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伟人三次泪

政协决议和有关东北停战协议被国民党撕毁后，塞外烽烟四起，全国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紧急形势下，中共代表团决定派王若飞和博古回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

重庆谈判结束后，王若飞就一直留在重庆，配合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博古是政协会议召开后由延安来到重庆的。与他们同行的还有邓发、叶挺夫妇和子女，以及教育家黄齐生与他的侄子黄晓庄。

邓发回延安是向党中央请示汇报职工联合筹备会的工作，并准备去莫斯科参加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会。叶挺则是代表周恩来回延安参加整军会议。周恩来对叶挺非常关心。叶挺一出狱，就见到了周恩来从延安给他带回

的女儿扬眉，父女相见，悲喜交加，女儿喊着爸爸投入父亲的怀里，热泪也从铁骨挣挣的将军眼里夺眶而出。当日，周恩来又给远在澳门的李秀文发报， 告诉她叶挺获释，让她带着幼子速来重庆团聚。

几天后，李秀文带着幼子小九和保姆赶到重庆，与分离五年的夫君团圆， 红岩办事处为他们安排了一个较大的房间，让饱受牢狱磨难的叶挺尽快恢复健康。此时春意盎然，红岩小楼周围的桃花竞相开放，粉红一片。回到党的怀抱的叶挺心情非常好，带着一双儿女爬到桃树上玩耍，秀丽端庄的李秀文则靠在树干上，笑望他们父子。善长摄影的童小鹏抢拍了这张”半家福”（另几个孩子在外地）。然而遗憾的是，一月之余这张照片竟成了遗照。如今。这幅照片收集在童小鹏摄影资料选辑《历史的脚印》大型画册里。

4 月 8 日上午，王若飞、叶挺等一行 13 人乘美军飞机起程。飞行途中遇到恶劣天气，飞机冲不出去，又降不下来，盘旋之中迷失了方向，于半日下午在山西省兴县东南的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就是“四·八” 烈士事件。

周恩来把叶挺、王若飞等人送走后，就指示电台与延安保持联系，然而等到晚上，延安方面也没有他们到达的消息。周恩来与同志们顶感到不祥， 有些坐不住了，心里沉甸甸的，他们期盼着，希望延安方面能传来他们平安的消息，但是没有⋯⋯

翌日早上，延安就派出人员沿途寻找，大约 11 日，在山西黑茶山附近发现了飞机残骸，也找到烈士遗体的残物，经鉴定是王若飞和叶挺他们。

噩耗传到重庆，周恩来心如刀扎，悲痛万分。12 日，周恩来等人联名发出讣电，电文说：“他们正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实现，不遗余力，竟以飞机遇难，一时俱丧，不仅为本党之重大损失，实亦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不幸。”讣电发出后震动山城，人们为之悲痛。19 日上午，重庆各界人士 6000

多人在青年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内外摆满了花圈、挽联，其中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冯玉祥、李德全、何香凝、陈铭枢以及民盟中央等送的。追悼会由郭沫若主持，周恩来、孙科、邵力子、罗隆基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追悼会后，周恩来为《新华日报》代写了题为《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社论。社论写道：“烈士们，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烈士们，同志们，你们的责任已尽。我敢向你们保证：有中国人民在，有中国共产党在，有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力量在，

我们决不让反动派破坏政协，破坏停战、破坏整军的阴谋活动成功。你们坚持的方针，是全国人民的方针。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

21 日，中共代表团、四川省委、重庆办事处和新华社的全体同志，在红岩小楼为殉难的烈士举行悼念大会，这是十分哀痛的大会，也是化悲痛为力量的大会。在自己同志面前，周恩来再也控制不住压抑了几天的悲痛之情， 失声痛哭。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那天上午，天气阴沉沉的，我们办事处、新华社和四川省委的同志一共100 多人，眼含热泪默默地来到办事处礼堂，参加纪念“四八”殉难烈士大会。董老、邓大姐、吴玉章、陆定一等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也都来了。大会由周副主席主持。

周副主席先沉痛地介绍了这 13 位烈士遇难的情况，他眼里噙着泪，眼圈红红的，但还能控制住感情。然而，当讲到遇难的烈士中还有叶扬眉和黄晓庄两个尚未成人的孩子时，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一串串往外涌，他使劲想咽回去，可是咽不下，竟轻轻地抽泣起来。我们大家都泪流满面。

顿了一会儿，周副主席又一句一泪地介绍博古、邓发、叶挺、王若飞的生平。介绍到叶挺时，他几乎哭着说：“叶挺同志才恢复自由一个多月啊！⋯⋯”就再也讲不下去了。会场一片哭声。

停了片刻，周副主席擦去脸上的泪水，又接着介绍王若飞的生平，可是刚讲两句泪水又夺眶而出。他强忍着，说：“若飞同志，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是党的一位好同志⋯⋯”感情的闸门再也挡不住了，悲痛之情如潮水一般向外涌，冲垮了理智之堤，他失声痛哭！这是男子汉的哭声啊，声声震颤着我们的心弦！我们的心都快痛碎了，有的同志竟哭得喘不过气来。

周副主席慢慢平静下来，鼓励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去完成烈士未尽的事业。我们渐渐止住了哭泣，人人心里燃起一把火，那就是向反动派斗争的革命烈火。

袁超俊老人说：“我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十年，这是他哭得最厉害的一次。他非常刚强，很少落泪，除此之外，仅哭过两次，一次是孩于剧团演出， 另一次是周老太爷病故。”

那是在武汉，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中，有两个少年剧团。一个是 1935 年 10 月由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新安旅行团”，这是由江苏省淮安县河下镇新安小学一部分学生组成的抗日宣传队，他们从河下镇出发开始旅行，沿途宣传抗日救国，经过上海、北平、绥远、宁夏、兰州，到达西安， 以后又到武汉。另一个是“孩子剧团”，有 30 多人，大部分是上海杨树埔临

清小学的学生，最大的 12 岁，最小的才 8 岁，他们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唱歌演戏。

周恩来对这两个少年剧团非常关心。1938 年 2 月初；上海孩子剧团来到了武汉。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我在上海抗日救国会时，就经常与孩子剧团打交道，相互熟悉。因此， 他们到武汉办事处先找到了我，这个拉着我的手，那个拽着衣服角，亲热地喊着袁叔叔，共叙别后之情。

我把他们介绍给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很喜欢他们，摸摸这个的头，拍拍那个的肩，看衣服穿得薄不薄，鞋子跟不跟脚，与他们拉

着家常，问寒问暖。孩子们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围在周副主席和大姐身边笑着、跳着，诉说着自己的所见所闻。

9 日，八路军办事处为孩子们举行了招待会，周副主席、邓大姐及长江局的领导都去参加，我也跟随前往。会上，孩子剧团作了汇报演出，小指挥站在椅子上，指挥大家唱自编的歌：“我们都是没有家的孩子，穷孩子，一朵一枝莲花，爸爸妈妈都被杀⋯⋯鬼子毁掉我们的家⋯⋯”孩子们神情严肃， 小脸涨得红红的，眼里含着泪水。

这童声稚气的歌声充满了悲愤，也含着深深的哀思，每一句都震颤着人们的心，大家默默地低下了头，许多人悄悄擦去眼泪。这时候，我看见周副主席离开了座位，轻轻走出会场。我也跟了出去。

周副主席站在走廊里，身依栏杆，两串热泪夺眶而出，扑簌籁滚落下来， 晶莹的泪珠挂在面颊上。我有些惊呆了，我从未见过周副主席流泪啊！他平时给我的印象是刚毅、坚强，他就是力量的化身，然而，他的感情竟是这样丰富，他的爱心竟是如此强烈。我深深地理解，周副主席是为沦陷区的孩子们那不幸的遭遇而流泪啊！我也泪流满面。

周副主席掏出手帕，擦去脸上的泪水，稳了稳情绪，又回到会场坐好。待孩子们演出结束后，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鼓励孩子们要有“救国、革命、创造”的精神，一手打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

散会后，周副主席把孩子们带到办事处四楼的平台上，与孩子们合影留念。

周恩来的父亲是位深明大义、忠厚善良的老人，一生坎坷，饱受战争之苦，周恩来非常孝敬他。

周恩来于 1898 年 3 月 5 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绅士家庭。他的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虽然饱读诗书，但为人老实，不善交际，只能谋点文书之类的小差事。母亲冬凡是淮阴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她容貌出众，挺直的鼻梁，大大的眼睛，周恩来的眼睛很像他母亲。万氏性格开朗，办事精明，又宽容大度，全力操持着家务。

周恩来是长孙，他这一代排名为恩字，所以父母给他起名“恩来”，又起一个幼名“大鸾”，并起“翔宇”为号，希望他心灵能添双翼，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智慧。

周恩来尚不足半岁时，他的叔叔周贻淦病人膏肓。相信神明的亲戚告诉他的婶母陈氏说：你们膝下无子，如果能把大鸾过继来，能冲喜消灾，你丈夫的病也能好。”于是，周家开了一个会，贤慧的万氏为救小叔子。毅然地把儿子过继过去。

周恩来的嗣母陈氏出身贫寒的书香门第，她性格文静，才学出众。周恩来刚学走路时，她就教他识字，待他 6 岁时已经能背古诗词了。陈氏经常给他讲历史故事，还生动他讲韩信受胯下之辱的事。若干年后，周恩来忍辱为国，大概就是当年陈氏启蒙教育打的基础吧：

随着家境逐渐变坏，万氏患了肺结核，在周恩来 9 岁时去世。翌年，陈氏也病故，仅一年时间，周恩来就失去了两位亲人。

为处理丧事，周贻能债台高筑，为了还债谋生，他只好离开儿子去湖北做事。这时，周恩来由他第三位“母亲”——奶妈蒋江氏照顾，奶妈竭尽全力，像待亲生儿子一样照顾他。

周恩来就是在这样坎坷的命运中度过自己的童年的。他后来在回忆童年

生活时，曾提到过这三位“母亲”。他说：“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因为万家认为女人不该受教育。可是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一部分⋯⋯我与世无争。我的嗣母才学出众，她的父母很开明。她教我热爱知识，学会动脑筋。我的奶妈把我带到大运河她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南进，踏向了周恩来的家乡， 1938 年 5 月，他的父亲被迫离开江北，奔向武汉。

是日，周恩来出席文协第二次理事会，他发表完讲话后，说：“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

周贻能老人来武汉仅仅 3 个月，又随着八路军办事处家属转移，一直过

着动荡艰苦的转战生活，直至 1940 年到达重庆才算安定下来。老人虽然生活在儿子身边，但是，肩负着领导国统区人民团结抗战的周恩来，在那风紧云沉的日子里却没有时间陪伴老人。

1942 年 6 月下旬，因过度的劳累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周恩来患了小肠疵气，被送进重庆中央医院，医生为他做了手术。

周恩来住院期间，南方局工作由董必武主持，他把周恩来住院手术情况电告党中央，并告之术后效果很好。

毛泽东非常关心周恩来的身体，立即复电：“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为了能让周恩来在医院静养，董老特意做了规定：任何人不准打扰周恩来，如果去探视，必须他批准，但去后不准谈工作。

然而就在此时，周恩来的父亲因病逝世。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大约 7 月初，周老先生患了恶性痢疾，上吐下泻，病情危急。我们立即

把他送人医院，虽经医生全力抢救，但终无效，周老先生于 10 日逝世。

周老先生病故，我们十分悲痛，尤其是我，从 1938 年秋天以后基本和他在一起，在那艰苦的转移中他总是全力以赴地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到了贵阳后，我们一家人都和他建立了友谊。到重庆后，不仅我、可玉经常去看他，我的老父亲也特意去看望他，老哥俩在一起唠贵阳的事，一唠就是大半天。我含着热泪，和邓大姐、钱之光他们，把周老先生的灵柩暂停放在红岩

沟内。

此时，周副主席刚作完手术，我们都知道他非常孝敬老人，而且很重感情，所以，周老太爷逝世的事谁也不敢告诉他，怕他承受下住这沉重的感情打击。为此，董老还召集邓大姐、吴克坚、钱之光、童小鹏开了一次会，决定先下告诉周副主席，待他出院后再报告，再出殡。

13 日，周副主席因惦记南方局的工作回到红岩小楼。当时我和邓大姐在他的办公室，见周副主席进来，既高兴又有些紧张。

周副主席问了一些南方局的情况后，又问大姐：“父亲怎么样？” 再也不能瞒着了，大姐流着泪说：“老人病故了！” “什么时候？”

“10 日那天。”

“啊！爸爸啊！⋯⋯”周副主席一声长叹，放声大哭，随即摔倒在地。这噩耗如同晴天打的霹雷，几乎震碎肝肠。老父亲已经离开人世 3 天啦！作为一个儿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打击更大的呢？他那虚弱的身于再也承受不住了。

我和大姐吓坏了，急忙把周副主席从地上扶起，搀扶到床上，他双手发凉，浑身发抖，泪水打湿了衣襟。

钱之光、童小鹏、董老等都来了，大家劝慰着。周副主席仍痛哭不止， 一边哭一边责怪大姐：“小超呀，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怎么连你也瞒着我啊？”

“恩来，我错了，我不该瞒你，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大姐一面哭着一面认错。

当时我们略知一些周副主席的童年，他很早就失去了母亲，如今父亲又不在了，怎么能不悲痛欲绝呢？而且老太爷在战乱中跟着我们遭了多少罪啊！他才过上两年安定生活呀，可是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走的这么快，又这么急⋯⋯我们深深理解周副主席，也怀念周老先生，个个都哭红了眼睛。

这天晚上，周副主席怀着无限的哀痛，拖着虚弱的身子，为父亲守灵到天明。

翌日，周副主席和我们大家一起把周老大爷安葬。

周恩来处理完丧事后，于 17 日电告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毛泽东马上回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这两位伟人在工作中是那样密切配合，被西方人称为海洋与海岸，在感情上又这样亲密，至深至诚。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挣挣铁骨的周恩来从心里流出的泪，那是他对孩子的爱，对父亲的孝，对战友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