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的使命

西北的 12 月已经很冷了，而 1937 年似乎更寒。怒号的西北风卷起的不仅是黄沙，还有许多烟尘，这仿佛是卢沟桥上的炮火散落的尘埃，或是淤沪之战弥漫过来的硝烟。天空中飘着的雪花也不像以前那样潇洒了，低垂着头无精打采地落下，这些雪花也不再那么晶莹洁白，上面那隐隐的斑斑暗红色， 或许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水蒸发到空中凝结而成的吧。有的老人说，冤魂跑来避难啦，那是三十多万个冤魂啊！

在风雪中，从延安城急驶出一辆汽车，在广漠的黄土高原上奔驰。车里端坐的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他眼帘微垂，凝神深思，眉字间透着刚毅和智慧。周恩来旁边是他的夫人邓颖超，她眺望着窗外，目光深沉而坚定。同车而行的还有王明，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1 月末才从莫斯科回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很怕冷，把脖子缩在厚厚的毛边前克衫里。他们刚刚接受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奉命南下。

车轮在飞转，雪地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车痕，婉婉蜒蜒，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又向东南⋯⋯这深深的车痕仿佛是历史车轮的轨迹，把昨天和今天连在一起。一年前，这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创举，那是一段名垂千古的历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中日民族矛盾很快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为了组织全国革命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1935 年末，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民族统一战线，反蒋抗日。随即，党中央把工作重点放到争取联合与陕北苏区临近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上。

东北军是“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被迫开过来的， 少帅张学良与日军有杀父之仇，与蒋介石也有矛盾。为了争取他们共同抗日， 我党采取上、下层统战工作并行的办法，派有丰富经验的党的地下干部刘鼎去西安做张学良的工作，帮助他树立联共抗日的信心；又派李克农去洛川， 打开与东北军和谈大门。

周恩来亲去肤施与张学良长谈，向他阐明我党停止内战，全国不分红白军队一致抗日的主张，井与他共同探讨救国之路。周恩来明确指出，要想收复东北，要想挽救中华，必须依靠广大民众。周恩来对时局的分析、坦诚与远见说服、感化了张学良，他决心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是爱国将领，1933 年 5 月，他就率部下到川陕苏区， 与红军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的密约。因此，经过我党工作，双方很快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这样，我党同东北军、西北军组成“三位一体”，建立了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于日军侵华，威胁了英美在华利益，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与英美派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而抗日民主力量则不断加强。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采纳了英美派的意见，欲改善中苏关系，也想摸摸共产党的底，于是派武官邓文仪去莫斯科找王明，想与共产党谈判。

我党了解这一情况后，审时度势，认为蒋介石在联俄、亲日之间正举棋不定，随着民族战争的发展，蒋或许有抗日的可能。为了争取国民党大多数人抗战，我党决定采纳张学良的联蒋抗日意见，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

于是，“三位一体”共同努力，内劝外逼，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方针，走上抗日道路。

惯用两面派伎俩的蒋介石，虽然伸出了联俄触角，但毫无实际行动。他于 1936 年 10、12 月两去西安，督战“剿共”，要求东北军、西北军向陕北红军进攻。张学良和杨虎城痛切陈词，苦苦相劝，希望委员长以国家为重， 以抗日为急，不要打内战了。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要分割东北军、西北军， 要下第六道“剿共”命令。他顽固地对张学良说：“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 我也要剿共！”

被逼无路，为了中华民族，张、杨两将军铤而走险，于 12 月 12 日清晨

4 时举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向全国各地通电，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救国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此时的蒋介石，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中被擒的拿破仑，他实力尚在。如果西安与南京兵戎相见，那么在日军进逼下，中国将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因此，西安事变成了中国政局的旋涡， 成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与国民党对立十年，被蒋介石五次“围剿”的中共中央，果断作出决定， 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与蒋介石同朝共事的亲日派何应钦此时则大肆活动，主张出兵讨伐，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死地，取而代之。在南京政府里，主战派占了上风，中央军大举向西安进攻。

日本侵略者想渔翁得利，明目张胆地给何应钦撑腰打气。

在这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周恩来受党中央派遣奔赴西安，肩负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仟。他首先与张、杨两将军商谈，就和平解决事变取得共识。他指出，事态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蒋接受我们的条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二是蒋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那么就要公审他。如果这样，必将引起大规模内战，给日本亡华创造条件。鉴于此，我们要说服蒋介石，劝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好的前途。随后，周恩来又与来到西安的宋子文、宋美龄长谈，告诉他们，我党的方针是和平解决，只要蒋先生能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让他回南京，希望宋氏兄妹劝劝蒋先生，改变政策，以民族利益为重。

已知何应钦包藏祸心毒计的宋氏兄妹，见共产党如此不记前仇而以国家大计为重，很受感动。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用政治方式解决内政问题，并劝蒋介石：“以后不要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西安斡旋，实在令人感激！”

恼羞成怒又焦躁不安的蒋介石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顽固到底，那样不仅回不了南京，而且要死在何应钦的毒计中；二是答应张、杨的条件，这样不仅可即刻恢复自由，而且还能当上抗日领袖。经过权衡，他终于答应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并于 25 日下午飞回南京。

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中华之舟在这场惊涛骇浪中避免了被倾覆的危险。

然而，出尔反尔的蒋介石一到南京就背信弃义，扣留了护送他回府的张学良。随即，又派出五路大军 37 个师进逼西安，逼迫东北军、西北军撤出， 分驻两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东北军的少壮派得知少帅被扣怒火中烧，也烧昏了

头脑，不仅要向中央军开战，还与以大局为重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元老派发生尖锐的冲突。在这外有大军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的紧急形势下，周恩来如中流砒柱，力挽狂澜，极冷静地处理着这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与杨虎城、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商议，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揭露他背信弃义企图挑起内战的阴谋，要求释放张学良；他斡旋于少壮派、元老派之间，竭力劝阻少壮派，莫忘了西安事变的初衷，如果动了干戈，不仅少帅回不来，还会导致内战发生。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平息了少壮派与元老派的冲突，也稳住了西安事变后的局面。

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随之就是国共两党谈判，其间更是一波三折， 曲曲弯弯。

第一段是 1937 年 2 月的西安谈判，双方达成三项协议：（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狱中的中共党员，允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地改为陕甘宁行政区⋯⋯（三）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个师⋯⋯

第二段是 3 月末 4 月初的杭州谈判，蒋介石态度积极地邀请周恩来前去。在谈到合作问题时，蒋说，不要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与他本人合作。周恩来提议制订一个共同纲领，因为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蒋说， 你们商量吧。问其有何意见，他说没有。在谈到红军整编及边区问题时，蒋说：“这是小节，容易解决。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你们可以参加了行政区要整个的，须由中共方面推荐南京方面的人来担任正职，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于，我们不来干涉。军队问题不同你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

这次谈判似乎一帆风顺。之后，我党认真地制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第三段是 6 月的庐山谈判。蒋介石变脸了，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不但不提合作纲领，而且矢口否认上次谈判的诺言。原定红军整编后设司令部变成只设政训处；不提共产党公开问题，却提出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能以共产党名义出现，甚至无理要求毛泽东、朱德出洋。

由于蒋介石出尔反尔，无理至极，谈判陷入僵局。就在这时，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

翌日，党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9 日，彭德怀、贺龙等我党九名军事干部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授命力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接着，周恩来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合作宣言》送给在庐山的蒋介石，以此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然而蒋介石态度冷漠，对红军整编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仍持顽固态度。

第四段是 8 月的南京谈判。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疯狂践踏下，北平、天津沦陷，上海失守，南京危在旦夕。战火已快烧到国民党政府的心脏，蒋介石害怕了，为了调遣红军去前线杀敌，他不得不同意我党的要求。国共双方代表遂于 8 月 18 日达成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编三个师。改编后的八路军于8 月下旬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在南京、西安、武汉？兰州等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设立了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办事处。我党由地下斗

争转为公开的合法化斗争。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 日，蒋介石就此宣言发表了谈话。至此，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

统一战线的形成可谓九曲十八弯，曲曲有险，弯弯有难，而以后的巩固和发展则更加坎坷和艰难。

南京沦陷前，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为了进一步协商两党合作事宜，1937 年 11 月 9 日至 14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政府谈判， 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并决定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及新四军党的工作。

12 月 18 日，周恩来一行人抵达武汉，国统区的革命斗争也将随之掀开新的一页。

23 日，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鉴于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领导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方便，决定合并一起，由周恩来、项英、博古、王明、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 7 人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由于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对外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出现，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

会议还决定，长江局下设四个工作部门，即：秘书处，李克农任处长；参谋处，叶剑英任参谋长；民运部，董必武任部长；组织部，博古任部长。至此，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代表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正式成立

了，肩负起领导中国南部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抗日斗争及统战工作。“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首诗是 20 年前，周恩来临赴日本留学时写给母校师友的，表达了他的报国志向。如今，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他来到了这波涛滚滚的大江畔， 宏图大志变成伟大的革命实践。从此，南国大地、大江两岸留下他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此时的周恩来年仅 39 岁，正是一个革命家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他的到来，给国统区的革命带来动力，给灾难深重的人民带来希望，因此，各阶层人民都欢迎他，尊敬他。同志们亲切地称他周副主席，朋友们热情地唤他周先生，那些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官员们也尊敬地叫他周副部长。

在那布满荆棘的国共合作道路上，周恩来怎样为国负重？以什么样的姿态领导这场举世瞩目的抗日战争？让我们听一听跟随他的副官们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