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千古奇冤

1940 年是德国法西斯势力最猖狂的一年，也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气焰非常嚣张之时。

这年秋天，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国条约，结为轴心，规定在争霸世界的战争中相互支援。这样，日本为了早日腾出手来配合德、意在欧洲的攻势，南取南洋，北攻苏联，也想急于结束中日战争。因此，它在向解放区猖狂进攻时，一边对国民党实行军事压力，一边又对蒋介石加紧诱降。而急于想把日本拉人欧洲战场的德国，也帮助日本劝蒋介石投降。

此时，面临日军南进威胁的美国和英国已结为盟国，为了保存自己，他们想利用中国这个大战场拖住日本，于是拉拢蒋介石，扶植国民党政府。

在这两大法西斯集团的拉拢下，一心想当独裁大总统的蒋介石踌躇满志，消灭异己之心更加膨胀，加紧反共部署。国民党内部的顽固分子也更加动摇，竟提出投降法西斯，他们和亲日派遥相呼应，反对共产党，镇压抗日运动。于是乎，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高潮”之前的逆流在华中。蒋介石的反共计划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然而在苏北战场上他失败了，“黄桥”一战，他的两个师被我军歼灭。据有关资料记载，蒋介石捏住鼻子气得半天没有说话，他是要复仇的。苏北之战结束后，他就派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

蒋介石把反共重心由华中移向江南。

1940 年 10 月 19 日，在蒋介石授意下，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发出“皓电”，致朱德、彭德怀和叶挺，捏造种种罪名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并用最后通碟形式，限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这个“皓电”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皓电”发出后，蒋介石又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布置包围皖南的新四军，蒋介石已杀机毕露了。

与此同时，国民党指使宣传部门制造反共舆论，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并在各地捕杀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一时反共阴风四起。

在这风紧云沉时，延安和重庆电报频传，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断交换着对形势分析、判断的意见，及时作出指示。

10 月 30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叶剑英，指出，“在此情况下，我之方针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存自己，软所以给他面子，硬所以给他恐怖。”

实践证明，这个方针非常正确，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根据这个方针，11 月 9 日，党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对国民党发出的“皓电”作公开答复。“皓电”一方面驳斥“皓电”中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和攻击，申明长江以北的抗日军队不能撤退的理由，拒绝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将江南的正规部队移至江北。

面对这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党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紧急指示，号召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命令皖南的新四军迅速向江北转移。然而，项英不愿意离开云岭，坚持新四军留在江南。为此，党中央再次强调，皖南新四军若再不转移，就有被吃掉的危险。可是，项英对蒋介石的进攻毫无警惕，继续拖着不走。最后在党中央的催促下，他才考

虑部队转移问题。

此时，新四军北移路线有三条：第一条由驻地云岭往北，从铜陵、繁昌之间直接北渡长江；第二条是由驻地往北再往东，经宣城、郎溪、溧阳转苏南，然后北渡长江；第三条是由驻地往南，经过径县茂林、族德、宁国、广德到苏南，再渡江北上。

这三条路线，前两条都经过新四军活动区，情况熟，路程近，便于渡江。第三条则通过国民党部队防区。在蒋介石阴谋要消灭江南新四军情况下，走第三条路线极为不利。为此，党中央一再指示项英，选择第一条路线或者第二条路线渡江，并指示江北游击队和苏南部队，积极接应皖南新四军北移。这样，项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做了走前两条路线的准备。

善耍反革命两面派的蒋介石一面假惺惺地表示，要国民党军队“沿途放行，掩护过江”；一面又于 12 月 30 日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要对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并命令江北安徽的李品仙三个师开到江北的卢江、无为一带，控制江岸各渡口。更为阴险的是，国民党电台故意广播新四军北移的消息，向日军告密。这样，日军马上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

此时从表面看，走第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都要北上，通过沦陷区，过长江时肯定要遭到日军堵截，困难大；走第三条路线则南下，通过国民党“友军”的防区，似乎比较安全。因此，项英出于对日军的恐惧和对国民党的麻痹，改变了主张，决定走第三条路线。然而他尚不知，这里早已布下埋伏，一场血战即在眼前。

党中央为了尽快使皖南部队转移，摆脱国民党部队围歼的险恶环境，最后也只得同意了项英的意见。

1 月 4 日，叶挺、项英率领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多人由驻地向南转移。

1 月 6 日，他们行到径县茂林山区时，突然遭到径县国民党军队阻击。接着，顾祝同从浙江、江西上饶和景德镇等地调来七个师约七万人的兵力，围攻新四军。新四军被迫迎战，遂发生了激烈战斗。

在叶挺带领下，新四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与顽军血战七昼夜，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后卫队的六七百人在傅秋涛的率领下，向北转移，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防线，以后又收容了后出发的一部分同志，共千余人，在获港一带渡江脱险。

叶挺军长为挽救全军，冒着生命危险，亲赴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与顾祝同谈判，当下就被扣留。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全部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 月 7 日，“皖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党中央从延安给南方局发来急电，告之新四军在皖南被国民党重兵包围，情况紧急。

周恩来接到电报，心如油煎，立即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张冲急报蒋介石，速令包围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马上撤围，让路。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分别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德、顾祝同、刘为章等人直接提出抗议，严正声明，“如果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和袭击，国共关系破裂，将由国民党负全部责任！”

张冲、刘为章分别向周恩来和叶剑英转告蒋介石的答复，蒋介石虚假地表示，国民党军队在茂林方面已不继续进攻，他已让贺耀祖下了命令，新四军北进绝不留难，望继续北上。

这纯粹是一派胡言，是虚假的欺骗！实际上国民党军队还在继续围攻，

而且更为凶残，我新四军将士还在流血，还在艰难地向外突围。

1 月 11 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当晚，周恩来、叶剑英等南方局的领导和办事处人员都到虎头岩报社，参加庆祝活动。刚到重庆的袁超俊也去了。

正当周恩来在庆祝大会上讲话时，突然机要科的同志从红岩办事处气喘吁吁跑来，送一份从延安发来的十万火急的电报。

周恩来接过电报，脸色刷的变了，双眉紧皱，拿电报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他的表情震动了会场的人，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他的脸上，集中在他手拿的电报上。

当即周恩来站在讲台上宣布了“皖南事变”的爆发：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多人奉命北上，在进入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已经六天了，突不出去，叶挺将军出面谈判，竟被国民党军队扣留。

接着，周恩来愤怒地斥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会场鸦雀无声。大家从近期来的紧张局势，已经看出急变的风云，听到

周恩来宣布“皖南事变”的消息后，更加震惊、愤慨。而就在这时电灯熄灭了，人们不免有些紧张，下意识地握紧拳头，准备应付突然袭击。

周恩来依旧稳重地站在那里，他那宏亮的声音在会场中回荡，在人们心中回荡，“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能到来！”

一会儿电灯亮了，周恩来继续讲：“有革命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斗争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必然被冲破的。”

最后，周恩来坚定他说：“皖南事变”是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重大阴谋，我们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所吓倒，要坚决反对他们的进攻，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上，周恩来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同志，翌日就把他的发言发表出去，把国民党派重兵包围新四军的消息透露出去。

第二天，即 1 月 12 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上述讲话。

会后，周恩来赶回红岩办事处，连夜主持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广泛深入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和社会各方人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罪行。

散会后已夜阑人静，斗转星移，周恩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又伏案给蒋介石写亲笔信，要求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立即撤围，给北上新四军让出通路。他在信中最后写道：“否则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只有突围出去，散于民间，战于敌后，以求生存。”

13 日，周恩来面告刘为章，请蒋介石、何应钦电令顾祝同撤围，让出去苏南的道路，否则被围部队势将被迫分散。

叶剑英和钱之光也分别打电话给顾祝同，要求他停止这场血腥暴行。 “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黑云压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人们忧心如

焚，时刻注视着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新四军。红岩小楼处于异常紧张的繁忙中，办事处的同志夜以继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机要科的同志更是时刻不能松懈，因为每个电波送来的信息可能来自战场，来自延安，带来意想不到的情况，或者党中央的紧急指示。

南方局的领导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他们，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奋力抵抗这股逆流。周恩来已经三天三夜头没挨枕了，他既要出面和国民党当局交涉、抗议，制止国民党军队继续围攻新四军，又带领大家做一切应急准备。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又以一个军事家的才能，从容指挥，力挽狂澜。

人们在焦急地关注着，在紧张地战斗着，日历一张接一张地带着历史的血腥沉重地翻过，翻到了 1 月 17 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 10 天了。

17 日这一天，是让人恨入骨髓痛断肝肠的日子。干了这桩血腥罪行的蒋介石竟颠倒是非，反咬一口，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悍然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还要将叶挺军长交军事法庭审判，并决定在 18 日公布。至此，蒋介石集团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

周恩来得到情报，立即打电话给何应钦，怒斥道：“你们如此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说完，他愤怒地摔下电话，随即带着警卫员驱车去国民党代表张冲住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

形势越来越严峻，蒋介石大有把共产党斩尽杀绝的势头，国共两党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红岩小楼处于惊涛骇浪之中。

17 日晚，在红岩办事处二楼走廊里召开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全体干部大会，周恩来作了重要指示。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九点多，周副主席在警卫员彭海贵的保卫下，由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那里来到会场。他站在走廊中间，沉痛地向大家讲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分析了目前局势，指明目前斗争的方向。

他深刻地分析道：“国民党又向我们动手了，局势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由于亲日派的反动，国共合作可能完全破裂；第二种可能是，我们还有几万新四军，几十万八路军，我们还有力量，蒋介石要完全破裂投降日寇，他还要考虑。而且英美派的资产阶级和亲日派的资产阶级还有矛盾，英美派们不会同意。这样，国民党有可能不敢全面破裂。经过我们的斗争，可能两党还继续维持合作的局面。我们要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但是，蒋介石是个流氓，也可能全面破裂，就是不全面破裂，我们也应做最坏的打算，要准备应付反动派的袭击！”

周副主席顿了顿，略微提高了声音说：“反动派袭击我们，并不在于我们这几个人，主要是搞我党的机密、密码、文件、地下党员的名单等。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不是直接用松杆子同国民党打，而是要我们在国民党的心脏里起哨兵、尖兵作用，了解敌情，宣传和组织群众。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保守党的秘密。如果反动派突然袭击，我们就进行适当的抵抗，争取时间将机密文件销毁，然后就准备去坐牢。”

讲到此，周副主席用深沉的目光环视大家，语句放缓，语气坚定地说： “在出现这种情况时，我要出面交涉，我是蒋介石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介石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国民党把我们全抓起来，我们就一起坐牢。他们要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男同志要承认是共产党，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就说我们的党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党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如果再问有哪些负责人，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若再要问，就说不知道，我们让他们去问书记周恩来。

“我们在牢里，只要坚持斗争，不泄露党的机密，保重身体，国民党也可能不杀我们，因为我们大家还有几十万军队。

“我们要争取最好的结果，但也要做最坏的打算，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也要准备在可能情况下突围出去，上山打游击。”

接着，周副主席满怀深情地讲述了陈铁军和周文雍烈士的故事，念了叶剑英为纪念方志敏烈士写的诗。号召大家向这些革命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最后，周副主席指出，现在我们工作更困难了，我们当共产党员的就要不怕困难！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就要坚持工作。为了避免和减少牺牲，要疏散一些同志，应留的要坚决留下，应走的坚决走。留下的同志要更加努力工作，疏散出去的，无论到哪里都要服从组织安排。

周副主席的报告长达两个多小时，这既是特殊情况下的形势任务报告，又是一堂生动深刻的党性教育。大家听后热血沸腾，纷纷站起来表态，坚决要求留下，跟周副主席战斗到最后，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讨伐，首先是舆论反击，把“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出去，以昭天下。

日晚的大会结束后，周恩来立即指示新华日报社，明日报纸绝不能刊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反动“通令”和发言人谈话，要坚持正常出版，要争取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的报导及社论。

报社同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迅速行动。

日凌晨，报社同志前来向周恩来报告，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全被国民党新闻检查署扣压了，禁止刊登。即使这样，他们还不放心，又派人坐在报社监视，等着看第二天的报纸。

周恩来听完，沉吟片刻说：“你回去告诉章汉夫，把检扣的两处先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先送去检查。我要另写东西，放在这两处，不要送检，而且要大量印发。”

接着，周恩来对报社工作作了指示，鉴于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封锁，我们要在快字上作文章，题写要快，送稿要快，制版要快，印刷要快，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躲过检查官的耳目，要把“皖南事变”真相昭告国人，公布于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

安排完这些事，周恩来挥笔为《新华日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并赋诗一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他把对殉难的新四军壮士的哀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感全部凝于这二十五个字中。

然后，他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周恩来”三个字，落笔时间为 1 月 17 日夜。

周恩来写完掷笔，交给秘书童小鹏，让他派人急送报社，交给章汉夫。题词和诗要明天见报。

童小鹏立即叫起副官岳仁和，把装有题词和诗的信交给他，让他速送虎头岩报社。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岳仁和将信揣好，抄近路，从办事处对面山上招待所那条小道经庞家

岩到报社，面交章汉夫。章汉夫接过后马上交给技术最好的刻版师傅，照手迹刻好。然后又按照周副主席指示，将诗和题词的刻版排在被扣槁件的空白处。打纸版和浇版工人争分夺秒，所浇铅版尚未冷却还烫手时，他们就伸手取出，上机开印。

“与此同时，报社同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快字上做文章。他们先在扣检处补上别的消息，拿去送检，以此蒙住国民党检查人员的眼睛。然后，一面抓紧印刷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一面组织力量发行。”

翌日清晨，在重庆各大小报刊尚未上市发行之前，我们的《新华日报》就发在报童手中。这些机灵的孩子们穿过浓雾，在大街小巷里清脆地喊着： “卖报啦，《新华日报》！最新消息，快看啊，周恩来为新四军死难者题词！”

人们纷纷涌来，抢购《新华日报》。

国民党当局发现时，这张刊有周恩来题词和诗的报纸已经传遍重庆山城，嘉陵江两岸。这期《新华日报》销量猛增，从平时一千多份增加到五千多份，而且一上午就卖完，最后每份报纸涨到五角钱还难买到。

1 月 18 日的《新华日报》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特别是周恩来那二十五个字的诗，字字千斤。它如明灯照亮了人们的眼睛，人们从“皖南事变”的真相看清了蒋介石反共投降的嘴脸；也似烈火点燃人们心中的愤懑。山城群众起来了，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责问，谴责他们这种残杀异己的罪行。在群众的谴责下，国民党政府虽然气急败坏，但又奈何不得，因为民心

不是靠法西斯手段能改变的。据有关资料记载，蒋介石得知后拍案而起，大骂手下无能。

月 18 日以后，重庆国民党当局更加紧新闻封锁。国民党中央特种会议对《新华日报》作出“只准印，不准卖”的无理规定。新华日报社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仅 2 月 4 日至 16 日这 13 天中，被国民党军、警、宪、特拘捕

殴打的报童就有 35 人次，被无理没收的报纸达几千份。

月 6 日，曾家岩的宪兵连在两路口处扣留一板车当天的《新华日报》，竟诬称是汉奸报纸，并拘捕了拉车工人，还要把报纸运到连部，企图焚毁。

周恩来得知非常气愤，向国民党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然后亲自到国民党宪兵局进行交涉。春寒料峭，冷风嗖嗖，周恩来站在寒风中与他们斗争长达两个多小时。

张冲良心受谴，前来劝说，让周恩来先回去休息，别在寒风中冻坏了。周恩来执意不肯，继续和他们斗争。

最后，宪兵连不得不将所扣留的报纸送还，把拘捕的工人释放。周恩来当着张冲的面，理直气壮地把一部分报纸分发给周围的群众，把其余的报纸送给报社工人。报社工人把报纸分给报童。报童群情激昂，山城里又响起他们那清脆的卖报声：《新华日报》，最新最真实的消息！⋯⋯

关于在“皖南事变”中周恩来亲自上街卖报之说，大概就是指 2 月 6 日这件事。

据老同志们回忆，原定是周恩来要带领大家上街卖报的，后来斗争胜利了，就取消了这个计划。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2 月 6 日那天早上，周副主席得知报纸被扣，送报人被抓，非常气愤，准备带领办事处和报社的一部分同志上街卖报。这样，我和一些同志被叫到曾家岩，准备发给每人一些报纸上街去卖。后来周副主席亲自出面斗争，报

纸被送回，人也被释放了，他回到曾家岩就取消了这个计划。

在“皖南事变”的惊涛骇浪中，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周恩来巍然屹立，以稳托泰山之手挽住了这股反共狂澜，使惊涛骇浪中的“红岩小船”稳住了舵。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这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