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武汉沦陷
1938 年 5 月,日军占领徐州后,又调集南北两个战场的兵力,虎视眈眈地沿陇海路西进,准备进攻中原和武汉。
这时,国民党战场开始进入保卫武汉的战斗。虽然蒋介石调集了陆海空重兵,又亲任总指挥,但是,由于实行片面抗战和消极防御的方针,国民党军队经过一段抵抗后还是节节败退。
6 月 5 日,日军攻占开封,然后分兵进攻中牟,迂回新郑,准备攻取郑州,将平汉、津浦、陇海三线沟通,造成进攻武汉的有利条件。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日军进攻,竟不顾人民死活,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 结果黄河泛滥,淹没 3000 多平方公里土地,淹死数十万人。
黄河决堤并没有阻挡住日军的进犯,这只发了疯的野兽又继续调豫东军队南下,沿长江西上。6 月 15 日,日军攻占安庆;26 日占领马当要塞;7 月5 日,攻占了控制长江和鄱阳河水路的湖口;25 日攻占九江;8 月初,日军北面部队又攻占了宿松和黄梅。随后,日军在长江南北兵分五路向武汉三镇进攻。10 月 25 日武汉沦陷。
武汉失守前,国民党绝大部分官员们知道武汉保不住了,忙乱不堪地把家眷、贵重之物运走,富商阔佬们也带着大小太太匆匆忙忙往外逃。人们处于惊恐、慌乱的逃难中。
在这危难之中,周恩来如中流砥柱,带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战斗到最后。
1938 年 10 月 1 日,周恩来没有开完党的六中全会就从延安急返武汉, 与在家的长江局领导董必武、凯丰、叶剑英等人研究、部署武汉失守前的工作。决定董必武立即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并指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筹建工作;凯丰也去重庆,负责党报工作委员会,做好《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的准备工作;决定武汉的新华日报馆仅留少数精干人员坚持出完最后一张报纸,次日重庆接着出版。同时,周恩来又指示李克农和潘梓年,负责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转移工作。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示办事处,把爱国进步人士和进步文艺团体转移到大后方,或者送到新四军部队,保证他们安全。
10 月上旬,武汉城已嗅到火药味,战火临近,人心惶惶。为坚定人们持久抗战的信心,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周恩来从百忙中挤出时间,亲自力《新华日报》撰写《论目前抗战形势》的长篇社论。他在社论中写道: 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抗战更重要!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 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地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即使武汉保不住,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10 月 21 日,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候,国民党机关已经全部撤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开始进行撤离。
在此之前,根据李克农的安排,交通班的同志在蒋泽民的带领下,组织司机抢运物资,为了加快速度,办事处租用了“新生隆”号江轮。经过昼夜奋战,此时物资已经抢运得差不多了。
10 月 22 日,武汉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危在旦夕,长江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最后一批同志开始撤离。李克农率
领办事处和长江局的同志数十人,潘梓年率领新华日报馆工作人员数十人,一起上了“新生隆”号船,同船而运的还有少部分难民以及印刷机和纸张等物资。周恩来带着副官吴志坚前来送行,叮嘱他们一路上注意安全,多加保重。
然而,这艘江轮航行到嘉鱼县燕子窝时被日军飞机炸沉了,25 位同志遇难,幸存人员在李克农和潘梓年带领下,克服许多困难,前往长沙和重庆。待周恩来与吴志坚乘车从码头回来时,国民党兵已经在办事处所在地大
石洋行的楼内放了炸药,准备炸楼了,周恩来等人只好到郭沫若家中去。 兵临城下,武汉失守已迫在眉睫。周恩来仍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处理
着善后工作。他在汉口亲自部署了情报站,准备日军占领后收集动态情报, 并把原办事处电台的两位同志派去,在情报站建立电台,与重庆办事处保持联络。
在武汉沦陷前几天,周恩来每天都从繁忙中挤出时间,到新华日报馆与坚守的同志一起研究报纸出版问题。
武汉的大小报刊于 10 月 20 日左右都停刊了,只有《新华日报》还在坚持,还在战斗,这是武汉人民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报纸。它如黎明前的一颗启明星,向人们昭示光明;它似寒夜中的一团火,给人温暖和力量。
10 月 24 日,周恩来又送走了郭沫若、胡愈之,风尘仆仆地来到《新华日报》办公地,口述了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
当时,坚守的同志有:新华日报馆的章汉夫、朱世纶、林肖硖,办事处的蒋泽民,吴志坚,朱友学、祝华及几名警卫员和两名司机。
蒋泽民老人清晰地回忆了在周恩来领导下,在武汉战斗的最后三天三夜:
- 月 22 日,李克农秘书长离开武汉,他临行前交待我两项任务:一是带领两名警卫员负责周副主席的保卫工作;二是带一台大车去新华日报馆, 帮助印报纸。他语气很重他说:“泽民呀,你的任务可不轻啊!形势危急, 你一定要保护好周副主席。切记!!”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带着两名警卫员,驾驶着新买的八缸福特汽车去新华日报馆。
我们去时,报馆的绝大部分同志已经撤走了,只留下三位同志,一位执笔写稿,一位排版,一位负责印刷。大的印刷机已由“新生隆”号船运走了。一家私人小印刷厂人员撤走时,将印刷机和房子留给我们,印刷机很小,手摇式的,只能印小报。房子临街,里外两间,里屋放着两个铅字架,一张板铺,外屋放着手摇印刷机。
我、司机和两个警卫员一共四个人,分成两班替换着摇印刷机。10 月的武汉,天气还是很热的,摇几下就浑身冒汗,为了保证报纸按时出版,我们一边喝着凉水,一边不停地摇。
印刷厂门口围着一群可爱的报童。报纸印出后,我们立即分发给他们, 他们拿着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穿过混乱的逃难人群跑向街头,边跑边喊,“卖报啦,《新华日报》!”人们呼的一下子将报童围住,急不可耐地把钱塞到报童手里,拿过报纸认真地看着,大声地读着。报纸很快就被一抢而光。有的人没有买到,着急地问报童:还有没有?有没有?
第二天中午,烈日炎炎,逃难的人们仍然潮水般地向外涌,只是穿戴华丽的贵妇人少了,大腹便便的绅士少了,汽车的喇叭声稀了。我们仍然摇着
印刷机,太热,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干。
突然门开了,进来的是周副主席!他头发上、身上落了一层土,额角上还滚着几粒汗珠。
“啊!周副主席,周副主席来了!”我们高兴地围了上去。
周副主席微笑着和我们打过招呼,然后走进里屋与报馆的三位同志研究
《新华日报》的稿子。
研究完,周副主席来到外屋,他和蔼地问:“你们几个吃饭了没有?” 我们七嘴八古地说:“吃过了。”
“周副主席,您吃了吗?” “我给您买大饼去。”
他没有回答我们,却问:“你们这两天都吃的什么?” 我说:“从街里买回大饼,就着凉水吃的。”
一个小一点儿的战士插话说:“大饼可香啦!” “哈哈,不错嘛!”周副主席疼爱地看他一眼,朗声地笑了。我们相互看看,擦了把汗水也笑了。
周副主席拿起一张刚印完的报纸,倚在墙上认真地看着,从文章的内容到版面的安排,从每行文字到油墨的深浅,都全面地仔细地检查着,最后满意地点点头。他指着报纸对我们说:“质量不错,油墨很均匀。”
重兵压境了,危在旦夕,可是周副主席却稳如泰山。他对工作是那样负责任,连每个文字、每个标点、每块墨迹的深浅都不放过;他时我们又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连吃什么饭都要问一问。这深深地感动着我们,鼓舞着我们,顿觉勇气倍增,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们双手不停地摇着,印刷机的齿轮飞快地转动。1938 年 10 月 24 日,是我们撤离武汉前的最后一天。
天气阴沉沉的,我们的心里也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得喘不过气来。大家抓紧时间默默地工作着。
傍晚,一辆小车急驶到门前停下,从车上下来周副主席和副官吴志坚。周副主席进来和我们打个招呼就直奔里屋。吴志坚对我说:“泽民,周副主席让做好准备,今夜撤离。”
根据李克农秘书长的交待,我们来后就开始着手撤离前的准备。我们把该带走的东西一件件捆好,又弄来两桶汽油,以备途中用。待吴志坚离去后, 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到车上,并告诉司机做好准备。
黑沉沉的夜晚降临了,没有星光,没有月亮,这黑洞洞的夜空给混乱的武汉城罩上阴暗和恐怖。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并伴有机枪的哒哒声。近处街道上还有少数逃难人惊惶地奔跑着,吵嚷着:“快逃吧,小鬼子进城啦!”我知道日军已逼近了,可是周副主席还在里屋没有出来。我刚才断断续
续地听见他在口授文章,现在讲完了,也该出来了。他必须马上撤走!于是我两步跨到里屋门口,想催他走,然而我又怔住了。
周副主席正在踱着步,轻声说:“抓紧,撤离前把它印出来。”
那位执笔的同志已经放下笔,正在收拾材料。排版的同志正全神贯注地忙着。
我深知此时进去,不仅不能把周副主席劝走,还会影响他的工作。现在时间多紧啊,一分钟要当一个小时过,周副主席肯定不会走的。哎!我无可奈何地回到印刷机旁。
大概半夜时分,负责印刷的同志来到外屋,开始印报。我们迅速摇起印刷机,报纸一张接一张地印出来。
时间不长,军方来了通知,说日军已经打到城郊了,让迅速撤离。
周副主席让我们停下,准备撤走。我们把印出来的报纸收拾好,拿出一部分送给门口的几个报童,其余的放到汽车上,留作途中散发。报纸上醒目的社论标题是——《告别武汉父老兄弟》,这就是刚才周副主席口授的文章。
周副主席轻声问我:“泽民,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上车!”他有力地命令着。
我先让同志们上了车,然后拿起大铁锤把印刷机的齿轮砸碎,随后也上了车。
周副主席在里外屋转了一圈,仔细检查一遍,见印刷机的齿轮已被砸坏, 微微点点头,走出房门。他见我们都上了车,用深沉的目光望了望远方,最后上了前面的小车。他回头叮嘱我们,要大车在后面跟好。
炮声隆隆,枪声阵阵,硝烟之味在武汉街道上弥漫着。天黑得像个大锅底,要扣下来似的,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一辆车也没有了。在街道尽头, 有十几个举着火把的爱国青年,我立即把《新华日报》扔给他们,他们拾起报纸向我们会意地挥挥手。
我们撤离几个小时后,武汉就沦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