在长机周恩来的带领下，冲云霄，破迷雾，一往直前。如果遇到电闪雷鸣，周恩来这架长机无论自己怎样困难，也总要竭尽全力照顾他的“僚机”，像保护自己的“羽翼”那样去保护他们，即使自己受到伤害也在所不惜。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