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接诗美军观察组

南方局时期，国共两党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 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几乎濒临破裂。在这种形势下，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力排万难，做了大量统战工作， 使我党的统战工作继长江局之后更发展，更深入，开创了历史新篇章。

——广泛团结科学文化界人士，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统区文化界在抗战初期擎起的抗日救国旗帜已改为抗日民主，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倒退。通过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深入工作，把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在这面旗帜下，组成抗日文化统一战线。这个战线组成的基础是三个文化团体组织。

一是文化工作委员会。武汉沦陷后，原来的三厅撤到了重庆，进行艰苦的抗日宣传工作。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蒋介石要求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并下了手谕，“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三厅。”

三厅中共党组织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找到张治中，先将了他一军， 说：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派的文化人，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了，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去延安。

张治中感到事情严重，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想把这些人留下，又想划个圈子把他们圈起来，束缚他们抗战的手脚，于是就把郭沫若等人找去，要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内再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

郭沫若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灵机一动，将计就计地说：“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1940 年 10 月 1 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它的成员除了三厅人员外，还有其它各界名人，有著名作家、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记者、诗人等。

为进行合法斗争，周恩来又进一步布置了斗争策略，他说：国民党当局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但我们可以通过政治部所属机构的合法地位进行工作，不受他们的束缚，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进行活动。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给我们地盘站住了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在国内形势逆转的情况下，大家坐下来深入研究，用研究成果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占领阵地，并同顽固派的封建法西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 推动抗战民主事业。

文工会人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跳出圈子走向社会，举办各种讲座会、座谈会、报告会，以学术活动方式联系群众，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与此同时， 他们又认真从事本专业研究，历史、哲学、文艺理论、文学创作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有价值的成果。郭沫若创作的名剧《屈原》在重庆公演后轰动山城， 舞台上，“屈原”那愤慨的呐喊，句句喊出了国统区人民的心声，“鼓动吧， 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将一切沉睡在黑暗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吧！”

第二个是自然科学座谈会。1939 年春，新华社的潘梓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过少数党员联系自然科学界的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1940 年初，自然科学会又在《新华日报》上创办了《自然科学》副刊，宣传

科普知识。

1944 年，随着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周恩来指示潘梓年，要求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团结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建立公开进步的科技团体。为了取得自然科学界上层人士的支持，周恩来又亲自拜见了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和他们亲切交谈。经过努力，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于 1945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理事长竺可桢，监事长李四光，正副秘书长均是中共党员。

中国科协的章程明确要求：科学工作者要团结起来，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奋斗，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要改革贪污腐化、不民主的情况， 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第三个是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也是在周恩来帮助下成立的。它的宗旨是： 继承“五四”精神，争民主，争自由，反对独裁统治，要求团结抗日。此后， 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民主科学社”，抗战胜利后又改为“九三”学社。

这三大文化团体，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人士充分组织起来，形成强有力的文化大军，把抗日民主运动推向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对之又气又怕，于是在掀起反共高潮时又对这些进步文化人士进行迫害。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带领国统区人民采取巧妙灵活的方式进行营救斗争。其中为马寅初先生祝寿之事就是生动一例。

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是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目睹了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的丑行，公开发表演讲进行抨击，并直言不讳地指向蒋介石： “有人说蒋介石是抗战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称得上是家族英雄。”

国民党顽固派虽然想迫害马寅初，但碍于他在国内外名望甚高，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于是就以国民党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之职进行拉拢，然而， 刚直不阿的马寅初对此嗤之以鼻，严词拒绝。国民党顽固派见软的不行就换硬的，指派特务寄去恐吓信，马寅初无所畏惧，照样敢怒敢言。1940 年 10 月，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下令把马寅初逮捕，投入监狱。

周恩来和南方局得知后，立即组织重庆各界人士设法营救，并通过《新华日报》，用迂回方式把马寅初被捕入狱的消息公布于众，立即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同情。

1941 年 3 月 30 日是马寅初的 60 岁生日，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重庆大学进步师生准备在这一天举行遥祝马寅初先生寿辰大会，然而启事刚在《大公报》、《新晚报》上刊出来，国民党当局就下令撤版停止刊载。于是，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在 3 月 24 日把这个消息刊登出去。这样，重庆各界人士知道了为马寅初祝寿的事，纷纷准备前来参加。

尽管蒋介石下了严禁召开祝寿会的手谕，但是，重庆师生和爱国进步人士毅然冲破种种阻拦，准时来到寿堂。寿堂内挂满了各界知名人士送来的寿联、寿幛，其中，最醒目的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来的写在红绸子上的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这首寿联寓意深刻，给人一种凄凉悲愤的意境，如果细细品味，又给人以希望和力量。执教三十多年的马寅初先生桃李满天下，今日大家前来为他祝寿，然而，寿堂内竟不见这位老寿公。此时的他正囚禁在异处，身边无亲无友，只能以琴书为伴。但是“支床有龟（归）”，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 马老先生一定能归来。

翌日，重庆各大报纸准备刊登庆祝马寅初寿辰的报导，然而均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下。于是，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登出一个加框的重要声明：“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之稿两篇，奉命令免登”。这样，既从侧面报导了祝寿会如期举行，又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卑劣行为。

祝寿会后，社会舆论一片呼声，强烈要求释放马寅初。迫于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 1942 年 8 月将马寅初释放出狱，然而却又将他软禁在家中，一不准任公职，二不准去各大学教书，三不准发表文章和演讲。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南方局宣传部的许涤新，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

许涤新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让新华社派一名记者去马寅初家采访、约稿。当这位记者把马寅初写好的稿子拿回后，周恩来亲自过目，连称好文章，并嘱咐报社付给最高稿酬，用这种办法给马寅初以经济上的帮助和政治上的支持。马寅初深受感动。

此后，周恩来继续组织各方人士相助，终于使马寅初先生真正恢复自由。

——争取中间势力，中国民主同盟成立。

1939 年 10 月，即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结束后，一些主张团结抗战的代表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统治很不满。于是，沈钧儒、邹韬奋、张澜、黄炎培等人在董必武的支持下，把这些代表组织起来，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是一个松散型的组织。

翌年 5 月，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听到汇报后非常高兴，并在南方局的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要加强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此后，他多次找这些中间人士交谈，争取他们与共产党一起坚持抗战，制止顽固派的分裂活动。

“皖南事变”后，一些中间派和无党派人士处境更困难，他们深感要争取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要抗战，要民主，必须团结起来，与共产党合作。而“统一建国同志会”已经适应不了这个要求，于是黄炎培他们多次密谈，准备将建国同志会改为民主政团同盟。他们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非常支持，鼓励他们把中间力量团结起来，开展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

1941 年 3 月 19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重庆正式成立，参加的团体主要是三党两派，即青年党、第三党、国社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几个月后救国会也加入，变成三党三派。黄炎培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此后不久，黄炎培辞去主席，由无党派人士张澜继任。张澜在无党派和中间派中享有很高威望，因此许多无党派人士纷纷参加民主政团同盟。1944 年，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这期间，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一直与同盟会的发起人、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为他们排忧解难，彼此结下友谊。因此，中国民盟从它创立开始就与共产党在政治上合作，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有很大影响力的党派。

——争取地方实力派，筑起后方堡垒。

抗战时期，西南地方实力派力量比较强大，有军队又有地盘。蒋介石对他们既打又拉，想方设法要吞并他们。实力派和蒋介石矛盾重重。为此，周恩来和南方局决定利用矛盾，把他们争取过来。

龙云是西南地方实力派中势力最大的人物，既握有重兵，又是云南省主席，但是他与蒋介石积怨很深，因此，南方局成立时周恩来就指示：“要充

分利用龙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决定由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李群杰做龙云等上层人物的工作。

在我党的努力工作下，龙云态度明朗，表示：“敌人图谋加紧挑拨离间， 全国应该加紧团结，抗战到底。”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到云南策动反共浪潮。康泽一到昆明，就把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交给龙云，要他进行大搜捕。

龙云把这份名单拿在手里，深知它的分量，这是上百个共产党人的生命， 他想起共产党对自己的以诚相待，也想起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险，于是心中天平的法码放好了位置。他理直气壮地告诉康泽，没有证据可认定这些人是共产党，一个也不能逮捕！

由于龙云的拒绝，保护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使蒋介石的阴谋破产了。然而这也激怒了蒋介石，7 月他又派何应钦到昆明，催促龙云成立党政军汇报会，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次龙云没有理由推倭，只好硬着头皮参加， 为了抵制国民党中央的控制，他亲自挂帅，便于随机应变。而担任汇报会秘书的正是我党以前派去的李群杰，他负责会议记录，及时把情况汇报给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组织立即采取应急措施。这样，国民党当局大搜捕的计划落了空，蒋介石的阴谋最终没能得逞。

1940 年 10 月 10 日，在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昆明 6000 多人集会纪念双十节，号召保卫大西南。为防意外，龙云派警察到会场保护。由于有龙云这个地方实力派的保护，昆明的爱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被称为大后方的堡垒。

抗战胜利后，龙云对蒋介石放松了警惕，遂被软禁。此后，国民党当局对昆明的民主运动进行血腥镇压。

——努力做国民党上层人物工作，把“对手”、“冤家”也团结过来。国共商党合作期间，周恩来一直比较注重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

作。尽管国民党是蒋介石把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但内部成分复杂， 虽然有追随蒋介石的顽固分子，但仍有一部分人始终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真心实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妥协投降。在上层人物中，有与我党长期合作，并对我党我军抗战事业给予大力支持的宋庆龄、何香凝，有在蒋介石掀起反共逆流时，与中共南方局建立和衷共济的合作共事关系的李济深，还有直言不讳怒斥蒋介石反革命行为的冯玉祥。他们是与我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朋友。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善于团结其他国民党上层人物，甚至团结曾经陷害过自己的冤家对头。

抗战前期，张冲是国民党的主要谈判代表，1936 年 2 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就派他同共产党谈判。他同周恩来从西安谈到武汉，又从武汉谈到重庆，长达五年之久。

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担任过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是策划陷害周恩来的所谓“伍豪启事”的主谋者，可谓冤家对头。因此，张冲初来谈判时不免心有疑虑，担心周恩来旧事在心，对自己有成见，然而，事实给了他最好的回答。

周恩来虚怀若谷，又坦坦荡荡，从不把个人恩怨放在心上。谈判桌上， 他以国家大计、民族利益为重；谈判桌下，他是坦诚第一、谦逊第一、他人第一。由于谈判需要，他们有时候在一地起居，周恩来与张冲谈笑风声，并

在生活上处处关心他，照顾他，待他如朋友。

张冲被周恩来的气度和真诚深深感动了，从内心深处钦佩周恩来的为人。在周恩来的感召下，他也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偏见，谈判中能及时地把我党意见向蒋介石反映，为沟通两党关系起了积极作用，“皖南事变”后， 张冲对蒋介石反共的卑鄙行为非常气愤，对别人说：“这使我没脸见人了。”

张冲病故后，周恩来送去挽联，上书：“甘苦谁与共；安危忆同舟。” 并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文中写道：“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返，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这是周恩来给与自己在谈判桌上斗了五年的对手的评价，这是最公正的也是最高的评价，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啊！这样的胸怀能容得下高山，也容得下冰川；容得下春天的温暖，夏日的热情，也容得下秋风的萧瑟，严冬的残酷。

抗战后期，张治中是国民党的重要谈判代表，他是深受蒋介石器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向委以重任，但是，他却始终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

张治中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相识。张治中非常钦佩周恩来渊博的学识、超群的才华，以及精明干练的作风；周恩来也很赞赏张治中能身体力行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共、亲共。他们的友谊就从这里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两人又走到一起。

长沙大火发生后，张治中又惊又怕，他没想到尚没有自己命令时，那帮贪生怕死的警察就放火烧城，更没想到一个好端端的长沙城毁于这场大火中。而此时一些别有用心的国民党官员又落井下石，不分青红皂白，把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向张治中头上。

正当张治中一愁莫展时，周恩来来到他的身边，先对他温言劝慰，又指出他的责任所在，并让他“赶快善后，收拾人心”。这暖语明言如同雪中送炭，安定了张治中惊恐的心，又给他力量和希望。张治中把拟好的以国民党中宣部、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的稿子，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字斟句酌，认真修改，首先批评国民党政府“焦土抗战”方针的错误， 又对起火原因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张治中深受感动。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处在困境中的张治中深深感到，还是老朋友恩来有真情啊！从此他更加敬重周恩来，只要周恩来委托的事他一定照办。 1945 年 10 月，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刚刚签字，蒋介石就派张治中

去新疆处理伊犁和塔城的事。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想到尚关押在迪化（乌鲁木齐）国民党监狱中的那批同志。

尚在抗战初期，新疆的盛世才比较开明，亲苏也比较靠近共产党，于是在盛世才的要求下，党中央派出毛泽民、陈潭秋等一大批得力干部前去新疆， 帮助他开展工作。这样，迪化就成了我党去苏联的中转站，凡是去苏联或归国的同志都要经过这里，蒋泽民老人从苏联学习回来就在迪化停留过。

然而苏德战争爆发后，当德军包围莫斯科时，盛世才错估了形势，他认为苏联将被德国吞并，于是在政治上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亲苏变为反共，于 1942、1943 年两次把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全部逮捕入狱。

张治中临行时，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来到桂园张府，把营救这批同志的事委托给他。周恩来诚恳地说：我们有一批同志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

明，释放政治犯的事已写入《双十协定》，你到新疆后请设法把他们放出来。新疆情况很复杂，回内地路途遥远，请你派人把他们送回延安。

张治中慨言应诺。他一到迪化立即派屈武去狱中探望这些共产党员，并送去钱，然而狱中同志疑心国民党耍花招，拒不收钱。屈武就向他们解释， 说钱是张治中将军送来的，他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同志们听说周恩来的老朋友到了新疆，心里升起希望，也比较放心地把钱收下。

张治中把周恩来委托的事一直挂在心上。1946 年 3 月，他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到迪化一上任，立即批示：改善狱中伙食；准许在狱中自由活动；每日供给报纸并代购书刊；准许与配偶会见。与此同时，他又先后三次致电蒋介石，措词恳切，要求执行《双十协定》，释放这批中共人员。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张治中马上派人到狱中宣布这个消息。饱受牢狱之苦的同志们听说获释欣喜若狂，然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又使

他们产生疑虑，为兔上国民党特务的当，他们要求出狱后，先在迪化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再走，并要求在报纸上刊登消息。

张治中觉得不妥，首先不能登报，那无疑是向特务机关报告，而蒋介石又是出尔反尔的人，今天定的事情明天就能推翻，所以必须立即把这批共产党人送走，于是，他请狱中同志派代表来商谈。这样，狱中同志派杨之华等六人为代表。张治中秘密接见了他们，恳切地说：“你们不要多心，释放并护送你们到延安是真的，这不但是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时提出的要求，也是周恩来先生谆谆嘱托。恩来先生从大革命起就和我是好朋友，我从重庆来新疆前，他们夫妇亲自到我家再三嘱托。你们一出狱就走，不能停留，更不能见报，否则有危险。”

代表们认为张治中的话情真意切，决定遵他意见办。

张治中把护送的事交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陶峙岳把这个任务交给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刘亚哲根据陶的交待，详细拟定了护送计划，并报请张治中审批。

临行前，张治中特意把刘亚哲找去进行叮嘱，告诉他这是护送而不是押送，要注意礼貌。你把他们送到兰州，将有人接替你。从迪化到兰州的路既远又不平静，尽管你带着武装人员，但也要十分警惕，保证他们的安全，沿途要和驻军取得联系，必要时请他们协助。每到一地要来电话或电报，有困难随时请示，只要遵照我的指示办事，一切由我负责。

队伍出发前，张治中分别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省主席祝绍周、陕西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发去电报，强调这批中共人员是经蒋委员长批准释放的，由行营派人护送回延安，请他们沿途放行并妥善接待。同时，张治中又把这件事和他们动身日期简明扼要地电告周恩来。

在张治中的周密部署下，从狱中出来的 131 位同志历尽坎坷于 1946 年 7

月 8 日到达延安。有关这方面的回忆录已很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全国内战已经爆发，如果张治中对周恩来委托的事不及时去办，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接待美军观察组，开展国际统一战线。

1941 年 12 月，继苏德战争之后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欧洲、亚洲、美洲的许多国家纷纷宣布对日作战，扩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又与世界人民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美、英两国与中国在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联盟。

周恩来高瞻远瞩，洞察着这瞬息万变的形势，透彻地分析着美国执政者和蒋介石的心理。

美国要想在太平洋战争中取胜，必须依靠中国这个战场，以此牵制日军。蒋介石也十分清楚，要想消灭共产党，独吞抗战成果，必须依靠美国，依靠美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援助。在这些基本利益上，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是一致的。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又有着分歧，尤其是蒋介石和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有矛盾。

为此，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决定抓住时机，利用矛盾，开展外交斗争。美国政府为了减少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对中国采取了灵活的现实主义

政策，特别是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一再退败，而共产党又逐渐强大，于是准备同共产党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1914 年 6 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到中国，代表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提出， 美军要派观察组去延安。

蒋介石大为吃醋，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依靠美国军事援助的他又不得不答应。

当史迪威征求周恩来的意见时，周恩来当即表示欢迎。

周恩来马上给延安发报，向党中央汇报。党中央复电同意。

7 月 22 日，美军观察组，亦称迪克西使团一行 18 人，在团长包瑞德上校带领下，由美国乘专机飞到重庆。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去机场迎接。

这是美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那么，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又是怎样接待的呢？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周副主席指示办事处做好准备工作。

首先是接待工作。由周副主席和龚鹏负责接待观察组的上层人物；陈家康、乔冠华带人接待观察组的下层人物。周副主席要求大家了解清楚每个组员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出生地、家庭住址、父母职业、家庭经济状况和毕业的学校，每个人的特点和生活习惯，甚至他们喜欢吃什么都要了解清楚，做到心中有数，便于会谈时能很快打开因国籍、种族不同而带未的拘谨局面。

另外，要准备好文字材料，并译成英文。

周副主席考虑得非常周到，每一件小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美军观察组到了。他们是带着对共产党的蔑视和敌意来的，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会受到以周副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热情而有礼貌的接待。尤其是英俊潇洒的周副主席，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对人坦诚，又深谙国事， 他们在吃惊之中不免产生钦佩。

在周副主席的邀请下，他们到中国菜馆就餐。周副主席看看桌上的菜， 又亲自下厨房，根据美国人的口味亲自动手烧了一个菜。

他笑容满面地把菜端到桌上。有人用叉子扎了一块放进嘴里，咂咂嘴， 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人看看菜，又望望周副主席，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故意、防备、拘谨、尴尬的气氛很快消失了，大家谈笑风声。

在和谐的气氛中，周副主席向他们介绍了国统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贫困的真实情况，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这热情友好的接待，耳闻目睹的一切，不能不使观察组成员深思，心里产生对国民党执政者的怀疑，也就更想到延安去亲自看一看。

1944 年 8 月 7 日，美军观察组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乘飞机去延安。在延安，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见。

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美军观察组深入各地了解调查，所见所闻使他们耳目一新。被国民党四五十万军队包围、封锁下的延安，是一个土地贫瘠的山沟，然而，这里的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荒种地，竟奇迹般地解决了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人们生活安定，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这里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到普通士兵都是供给制，几乎都穿着青一色的灰军装，人人都在艰苦奋斗。军队纪律严明，官兵平等。机关办事效率高，工作人员朴素、和气、坦诚。这一切都和国统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又良好的印象。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同包瑞德、谢伟思等人谈话，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谈到未来时， 周恩来告诉他们，我们希望实现联合政府，只要蒋介石承认中共为平等的伙伴就行。“美国人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好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体制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两国可以和睦相处。”

毛泽东想得更远一些，他说，虽然中共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但是如果美国愿意提供援助，剧烈的社会改革可以推迟 20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向美国人描绘着一个宏伟的蓝图。在这两位东方伟人的描绘下，包瑞德他们似乎看到了未来的新中国，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富强的中国。

美军观察组不负此行，他们把观察到的情况汇报给美国当局，促使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有所转变，更趋向现实主义，我党的外交工作初见成果。 1944 年 8 月 18 日，党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把这次接待

美军观察组看作是我党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党外交工作的开始。

与此同时，一向独裁的蒋介石则被激怒了，也被气坏了。据《南方局大事记》记载，1944 年 10 月 12 日，董必武致电党中央。报告当前美蒋关系，

说，从 6 日蒋介石约孙科等人淡话中透露，中美商谈濒于破裂，蒋认为史迪威袒共，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还说美国的压迫已超过限度。

我党成功地接待了美军观察组，掀开我党统战工作的新篇章。而在接待过程中，周恩来那超众的才华，谦逊的态度，宽阔的胸怀，潇洒的风度，给观察组每个成员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周恩来的：“我简直就完全相信他是极其超群出众的人，但如果那时我事先还不知道这一点，那么听到他的回答之后，也就完全知道他的聪明机智了。他不仅诚实可嘉，而且还胸有成竹地要求自己对于一位忠于他祖国的美国人的可能冒犯缩小到最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