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党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 月 18 日，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向全党说明事件的真相，及我党采取的方针。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 月 28 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宣告成立。九万多人的新四军重振军威。

1 月 22 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勾结日伪实行联合“剿共”的全部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着事变的发展，准备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

针对目前时局，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十二条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十二条是：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 17 日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让其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军法审判。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的这十二条，成为我党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攻势的强有力的武器。

月 25 日，周恩来把这十二条交给国民党代表张冲，请他转交国民党中央。这着棋大大将了蒋介石的军，他既不能同意这十二条，又提不出理由加以拒绝，使他在政治上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南方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于国统区展开了强有力的舆论攻势。

在坚持《新华日报》这块阵地的基础上，周恩来指示办事处和报社的同志，把“皖南事变”真相迅速印成传单和小册子，秘密散发到各地。

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中，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山城，散发材料非常危险，既要应付军、警、宪的明查，还要躲过特务的跟踪，随时随地都有被捕人狱的危险。办事处和报社同志将生死置之度外，化好装，走街串巷，把周恩来亲自修定的材料秘密送到民主人士手里，乃至国民党左派人士家中。

当年在办事处工作过的陈舜瑶，在 1982 年 11 月西南四省党史资料征集会议上有这样一段回忆发言。

“送传单需要化装，我没有，就从龚澎那里借来花旗袍穿在外面。到民主人士家里，如果本人不在，我就把装好的传单留给他家里人，说这东西是给××先生，请转交，然后转身就走。他家里人不免拆开看，见是共产党的传单吓了一跳，转身看我，我已走远。”

“皖南事变”的真相不仅让国人了解，还要让国际知道。为此，周恩来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斗争。

他组织力量准备外文材料，让记者将之带到南洋、香港、美国等地发表。他安排王炳南、王安娜、龚澎等人访问所认识的外交官、外国记者，向他们宣传国民党军队残杀新四军的事件。他致函已回纽约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在重庆了解到的有关新四军的情况及国民党搞摩擦造事端的材料。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亲自出面，做外国使馆官员工作。

他到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家中，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惨案。卡尔听后很气愤，电告英国政府，让其对蒋施加压力。

他多次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向他们讲述国民党军队袭击、残杀新四军的血案。

潘友新质问何应钦、白崇禧，并敬告蒋介石，“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周恩来还拜见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交给他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指出，如果蒋介石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使日军南进计划得逞。

居里表示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他随后就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关系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美中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这对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很大打击。

在我们广泛宣传下，“皖南事变”真相昭然于天下，国内外一片谴责声。国统区的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纷纷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倒行逆施、消

灭异己、破坏抗战的罪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在联名通电中，严厉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香港大学教授等 400 多人也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

正义的呼声，舆论的压力，如暴风骤雨向蒋介石袭来，而苏美英对华政策的一些改变，更似一颗炸弹在蒋介石脚下爆炸。他的嚣张气焰被炸没了，冲跑了，只能被动地辩护。

掀起反共高潮的蒋介石，原以为他调重兵围歼新四军时，日军会坐山观虎斗，使他消灭异己的阴谋得逞。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日军不但没有坐山观望，而且借机调动七个师的兵力于 1 月 24 日向河南进攻，把国民党汤恩

伯军 15 万人包围在平汉路以东，战况紧急。这对蒋介石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处于内外夹困中。他把反共浪潮推向峰巅，同时也把自己推向深渊。这样，阴险奸诈的蒋介石悄悄地息鼓收兵。

月 7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介石的“剿共”计划被打破了，他的军事反共事实上已终结，要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毛泽东在电报中分析，依我观察，他们非找个妥协办法不可。参政会又要开了，不想个妥协办法，更加对他们不利。并问周恩来此种估计是否得当？

周恩来回电，表示赞同。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原定于 1941 年 3 月 1 日召开。参政员名单早在“皖南

事变”前 1940 年 12 月 23 日就公布了，中共方面有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秦邦宪等七人。此时，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必须有中共参政员出席。国际舆论也在注视着这届参政会。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也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开幕。

进退维谷、焦灼的不安的蒋介石，决定利用参政会下台阶，于是他又披

上和平外衣，急于把共产党代表拉进参政会，以减轻国内外对他的责难。历史果真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伟人预料的那样发展。蒋介石又准备

妥协了。

然而，我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意见尚未答复，殉难的新四军将士的尸骨未寒，叶挺将军及我党的干部尚在国民党大牢中，这个参政会怎么能参加呢？

于是，围绕着共产党的参政员能否出席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一场政治斗争在国共两党之间展开了。

为了阐明我们的主张，取得各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做了大量工作。

2 月 10 日，周恩来和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黄炎培、张君励等人，在重庆市的玉皇观商谈出席二届参政会的问题。周恩来详细说明了我党不出席参政会的理由。

沈钧儒他们表示谅解，并建议共产党，以七参政员名义，把中共提出的善后办法十二条提交到参政会上去，要求讨论，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

周恩来认为这个建议很好，立即电告党中央。

2 月 14 日，党中央给周恩来复电，接受沈钧儒等人的建议，以此作为我党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否则，我们不出席本届参政会。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2 月 18 日，周恩来和董必武把以中共七参政员名义写给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交给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公函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十二条”未得到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

这份公函同时也抄送给国共两党以外的二十多位参政员。

王世杰接到公函后非常紧张，立刻找张冲商量，认为这是中共决裂的表示。张冲也很着急，接连几次会晤周恩来，要求周恩来把这份公函暂时收回去，他好以谈判代表身份在中间奔走，请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

周恩来严词拒绝，指出，近日来政治迫害事件频繁，诸如逮捕报童，恐吓读者，扣压邮件，封闭报馆，撕毁广告等，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见蒋也不会有结果，还不是过黄河那一套？

张冲劝道：蒋是吃软不吃硬的，送去这十二条，结果必致翻脸。

周恩来驳斥：翻脸已半翻了，现在所差的只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至于见蒋，必然不能得结果。

20 日，周恩来电告党中央，目前还不是谈判的好时机，见蒋不会有结果。要击退顽方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和中间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参政员调解是必要的。如果能由各党派委员会在会外从政治上讨论党派纠纷及十二条，则不直接把十二条提交参政会，也是可以的。如能这样，可拉住中间党派，争取民主，以此为难国民党。

2 月 23 日，党中央复电周恩来，同意他在电报中关于国共关系的根卒立场。并指示，不应拒绝谈判，致国民党参政会的公函不能撤回，还须广为散发，如国民党认为可以谈判十二条，参政会方面当可暂时不讨论，由两党在会外谈判自可。然而，在未获满意之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

我们公函广为散发后，国共两党以外的党派纷纷活动，希望中共代表出席参政会，还要求周恩来参加主席团。一些中间党派的代表去找王世杰，说时局严重，必须设法解决。

直至 25 日，离会期只有 4 天了，国共双方仍僵持不下。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可是又不能承认中共的十二条，于是想尽办法让共产党撤回公函。

2 月 25 日早晨，张冲又来到曾家岩周公馆，与周恩来商谈。张冲一开始就要求撤回中共七参政员的公函，他说，共产党提的十二条，要取消“一·一七命令”等问题，实在不可能解决，一朝中总有秦桧和岳飞，希望共产党收回公函。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党七参政员的公函不能撤回。张冲苦苦哀求，甚至说只要公函撤回，他跪下来都可以。

周恩来严肃他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我党继续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已无让步的可能。

张冲提出，让周恩来见蒋介石。

周恩来果断他说：目前见蒋无意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张冲急了，只好把国民党提的三条意见拿出来。

这三条意见是：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的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游击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友军作战。另外，还我一个军的番号，以补新四军的缺，归还叶挺及其干部。边区及晋察冀政权照前议。二、参政会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另成立分区调查委员会，讨论党派问题，以蒋介石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三、目前军事进攻已停止，政治压迫总要解决，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最后，张冲请周恩来把这三点意见转给延安，次日早晨给他答复。

显而易见，国民党走投无路，开始软下来了，往后退了。周恩来表面不为所动，答复是，不拒绝谈判，具体条件可以电告延安请示，但参政会的公函绝对不能撤回。

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将我党中央的答复和叶剑英 23 日的电报给张冲看。

党中央的答复也是三点：一、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不出席参政会。二、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三、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

（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意见及一切悬案；（丙）派飞机送周恩来回延安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叶剑英致张冲的电报是：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圆满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能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方法将无补于实际。

张冲看后，哭丧着脸说：“电报所提的等于破裂”。

周恩来立即指出，责任在国民党，我党为挽救破裂，才提出这十二条。张冲又提到具体条件问题。

周恩来说，中央要我回去讨论。

张冲说：你回去，他们（指国民党）又要说你们破裂了。周恩来说：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更表示压迫？

张冲问：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的公函也撤回，董（必武）、邓（颖超）两位可出席参政会？

周恩来坚定回答：万万做不到，那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岂不是侮辱我们？

董、邓如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张冲话中带有威胁之意。周恩来气愤他说：我在此等你们逮捕。

张冲马上缓和口气，用商量的口吻说：即使董、邓只出席一人也好。周恩来讽刺他说：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

岂不是侮辱？

最后，他再次坚定他说：出席参政会是不可能的！

为了顾全大局，教育群众，进行深入的斗争。党中央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临时办法，也是十二条，亦称新十二条。

这第二个十二条意见是：一、立即停止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五、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七、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其应辖有六个军；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九、释放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怃恤死难家属；十、退还皖南所有被捕人员和枪支：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月 28 日，党中央把这十二条电告周恩来，让他向张冲口头提出。党中央又在电报中指出，如果彼方同意这十二条，即可由周恩来偕张冲至延安谈判，参政会延后两星期开。

周恩来接到电报，及时向张冲口头提出，然而遭到国民党的拒绝。

月 1 日，周恩来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现在一切谈判均无保证，且未具体化，如出席，太便宜蒋。但僵局必须打开。现在办法有两个：一是直接见蒋介石，把我党所提的条件当面交他，请蒋立刻负责解决，其他问题约张冲到延商谈；另一个是坚持硬到底（我们也准备了），一切中间办法已没有用。待中央立即指示。

党中央立即复电，在我临时办法十二条无结果无明令保证，绝对不能出席。但仍可告诉国民党及中间派，只要同意我之临时解决办法，并有明令保证时，我党参政员即可报到出席。

接着，党中央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认为，我们不出席，完全是理直气壮的，而蒋介石国民党亦无可奈何。因为：一、“皖南事变”，他错了，通国皆知，我们不出席表示抗议，并未错；二、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三、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为，其曲更在彼；四、国际形势已到与彼不利时；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因此，尽管在当前政治斗争空前尖锐的情况下，有的中间党派人士一时有些动摇，但只是一时的，过一会儿就会起变化。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主动出击，他写信给张冲，并转交蒋介石，书面提出我党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并谓：“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

张冲收到信后，表示时间过急，等于哀的美敦书，将信函及十二条退回。周恩来又将此信及十二条重新送去，并附一信说明，如果退回原信就等

于破裂。

与此同时，董必武、邓颖超亦致信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附上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又联名写信给中间派人士，再次阐明我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改定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具体见参政会公函中。并申明：此等办法，我党实已委曲求全，倘若政府能接受，并有明确保证，必武、颖超必亲往参政会报到。如果这样的要求又遭到拒绝，造成时局恶化，也问心无愧。

通过周恩来等人的工作，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一步了解了我党顾全大局的诚意，问题更加公开化了，当然大家也就更关注这届参政会了。

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各方人士都在等待中共参政员出席的消息。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国民党当权者焦头烂额。蒋介石的侍从室，从夜间到清晨电话不断，都是打听中共代表能否出席参政会的事。

3 月 1 日，参政会开幕的那天清晨，张冲等人还奉蒋介石之命到周公馆请董必武和邓颖超出席。均遭到拒绝。

参政会开幕式冷冷清清，由于我党参政员没有到会，人们不免交头接耳，相互打听议论。这种气氛给到会的国民党执政者心头又加了一层寒霜。

蒋介石也无精打彩，发表了色厉内在的讲话，虽然唱着反共的调子，表示国共总要分裂的，但底气不足了，承认现在政治上不允许。他在讲话中不得不表示，保证以后无剿共的军事，希望中共参政员能在参政会上欢聚一堂。

在董必武拒绝入会的情况下，参政会仍将他推选为驻会委员。

我党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没有被国民党接受，我方参政员亦没有出席参政会，但把问题全部公开化了。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广大群众及中间势力进一步了解了我党，被我党为国为民的坚定立场和气度深深感动了，给予同情和支持，我们赢得了中间力量。在这强大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收敛反共行动。

国民参政会以后，国共关系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艰苦卓绝的斗争，通过舆论揭穿，政治攻势，历时半年之久，终于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当局以军事进攻开始，政治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