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秘密交通线

“皖南事变”后，为配合疏散干部，南方局决定再建秘密交通线，同时也是准备一旦国共关系破裂，能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把我们工作人员全部突围转移出去。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袁超俊，并由他直接领导。

“皖南事变”前，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归组织部领导，由廖似光具体负责。秘密交通工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半公开的，即以我党在各地公开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为掩护，交通员穿上军装，化装成八路军人员，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军车，往返各地，完成传递文件、护送人员的任务。另一种是秘密的，交通人员化名、化装，通过秘密途径完成任务。

“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中，秘密交通工作更重要，也更加艰巨和隐蔽了，交通员都有固定职业为掩护。

1941 年 1 月下旬，周恩来决定把原由孙友余领导的交通线交给袁超俊领导，并指示他再建一条与孙友余的交通线平行的复线，先疏散一批同志出去。

袁超俊接受任务后，很快建起这条复线，并把一些疏散的干部安排在各站。

这两条交通线都是从嘉陵江北上到川北的。 “皖南事变”后，由重庆撤退到延安的人员，大部分是经过这两条交通

线转移出去的。

除上述这两条特殊的交通线外，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还把一些秘密交通点交给袁超俊由他单线联系，把一些撤退下来的党员干部也交给他，由他布置去建立新的交通点，以备特殊情况时启用。

秘密交通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工作。如果把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组织系统比喻成人体，那么，这秘密交通线就是一条条血管。通过这一条条秘密之线，安全地护送了各地方党组织派往重庆南方局和延安的人员，同时也把南方局或延安方面人员送往各地，使心脏永远和各个器官紧密而又协调地联系在一起。

分布在各地的交通点是我们安插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雷达与哨兵，日夜监视着敌情或国民党顽固派的动态，把获取的情报通过秘密交通线迅速送给南方局，送给党中央。使我党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或国民党顽固派的动向，做出英明决策。

这些秘密交通线、交通点组成强大的交通网。它南到香港，东到上海，西至西康，北与陕北沟通。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就是靠这个交通网去运行，其总指挥是周恩来。

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是机密性、政策性、纪律性很强的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党性强、素质好，胆大心细而又机智灵活。为此，周恩来首先抓了党性教育，气节教育。他经常教育大家“要像荷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这句话已成为每个秘密交通员的座右铭。

“皖南事变”后，从南方局疏散出去的干部，有一些人就隐蔽在重庆附近，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其中有许多人以教师职业为掩护。鉴于他们的职业特点，周恩来每年都利用寒暑假或适当时机，把他们秘密召回红岩办事处，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组织他们学习。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这些同志被召回办事处后，周副主席亲自我他们谈话，作指示，常常谈

到凌晨，有时通宵达旦。如果周副主席实在太忙抽不开身，他就让董老或者孔原找他们谈话。

为了使他们集中精力学习，同时更为了保密他们的身份，他们到办事处后基本“与世隔绝”。这是周副主席的要求。

每逢他们到来时，我就在办事处一楼或者二楼单独开房间，安排他们住，不让他们住招待所，也不让他们和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见面。

他们的房间外人不得进入。为了防止有人发现他们，也不让他们去食堂吃饭，他们的饮食都是由指定的公务员送进去。即使周副主席和董老找他们谈话，部署工作，也都是亲自到他们房间去。总之就是让他们关起门来学习。

这样安排，既是对他们的爱护，也是保密工作的需要。周副主席考虑得如此周密，使他们深受感动，有的同志讲：我们回家就进“保险箱”啦！也有的同志幽默他说：上山“关禁闭”了，闭门而思过。

在周恩来亲自培养教育下，从事秘密交通工作的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工作任劳任怨，无论是大雪纷飞的寒夜，还是倾盆大雨的黎明，他们都准时无误地到车站、码头等人，接人；在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敌占区，他们竭尽全力把护送的同志安全送到目的地。

他们耐住清贫，耐住寂寞，有时也要耐住自己同志不理解的白眼。他们随时随地都要做出献身的准备，早晨离开家门，就有可能永远不再回来；此时向亲人或同志道声再见，就有可能是最后的永别！

轰动 60 年代的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其主人公李侠，就是南方局安排在上海的秘密机要交通员，他原名叫李白，当时也归袁超俊领导。他被捕牺牲后，为防止更大损失，周恩来指示上海机要交通暂停，红色电波暂时消失。像李侠这样的优秀交通员还有许多，他们用热血和生命去开辟和捍卫那一条条秘密交通线，那纵横交错的交通网就是他们用脊梁架起的。

秘密交通人员都是以固定职业作掩护，按照职业的要求扮演各种社会角色，而且时间很长，有的几年，乃至十几年，其间不能有任何一点儿破绽。为此，周恩来严格要求，秘密交通人员要扮什么像什么，言谈、气质、行为、服饰、发型，甚至一举一动都要与扮演的角色相符合。

扮演角色需要化装。秘密交通员的化装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从内到外都要按职业身份的要求改变自己。如有的同志扮作哥老会的人，首先要学会哥老会的语言，这样，才能与哥老会的人接头会晤。有的女同志扮作资本家的干金小姐，在化装上不仅仅是穿上高跟鞋，涂上红嘴唇，而是一举一动都要流露出“娇骄”二气。

在这方面，周恩来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周副主席曾经多次指示秘密交通工作人员，无论是化装还是保留原装，服装一定要整洁，皮鞋要擦净，头发要梳好，避免蓄长发，头发蓬乱，衣服邋遏，皮鞋不擦。因为在 30 年代，有的地下工作者不太注意这些细节，虽然扮作商人、官员，西装革履，但衣服皱皱巴巴，还是像个农民，有时候被特务识破。叛徒顾顺章写的《特务工作理论和实践》一书中，在论述如何识别共产党人时就举了这些细节。

袁超俊老人回忆起这些小事时，感慨地说：“周副主席考虑得太全面太细致了，在我们交通员化装上，他是世界上最有水平的‘导演’，他那双眼

睛就是‘高功能的显微镜’，不放过你身上任何一点疏忽。”

正是由于这种严格要求，“皖南事变”后，我们的秘密交通人员基本上没有露过什么破绽。

除此之外，从延安或南方局派往国统区的人员也要化装。虽然他们化装是暂时的，但也同样要求扮什么像什么。

袁超俊老人说，他们化装的衣服主要来自两条渠道。一是来自内部，一些学生、知识分子及他们的家属去延安时，都将自身穿的西装、旗袍、长衫等脱下来，换上八路军军装，这些换下来的衣服保存好，需要时再从中选用；另一个来自外部，到秘密交通员朱晓云所在的拍卖行去买。

为使秘密交通工作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周恩来又抓了技术工作。

周恩来让办事处在三楼腾出一问屋子，作为袁超俊的秘密工作室，又把

《特务工作理论和实际》的书给他，这是大叛徒顾顺章叛变后专为培训国民党特务所写。周恩来指示袁超俊把这本书读透，全面了解敌特对付我们的种种办法，针对此提高我们的隐蔽方法，改进我们的保密伪装技术。

袁超俊认真执行周恩来交给的任务。他首先把《特务工作理论和实际》这本书研究透彻，弄通弄准国民党特务对付我们的招术，然后有的放矢，改进我们的保密技术。

为了能顺利通过国民党在各地设置的检查站，以及能进入国民党的官府衙门，袁超俊他们巧妙地制造了各种证件。

为了保证机密文件的安全，袁超俊他们想了许多办法。

通常情况下，这些信件由袁超俊用极小的字写在极薄的纸上，然后将之包卷好，用蜡封上，其大小不得超过花生米粒。根据国民党搜查的规律，将之藏到他们不太注意的地方，如自来水笔的笔管里、牙膏筒内、皮箱缝内，或者隐藏在衣服的边角里。由于隐藏得好，没有出过什么事。

据袁超俊老人讲，仅有一回出了点儿小毛病。他把一个文件卷好，用蜡封上，放入牙膏筒里，由于密封不严，浸入了液体，把字迹弄模糊了，不过尚能看清。

为防止国民党军。警、宪、特搜查往来传递的信件，袁超俊他们又采用密写和暗语等方法。

通常密写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米汤书写，用碘酒涂了显影；另一种是用明矾水写，放到水面上显字。这两种办法容易被国民党有关人员检查出来，袁超俊他们不用，改为用黄血盐水书写，用绿矾溶水涂了显字；或者用绿矾溶水书写，黄血盐水显字。为了不弄错，以邮票为记号，邮票正贴表示什么，邮票倒贴又表示什么。

有时候在邮递信件时不用密写，改用事先约好的暗语写公开信，这种暗语基本是反语。如：通知接头时间、地点，可写我 4 月 5 日不能去看姑妈，

实意就是约定 4 月 5 日接头。又如：通知到达重庆的时间，公开信可写，因

车票难买，我 1 月 10 日不能赶到重庆，这就是说于 1 月 10 日抵达重庆。南方局是我党在国统区的领导中枢，也是秘密交通工作的指挥中心。因

此，经常有我党在各地的交通员前来面送重要情报；有打入敌人内部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前来面见周恩来；也有各省市党的负责同志，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前来请示汇报工作。对于他们的安全，周恩来非常重视，一再叮嘱袁超俊，一定保证他们来去的安全，保密他们的身份。

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大大小小的特务遍布山城，而红岩办事处则处于

特务的包围中。办事处西边山上是宋子文的公馆，有全套的特务机构；山下是国民参政会的大楼，王世杰公馆在那儿，也有装备完善的特务。从办事处大门口至公路这段 500 多米长的路，布满了特务流动哨。从公路进入红岩村的路口有个小屋，安置了一伙特务，为首的叫汪炳清。凡是来办事处的人，他们都注意辨认，甚至照相；从办事处出去的人，他们派特务跟踪盯梢。

通往办事处这条小路虽然不长，但是步步有艰险。那么，袁超俊他们是怎样把这些同志秘密迎进来又安全送走的呢？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来办事处的同志，如果能事先约好在市内某个地方等候，那么，我们就开车去把他们接来。有时我们也与要来的同志约定，在黎明前或者黄昏后他们自己上山，我们在半山坡上等候，把他们接到办事处。因为这时候朦朦胧胧，特务看不太清，也无法照相。

把他们接到办事处，一般安排到招待所住下。特别重要人员，不让其住招待所，单独安排在办事处的一个特别房间，外人不得进入。

他们离去时，我们负责安全送走。

党内比较重要的同志，我们都用汽车送进城。从办事处去外地的同志，自己能解决车、船票的，我们只发给路费。重要人物，我们委托城内的秘密交通点帮助解决，并进行掩护。这时候就按一般秘密工作原则，为双方安排好约会时间、地点、标志、接头暗语等，必要时密写介绍信。有时候，我也护送他们到某个交通点或社会关系处，委托他们代办旅行之事，并让其在此处的掩护下暂住一二天再走，这样更安全些。

在周副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小心谨慎，来去办事处的同志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在国统区的险恶环境里，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中，每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线，都要历尽艰难，几经曲折，其问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袁超俊老人讲述了由重庆到鄂豫皖解放区的交通线建立的过程，这条交通线由三位同志历经半年才建成。

1944 年下半年的湘桂大战，是国民党战场上第二次大溃败，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独山，大片国土沦丧。蒋管区人心惶惶，蒋介石甚至想龟缩到川康边境去。

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派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直插鄂湘，扩大解放区。南方局也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建立一条联系鄂豫皖解放区的秘密交通

线，将一些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群众运动的骨干分子及进步学生送到解放区，既转移了人员，又为解放区输送了力量。

南方局主管秘密交通工作的组织部长刘少文，派王智、杨宗鸣、丁坤庭三人去完成这项任务。

他们三人于 1944 年 12 月由重庆出发，乘轮船来到三斗坪。为了保持与重庆办事处的联系，丁坤庭暂留在三斗坪，王智和杨宗鸣继续前行。他俩利用国民党四十五军军部二科科长的社会关系（四十五军是川军，这个科长是我们的统战对象），过了长江，然后北进。

他俩越过荆山，经过分乡、洋坪，走了七八天才到达襄樊。他们顾不上休息，又继续前进，经过随县双河，在坪坝过了封锁线，进入沦陷区。如果说蒋管区是虎口，那么沦陷区则是虎穴。“虎口”毕竟有躲闪的余地，一路

还顺利，如同虎穴的沦陷区则一片茫然，为防止意外，他俩分路而行，经过许多周折分别到达了沦陷区的安陆、云梦。

1945 年 1 月底，王智终于到达鄂豫皖解放区，与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接上了头。王智和解放区的领导共同研究，确定了建立交通站的地址、输送干部的路线和方法等。然后他返回三斗坪，与杨宗鸣一起回到南方局，向刘少文作了汇报。

刘少文决定由孙友余负责建立鄂湘地区交通线。这样，孙友余又派杨宗鸣两下三斗坪。

经过艰难曲折，1945 年 5 月，这条秘密交通线终于建成。以后通过这条交通线，往鄂豫皖解放区输送去 200 多名学生。

建立交通站、交通线难，巩固更难，稍有疏忽就会站毁线断。袁超俊老人回忆了这样一件事，他说：

1940 年冬，国民党的反共气焰甚嚣尘上。南方局预料到形势会进一步恶化，决定桂林交通联系工作转入地下。为此，李克农派谭宝连潜伏下来，建立秘密交通站。

重庆办事处给谭宝连拨了一笔款，让他作为流动资金，又从桂林办事处在城外路莫村的仓库里拨出一些日用品作为货源，让他开设一个商店，以店老板身份掩护。办事处把张剑秋调来，作他的“夫人”；把炊事员王××调来，作他的“伙计”。李克农又把桂林一个小冶炼厂的徐承志工程师介绍给谭宝连，作他的朋友。有了这些社会关系，交通站建成，商店开业，取名成昌。

与此同时，李克农又派秘密交通员王凯在桂林近郊马路旁开个杂货店，作为掩护，这个“杂货店”是同上级联系的机关。同时还派一位姓朱的地下党员开了一个刻字铺，此铺是王凯与谭宝连的秘密联系点。

“皖南事变”后，这个秘密交通站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 1941 年 8 月却出了问题。

王凯杂货店的一个“伙计”，违犯了秘密工作纪律，擅自同湖南亲属通信，被国民党当局从邮检中查出了问题，因而暴露了王凯这个联络点。国民党特务立即把王凯夫妇逮捕入狱，查封了杂货店。

为营救王凯夫妇，谭宝连出面作保，于是也暴露了成昌商店。

桂林地下党组织果断决定，立即隔断谭宝连同徐承志工程师、刻字的朱师傅的关系，以免牵涉更多人。

王凯夫妇保释出狱后，立即回到重庆南方局。不久南方局决定“成昌” 这个秘密交通站结束，将谭宝连调回重庆。

由于南方局和桂林地下党组织及时采取了措施，才免受更多损失，然而，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交通站就这样痛心地失去了。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大家深深地吸取了这个教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秘密交通工作的同志不仅有很高的党性，还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他们忠于职守，一丝不苟。唐亚子夫妇就是这众多的优秀交通员中的一例。

袁超俊老人回忆说：

前面已述，从鄂西特委撤退下来的唐亚子夫妇，在重庆市小梁子闹市区摆烟摊。这个特殊的联络点是周副主席亲自布置的，由我去交办，除我以外谁也不知道。

唐亚子夫妇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以卖香烟、肥皂的小摊贩身份隐蔽起来，从事秘密联络工作。

1943 年，我跟随周副主席回延安，唐亚子这个联络点就交给了列少文领导。1944 年我从延安回来又归我联系。1946 年 5 月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时，这个交通点没有撤，我调离重庆时交给了四川省委的张友渔。然而，1947 年3 月四川省委撤退时，唐亚子夫妇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作为一名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就如同孩子失去了亲娘，孤独、寂寞、无奈、痛苦、危险交织在一起。唐亚子夫妇知道周副主席就在南京，他们完全可以跑去，但是他们没有动一动；他们也知道一些秘密党员的关系，可以想办法去找，但是他们没有去找。他们只是天天不误地摆烟摊，因为他们的岗位在这里。

他们就是这样等着，盼着，盼着党组织派人和他们联系。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他们盼来了全国解放。

全国解放后，他们才离开了那个烟摊，回到党的怀抱。他们整整等待了两年多，这期间要忍受多少痛苦和磨难啊！又需要多么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来约束自己啊！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所领导的秘密交通关系全部由袁超俊联系，秘密交通员的名单、地址、通讯联络方法、接头暗语等，都由他掌握。这是党的重要的绝密材料，也是千千万万个同志的生命线。

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为应付恶变发生，袁超俊把这些材料用极小的字写在极薄的纸上，装订成两寸长一寸宽的小本，与一盒火柴放在一起，昼夜不离身。一旦突然事变发生，立即焚之。

在那白色恐怖中，他就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着这份党的机密。1943 年 6 月底，袁超俊跟随周恩来回延安前，把这些关系交给了南方局

组织部长刘少文。1945 年底袁超俊由延安回到重庆，刘少文又将其中大部分关系交给了他。1946 年 11 月，袁超俊由重庆调往上海时，将所管的秘密交通关系交给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