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一腔赤诚可对天

为了中华民族，毛泽东是冒着危险赴渝谈判的。尽管党中央做了全面部署，重庆办事处做了充分准备，国民党当局也再三表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但是，作为国民党陪都的重庆特务多如蚂蚁，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因此，在那紧张的 43 天中，周恩来每天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老同志们回忆说： “周副主席不仅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更是毛主席的最忠诚的卫士。”

他这个“卫士”在延安就负起了重任。

党中央决定毛泽东赴渝后，周恩来马上通过无线电波向重庆办事处进行全面部署，大到谈判期间的保卫工作，小到毛泽东去后穿的鞋、用的脸盆， 连毛泽东喜欢吃的辣椒都要嘱咐。

毛泽东到重庆后，他更是形影不离。谈判桌上，他是我党的主力代表， 根据党中央的既定方针，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谈判桌下，他配合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凡是毛泽东去过的地方都留下他忠诚的足迹。

毛泽东曾经在蒋泽民等工作人员面前夸奖周恩来：“恩来一个人顶几百个人哟！”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在他的别墅——山洞林园宴请中共代表。宴会结束后，蒋介石挽留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他们安排在林森公馆。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在毛泽东还没有到房间休息之前，周恩来就安排

龙飞虎、颜泰龙到房间检查，一再叮嘱，要认真检查，不能有半点儿马虎。龙飞虎、颜泰龙检查完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可是周恩来还是不放心，

怕这些年轻人粗心，又亲自到房间检查。他把各个角落检查一遍后，又蹲到床下看看，在床上拍拍，把枕头拿过来摸摸，再到椅子上坐坐。直到认为万无一失，他才让毛泽东进来。毛泽东住下后，他立即指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屋内不准离开人，外人也不准进来。

这一遍遍检查，一句句交待叮咛，凝结着周恩来的一片深情。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由林园回到红岩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们举办了热情洋溢的欢迎晚会。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晚会结束时，天已经很晚了，周副主席和毛主席研究完明日的工作，安排完毛主席休息后，立即召集我们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开会。

他说：“毛主席已经来两天了，你们准备工作做得不错，但是还要仔细考虑一下，有许多问题值得注意。

“毛主席接见的人很多，来往的人又很频繁，有的我们认识，有的我们不认识。外边有公开看着我们的人，桂园门口交给人家不行，不让人家管也不行。来人就不要到传达室里登记了，要登记在会客室登一下就行。门口传达室有宪兵，他们每天就是观察来往行人的，还要天天向宪兵司令部汇报。 “我们外出时间要掌握好，不能过早地告诉去哪儿，只说出门就行，临

走时再说去什么地方。”

讲到此，周副主席把话顿了顿，用明亮的大眼睛环视一下每个人的脸， 又接着说：“要多同宪兵及蒋介石派来的司机接触，了解他们有什么规定。行车时都是根据路况决定车速的，这些都有规定，要先听听他们意见，把情况了解清楚再和他们商量，不要咱们先作决定。既要安全又要让每个人心情

愉快，不要让人家把我们看成是硬梆梆的土八路，让人家心情不愉快，那就不好了。他们也是来做我们工作的，从原则讲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不能轻易地把他们全看成敌人。我们是做人的工作，不接近人又怎么能做人的工作呢？”

周副主席最后强调：“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要让毛主席吃好，睡好，有个安定的环境，同时要做好宪兵和国民党派来的司机的工作，要团结他们。”

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及随从人员都住在红岩办事处。

据蒋泽民老人回忆，他们住在办事处二楼东侧，这是两排门基本对着的房间，中间是一条走廊。毛泽东住在北面最里头一个较大的房间，旁边是秘书胡乔木的房间，然后是蒋泽民和陈龙的房间；周恩来的房间基本与毛泽东的房间对着，旁边是王若飞的房间和龙飞虎、颜泰龙的房间。这样，四位副官蒋泽民、陈龙、龙飞虎、颜泰龙守着楼梯口，便于警卫。

每天晚上，周恩来陪着毛泽东回到办事处，他先向毛泽东汇报当日谈判情况，然后与毛泽东一起分析研究谈判中的问题，预示时局的发展，制定有关方针政策。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电文，再把电文交给负责机要的童小鹏，发往延安和各解放区。最后，他还要在灯下安排好毛泽东翌日的活动，接见谁，拜访谁，参加什么座谈会，谁陪同，谁警卫等， 都详细列出。

为了让毛泽东吃好，睡好，休息好，周恩来指示办事处作了周密安排。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办事处把副官李泽纯抽出来，专门负责毛泽东的饮

食。毛泽东喜欢吃辣椒，李泽纯让食堂工作人员每天给毛泽东做一个可口的辣椒菜。

按照医生嘱咐，毛泽东临睡前要洗一个热水澡，李泽纯准备了一个铁皮做的澡盆，专供毛泽东用。

毛泽东尚未到重庆前，周恩来就在电报中指示钱之光，要为毛泽东准备好衣服和鞋。毛泽东到重庆后，钱之光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负责照顾毛泽东生活的刘昂。刘昂是蔡和森的外甥女，也是钱之光的爱人。

刘昂怕俭朴惯了的毛泽东拒绝添置衣服，就趁毛泽东睡熟后，让工作人员悄悄取出衣服和鞋，量好尺寸，然后送到服装店，给毛泽东做了一套合身的衣服，她又亲自到商店给毛泽东买了一双轻便的布鞋。

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三楼值班的机要人员都脱去皮鞋，穿上布鞋， 或者打赤脚。周恩来和大家一样脱掉鞋，仅穿着袜子走路。

重庆蚊子多，臭虫也多。周恩来多次指示工作人员，为毛泽东铺床时要多注意，认真检查，别让被里爬进臭虫，影响主席睡眠。

多么细心的照顾！多么体贴的关怀！这里有同志之情，更有战友之爱。桂园——张治中公馆，是谈判期间我党对外的办公点，亦是国民党明保

暗监的地方，毛泽东白天活动时间大部分在这里，这里的保卫工作更重要。负责桂园保卫工作的朱友学老人回忆说：

桂园的保卫工作由国共两党共同负责，以院墙为界。院墙以内由我们负责；院墙以外由国民党派来的宪兵负责，称为特别警卫班，带队的是个营长， 叫李介新。这些宪兵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务，归重庆市直属特高组领导。

院门口左侧有个传达室，里面设有登记簿，外来客人都要登记。第一天， 我就看见一个宪兵抄登记簿，急忙问他抄这个干什么？

他答：“写情报日报，每天一份，这是任务。”

情报日报？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于是我耐着性子和颜悦色地问：“这情报日报送给准呀？”

“送给宪兵司令部，蒋委员长还看呢。”这个宪兵顺口说出，看样子是个心直嘴快的人。

我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立即指示：“那不行！必须取消。”

这样，传达室里的登记簿就被取消了，外来人进院不登记，但在我们会客室里设了登记簿，由我们自己掌握。

谈判期间到桂园看望毛泽东的人，多是民主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和我们党内同志，为监视毛泽东和这些人的交往，宪兵们每天必须完成“情报日报”， 在上面逐一填写这些客人的姓名、年龄、职业、性别、体形、容貌等，然后， 这个“情报”每天由单线交通经过宪兵司令部，直接送给蒋介石。

由于取消了登记簿，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无法获得有关的“情报”，对我们的同志和朋友则增加了安全系数。

当年在桂园担任特别警卫班长的李介新在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为了想得到每天来会见毛泽东的客人的具体姓名，从中捞到一点东西，

曾经在传达室设一个会客登记簿，朱副官（朱友学）知道了，立即指示：“外来客人不要登记。”这样一来有许多来会见毛主席的客人，我们并不认识， 也无法知道姓名，在填写情报日报时只能写上来访时间、客人面貌、体形高矮、大概年岁和显著特征。游动宪兵经常借机靠近楼房，很想听到点房内的讲话内容，但毛主席会客、办公都在楼上，讲话很难听到。

情报日报是每天一份，在下午规定时间内写好，由特高组派穿军装的传达兵到桂园来取。填日报时约定的暗号是：称毛主席为“何先生”，称朱副官为“老吴”。报告内容事无巨细，有闻必录。

从李介新这段回忆，可以看到国民党派来的宪兵们是负有特殊“使命” 的，这个“登记簿”取消得可谓非常及时。

朱友学老人说：

一般情况下，每天下午毛主席部到桂园办公。毛主席到来之前，周副主席总要先检查一遍，认真询问我们，保卫工作怎样，卫生打扫如何，主席要喝的水，吸的烟准备了没有？待一切完好后，他才去接毛主席。临行前他经常叮嘱我们，除了毛主席随身的警卫外，你们几个不得离开房间，一定注意主席的安全。

在桂园，我们除了保卫工作外，还负责毛主席的吸烟、喝水、招待客人等事。周副主席一再告诉我们，要安全，要卫生，要细心，要认真。为此， 王东森专门负责毛主席和客人们的饮水。

一天下午，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钩到桂园拜访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 与他们畅谈目前时局和谈判情况，最后又热情地留他们共进晚餐，沈钧儒和章伯钧欣然答应。

由于事先没有做准备，因此我们马上去请示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说：“你们可以到外面去做，但必须安全。”

我们立即派人到冠生园，亲自看着大师傅洗菜、切菜、炒菜、做饭，不放过任何一道环节。

我们把做好的饭菜端回桂园，周副主席不放心，轻声说：“你们先不要给主席端去，放这里让我尝尝，这可非同小可，别说意外，就是主席吃了消化不好也不行啊！”

说完，他拿起筷子，把菜夹起一点儿放进嘴里细细品尝，味道正不正， 咸不咸，淡不淡，几道菜都这样品尝完了，他又夹起一点儿饭放到嘴里嚼嚼， 看看饭硬不硬。最后他认为满意，才准许我们把饭菜端给毛主席和客人。

站在一旁的我望着周副主席这一举一动，听着他发自肺腑的话语，心弦震颤了，周副主席对毛主席真是无比忠诚啊！

还有一次，毛主席要理发，桂园没有理发师，周副主席征询我的意见。我说：“外请理发师，都不是我们自己人，刀举在头上，这⋯⋯”

周副主席沉吟片刻说：“得想想办法，既要理发，还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我们把理发师请来。我们三人站在旁边，看着理发师给毛主席理发。虽然表情依旧，但是那六只眼睛紧紧盯着理发师的手和他手里的剃头刀。

毛主席坐在那里谈笑风声，和蔼地询问我们是什么地方人，什么时候出来的，念过书没有，和我们拉着家常。

我们一面简单地回答着，一面关注着理发师的一举一动，紧张得每个毛孔都扩张起来，待毛主席理完发，汗水几乎把衬衣都湿透了。

在桂园，毛主席接待了大量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有时候一天多达二十多人。为防止坏人乘机钻空子，周副主席指示我们，凡是有人要见毛主席，无论是准，都要先报告给他，由他详细审查。具体安排，不能有任何疏忽。在那 40 多天里，周副主席每天不知要处理多少大事、小事，常常通宵达

旦。我们当时既受感动又着急不安，感动的是周副主席对毛主席的赤诚之心； 着急的是怕这样下去把周副主席累坏了；不安的是自己插不上手。毛主席忙， 周副主席更累，事无巨细，件件都得操心。

毛主席到重庆后，山城人民闻讯都想见见他，看看他的风采，向他问声好。桂园是我们的对外办公点，是毛主席会客的地方。因此，每天佳园外想见毛主席的人络绎不绝，有时候十几个人在门口等候。

负责警卫的宪兵要通知警察局，把这些人抓起来。我立即报告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说：“不能盲目抓人，你们要和宪兵商量，认真询问一下，弄

准情况。如果是群众，要理解他们想见毛主席的心情，要耐心地做工作，劝他们回去。不要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抓人，那样就不好了。”

我们向宪兵做工作，制止了乱抓人。

这期间，有一个人连续四五天蹲在桂园门外，宪兵们注意到了，我们也注意到了。宪兵们说他行迹可疑，要抓起来。

我想起周副主席的指示，急忙说：“先别抓，让我问问再说。”

我来到他的面前，和蔼地问他是哪里人？做什么的？蹲在这里有什么事吗？

他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一遍，站起身，憨厚地笑笑，说：“你是八路军吧？我是这儿附近乡下的农民，不瞒你说，我已经来了五天了，我在这儿等着， 就是想见见毛主席，向他问声好！我们老百姓被战争害苦了，盼望过安宁日

子，毛主席就是为这个从延安来的，我们感谢他啊！”

听了这位农民发自肺腑的话，一股热流涌上我的心头，我对他说：“这位大哥，我一定把你的心愿告诉毛主席。但是毛主席忙啊，您还是先回家吧， 出来几天了，家里人也惦着你呀！”

他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转而又笑了笑，说：“好吧，我听你的，回家去。这次虽然没有看见毛主席，但是看见你们这些呆在毛主席身边的人，和和气气、实实在在的，我也没白等五天。”

重庆多是山路，有的路又陡又弯，稍有疏忽就容易出事故。为此，周恩来多次指示随从人员，行车路上一定要提高警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由于司机是国民党方面派来的，因此有开车经验的蒋泽民或颜泰龙总是坐在司机旁边，以便于一旦发生事故，立即采取措施。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我们跟随毛主席出去前，必须先弄清去什么地方，有多远，途经何处， 路况如何，走哪条路线。在临出发前几分钟才通知司机和“警卫班”，并根据路况与司机商定车速。

通常情况下，有三辆三轮摩托车在前边开道，随后是四辆小车，至于毛主席坐哪辆车，哪辆车在前，哪辆车在后，我们随时随地改变，外人根本无法得知毛主席的乘车规律。

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行车时毛主席部坐车后排，我们工作人员坐在司机旁边，一是监视司机，二是一旦有事故便于排除，另外从正面驶过来的车，不容易发现毛主席。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先后参加了两次规模较大的鸡尾酒会。一次是 1945

年 9 月 1 日，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定举行的招待会；另

一次是 10 月 8 日张治中将军为欢送毛主席在军委大礼堂举行的宴会。

在两次酒会上，各方人士欢聚一堂，有国民党的党、政、军界要人，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民主人士、知名人士，也有苏联大使和武官。他们当中， 有毛泽东昔日的老友，分别数载，今朝相逢，万分激动，把盛满深情厚谊的酒敬给毛泽东，共叙衷肠；有初次见到毛泽东的，被毛泽东那平易近人的态度；谦逊朴实的作风所感动，把盛满崇敬之情的酒举到他的面前，向他间声好！更多的人盼望和平统一，把象征和平友谊的酒献给毛泽东，祝愿谈判成功！

周恩来替毛泽东饮了这一杯又一杯的酒。虽说他有酒量，但是这一杯杯酒入胃也够承受的，然而为了毛泽东的健康他必须这样做。

每次赴宴前，周恩来都先派警卫人员去察看会场，认为万无一失，才陪毛泽东前往。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在参加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酒会前，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我带一名警卫员和两名宪兵乘车来到黄家垭口会所。我们把周围环境和宴会厅都认真检查了一遍，返回后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会所门口下车时，被几个群众看见了，这样消息传开了，许多群众纷纷赶来，站在濛濛细雨中，等着看一眼毛主席。

酒会快结束时，外面的警卫人员和宪兵跑来报告，说院内院外挤满了人。我告诉陈龙一声后马上走了出去，此时外面已人山人海，我领着几个宪兵挤进人群，让司机把车调过来，开到十几米以外的高坡上。这样，毛主席出来

上车容易些，也安全些。待我费九牛二虎之力挤回来时，已是汗流侠背。 今天群众如此之多，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为了保卫好毛主席和周副主

席，我和王炳南、陈龙、龙飞虎、颜泰龙商量，我们几个人一定要围在他们身边，千万不能挤散。我们又进行了安排，派两名宪兵看车子，两名宪兵在大门口警卫，两名宪兵在展览馆门口警卫。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走出来时我布置四名宪兵在前面开路，王炳南在前， 我在王炳南后，我身后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其他几位副官在后面。我们排成一队走出展览馆门口。

这时候，等待的群众欢呼着潮水般地涌过来，前面几个宪兵被挤散了， 王炳南也被挤得站立不稳。我身高体魁，把所有力气全拼出来，和王炳南等人一起在这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硬挤出一小块空隙。我们几个人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围起来向外挤，终于挤出大门，保护着他们上了车，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离开了黄家垭口。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保卫工作由我们和国民党联防。为此，周恩来经常嘱咐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要做好国民党宪兵和司机的工作，只有做好他们的工作，才能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我们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待宪兵和国民党的司机一到，就主动去接近他们，团结他们，争取他们。

蒋泽民、陈龙、龙飞虎、颜泰龙主动接近国民党派来的司机，从开车技术谈起到拉些家常，尽量多找话题，打开他们那紧闭的双唇，遇事又主动和他们商量，尊重他们的意见，以诚相待。

通过工作，几天功夫大家就相互熟悉了。那个给毛泽东开车的精明寡言的少校司机终于开口讲话了，目光也不再冷冰冰的，有时变得很温和，并介绍了自己的开车经历。那几个开摩托车的宪兵也不像刚来时那样机械地一问一答，木然的毫无表情的脸上有了笑容。蒋泽民、龙飞虎等人与他们个别交谈时，他们也能说些心里话，诉些苦衷和怨愤。

在桂园担任“警卫”任务的宪兵们，在朱友学、伍全奎、宋福生潜移默化的工作下，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平易近人的领袖，也没有见过这样热情、朴实的八路军工作人员，这与蒋介石独裁专横的法西斯统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尽管他们要天天奉行特务的宗旨，但是心里的天平已经不平衡了。

宪兵们这些细微的变化，被他们的上司发现了，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担心自己精心培养的卒子被共产党赤化，决定换人，五天换一次，甚至一周换两次。

这样，使我们工作人员刚刚熟悉的宪兵又被调走，再来一批新的，如此循环，大家感到工作难做，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周恩来马上出面同国民党方面交涉，要求尽量别换人，经常换人不利于保卫工作。通过交涉，国民党方面最后同意少换人。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耐心地做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的工作，让大家沉住气，国民党换一批人，我们就做一批人的工作。

蒋泽民老人回忆说：

我们向周副主席“诉完苦”，他竟爽朗地笑了。我被笑懵了，心想，人家都快急死了，您怎么还笑呢？我抬头望去，只见他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眨了两下，又亲切地望了我们几眼，似乎在问：“同志，你深入思考了吗？”

他收敛了笑容，认真他说：“你们说工作难做，我看这是难得的好机会。这些人的心情，我们应当理解，他们早就想见毛主席了，但是出不来，见不着，这样一调换不是都见着了吗？这可是送上大门里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啊！ 我们要深入广泛地做宪兵的工作，不管他们来的时间长短，都要接近他们， 他们生活上有困难，你们去找钱处长，立即解决。”

周副主席这番教导，使我们顿开茅塞。我们按照他的指示去办，国民党换一批人，我们就做一批人的思想工作，把我党的政治主张及和平建国方针广泛宣传出去。

在紧张的谈判中，中秋佳节到了，这是亲人团聚之日，也是思乡之时。然而，这些宪兵们重任在身，回不去家。

对此，周恩来早想到了，他把朱友学叫去，向他交待：“今天是中秋节， 你给宪兵班送些月饼、糖果去，多尽安慰之情，让他们过一个愉快的佳节。”

朱友学接受任务后，带着其他同志，把月饼、糖果、烟酒一样样送到宪兵班。朱友学热情他说：“今天过节了，周副主席派我看望大家，大家这些天辛苦啦！这些东西也是周副主席派我送给你们的，祝你们节日快乐！”

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有的宪兵把月饼拿起来放到嘴边，可是又舍不得吃，细心包好，留着带回家与亲人共享；有的仰望明月，慢慢嚼着月饼， 品味着这些天来共产党对自己的关怀；也有的把月饼捧到手中，凝神深思， 眼里噙满了泪水。

由于我们思想工作深入扎实，这些宪兵和司机们尽职尽责，在保卫工作上与我们配合得当，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毛泽东离渝返延时，临上飞机前还拨开众人，亲自到担任警卫任务的几个宪兵面前，握住他们的手，感情真挚他说：“你们辛苦啦，谢谢你们！”

毛泽东离开重庆后，这些宪兵也完成了任务，准备撤离桂园。

10 月 11 日晚上，朱友学组织大家在桂园开了欢送会。周恩来亲自到会，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宪兵们对我们的支持。

周恩来讲完话，亲手把从延安带来的大红枣、毛线、呢子、皮筒等一一发给他们。宪兵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10 月 8 日，在谈判接近尾声，毛泽东准备回延安时，张治中前来告诉周恩来，蒋委员长已同意毛先生签字后回延安，并派专机护送。并说，待毛先生走后他要去新疆执行公务。

周恩来灵机一动，他想，没有国民党官方陪送毛泽东是不行的，而张治中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办事认真，他去新疆途经陕北，请他陪送毛泽东最合适，也最放心。于是对张治中说：“您能不能送毛主席回延安呢？”

张治中欣然接受，立即请示蒋介石，经蒋介石同意后，他亲自把毛泽东送回延安。

毛泽东乘飞机离去后，周恩来一直等着延安的消息。待报务员送来“毛主席安全返延”的电文后，他才回去休息。

在那历史性的 43 天中，周恩来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在工作上，他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在生活上，他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在安全上，他是毛泽东最忠诚的卫士。他对毛泽东的感情，可谓一腔赤诚可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