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为和平披肝沥胆

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以谈拖打，以打压谈，这是蒋介石在国共合作期间惯用的伎俩。政治协商会议后，蒋介石是以谈拖打，以谈判为烟幕进行内战部署。为推迟内战，为和平民主，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竭尽全力，披肝沥胆。因此，这段谈判非常艰难，这亦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谈判。

1946 年 4 月 28 日，周恩来在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上的一段讲话道出了谈判之艰难。他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延渝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进程多么艰难啊！”

这阶段，谈判桌上不仅是国共双方代表，还有“盟国”的美国。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用谈判拖延时间，抓紧运兵，关外大打，关内小打，待到内战之火燃遍华夏大地时，则推翻了谈判桌，关闭了和谈大门，赶走了中共代表。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扶蒋压共，扶蒋反共，井采取两面派手段。他们一方面派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到华调停，名曰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另一方面又给国民党军队大量军事援助，为其内战输血打气。“调停人”一面劝共产党让步，另一方面则放手让蒋介石大打，待到后期，调停人宣布调停失败，美蒋公开站在一起。

在这错综复杂而又日趋危机的形势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充分利用美蒋之间的矛盾和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弱点，分别击之。前期避开美，斗争矛头指向蒋，狠狠打击其反动一面，推迟内战，为我军争取时间反击。待到后期美蒋公然合为一体时，斗争中心指向美，揭露美蒋和平骗局，争取第三方面力量。

谈判斗争是尖锐激烈的。斗争形式主要是国、共、美三人小组会谈。斗争焦点是东北问题、中原问题、美国最后否定权问题和“国大”问题，这些问题相互联系，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东北，这片辽阔肥沃的土地，在蒋介石下抵抗政策下葬送给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十四年之久。日本投降前，东北没有国民党兵一卒，只有坚持抗战的东北抗日联军。

抗战胜利后至 1945 年 11 月，东北也没有国民党军队。而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迅速，加之奉命开往东北配合苏联红军作战的八路军部队，组成近三十万的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消灭日伪残余，建立了各级民主政府。因此，1945 年 11 月以前，东北不存在军事冲突问题。

然而，蒋介石为抢占东北，实行关外大打的内战政策，在美国政府授意下，以“接收主权”为借口，坚持东北地区不在停战范围内，派兵向东北抗日联军大举进攻，陆续占领锦州、山海关、黑山、义县、朝阳、阜新、凌原等地，挑起东北内战。

为避免内战，1946 年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东北问题力求和平解决，力求与国民党合作，在重庆的同志作原则谈判，具体谈判可在东北进行。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与美蒋在谈判桌上进行了一系列斗争。

月 25 日，周恩来和马歇尔商谈，表示中共在东北问题上是要求和平的，批评国民党军队大肆进攻解放区。
月 9 日，周恩来又和马歇尔商谈。马歇尔说他即日将回国述职。周恩来表示，希望东北问题解决后他再回国。

马歇尔走后，由美国中将吉伦为代表。3 月 26 日，周恩来又和吉伦商谈，指出国民党政府在东北不断增兵，扩大内战，要求马歇尔在美交涉借款一事时，最好在改组政府、修改好宪草方案后实现，否则，现在借款会使顽固分子更嚣张，政府改组更困难，必将影响整军进行。推迟美国对蒋借款的目的是遏制蒋介石的内战升级。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商谈，向他说明中共军队在东北的事实性、合法性，在东北所占的地方不能让。张治中表示谅解，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地位。

周恩来奔走于美蒋代表之间，经过多次商谈，终于在 1946 年 3 月 27 日，三人小组签定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

签字后，周恩来发表了三项声明：一是国民党军委会人说东北无内战，完全不合事实；二是政府军去东北接收，五个军兵力已足，希望政府不要破坏协议，再运兵去东北；三是执行小组以沈阳为中心，分往各地。

然而对于反革命两面派，任何协定都是一纸空文。《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墨迹未干，美国就暗中允诺为国民党军队运兵五万到东北；国民党军队又要侵占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等地。

为此，周恩来对美国政府的出尔反尔，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对东北停战是个威胁。

鉴于形势急变，周恩来致电党中央，指出：“东北情况已变，许多问题必须重新估计。”“东北应准备大打，决勿幻想国方让步。”

随着东北战火的蔓延，长春成为东北问题的焦点。国民党准备大动干戈，进攻长春。

为熄灭东北内战之火，民盟于 4 月 10 日向国共两党建议：在东北的中共军队让出铁路沿线，停战五天，国民党军队和平进入长春，然后国共谈判，全盘解决东北问题。

周恩来当即表示接受，并说停战不应是暂时的，而是全面永久的。

国民党代表、接替张治中的陈诚则拒绝民盟建议，认为东北下能停战。然而第二天，他又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表示愿意停战。其原因是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四千，15 日之前到不了长春，故虚晃一招以待援兵。

周恩来审时度势，立即电告党中央，建议派兵进入长春。于是，党中央即电告东北局，按周电办。

月 19 日，我民主联军进入长春，4 月下旬又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

到 5 月初，苏军基本撤出东北。

事后，周恩来和马歇尔商谈，说明中共愿意执行 3 月 27 日指令，而国民

党违背指令，武力占领我方 7 个城市，我方遂也进占长春。他们既然不遵守这项条款，我们也只能被迫采取自卫行动。苏军既将撤完，东北已无接收问题，因此不应再有军队调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

面对周恩来有理有据的雄辩，马歇尔无言以对，但他从心里佩服才华出众、机敏过人的周恩来。会谈后，马歇尔对张君励、罗隆基说：他从未遇到

过像周恩来这样的对手。

执意全面内战的蒋介石集团，不仅顽固坚持进攻长春，而且把战火由东北燃向关内，从 5 月初起向苏北、皖北、山东等地我解放区大举进攻。而作为调停人的马歇尔则不主持召开三人小组会议，放手让蒋介石大打。中国形势岌岌可危。

为制止这不断扩大的内战，5 月 20 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等人联名致信张君助、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陶行知等第三方面人土，信中写道：“东北已演成规模空前之大战，大江以北亦烽烟四起。政府当局，决心内战。三人会议迄未举行。政治协商尤属遥遥无期。当前局势严重如此，吾辈惟有披发樱冠之心，为奔走和平之举。亟盼民盟方面，速有代表来京，共同努力。”

张君励等人接到信的第二天就分别致电毛泽东和蒋介石，提出停止东北内战的三种办法：（一）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长春，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国民党不进攻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重新组织。

毛泽东回电表示赞成。

为推迟内战，我党决定再让一步，东北民主联军于 5 月 22 日主动退出长春。

然而，蒋介石集团得寸进尺，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更加积极备战，并提出凡是苏军驻过、现在是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地方，都必须退出来才能停战的无理要求。

周恩来严辞驳斥，指出这是办不到的，这是东北问题的关键！

根据党中央关于“目前在不丧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和平，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的基本方针，周恩来继续多次和马歇尔商谈。马歇尔迫不得已致电蒋介石，说国民党军队在满洲继续前进，使他的工作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民盟代表也一致认为东北已无主权问题，应立即停战，并于 5 月 29 日致电蒋介石，请他返南京进行和平商谈。中共代表也致函蒋介石，指出，内战大火有一发难收之势，提出三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

此时，蒋管区也呼声四起。在我党的领导下，以上海为主的国统区人民举行大规模游行，反对内战，呼吁和平。

在多方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 6 月 6 日宣布停战。经过周恩来等人的斗

争，停战期由 15 天延长到 23 天，至 6 月 30 日止。

蒋介石集团在关外大打的同时又实行关内小打，把内战之火烧到中原。中原解放区的部队由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

和王树声率领的部队组成（简称五师），抗战胜利后己发展到六万多人，在鄂豫皖建立了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根据地。

《双十协定》签字后，国民党政府不履行诺言，多次派出重兵进犯我中原解放区。5 月初，蒋介石又密令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

月 1 日，周恩来和接替陈诚的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会谈，声明：如果政府军队进攻五师，其全部责任由国民党负责之。

5 月 4 日，周恩来再次和马歇尔会谈，指出，政府军队将于 5 月 4 日至 9 日期间向中原解放区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我方将进行自卫还击。为制止进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转移问题。

在周恩来的强烈要求下，马歇尔和徐永昌被迫同意派代表去中原调处。5 月 5 日，周恩来和徐永昌从南京乘飞机到武汉，与美方代表白鲁德一

起举行三人会谈。周恩来要求尽快将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我六万部队撤出来，这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并提议三方代表到中共指挥部宣化店巡视，然后制定解决办法。

白鲁德和徐水昌只好同意。徐永昌派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作为他的代表。

5 月 6 日，周恩来和白鲁德、王天鸣及第九、十一执行小组，离开武汉，冒着大雨乘汽车去宣化店。途中山洪爆发，他们行到黄陂县慑河时，猛涨的河水冲毁了大桥。奔腾咆哮的河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当年跟随周恩来去宣化店的何谦老人回忆说：

我们跟着周副主席乘车来到滠水河边，大家都下了车，美蒋代表也下了车。他们望着冲毁的大桥，有的皱起眉头，想打道回府；有的则露出幸灾乐祸的样子。

周副主席望着波浪滔滔的河水心急如焚。他先让美蒋人员去休息，派我们去了解水情，然后亲自去做群众工作。他让随同来的原黄陂县委书记任士舜找来几个当地群众，亲切地同他们商量：“老乡们，我们有急事去宣化店，您们能想办法帮助我们过河吗？”

“能，能啊！”老乡们七嘴八舌他说着，可以用绳子把汽车捆起来，几个壮年汉子用杠子抬过去。

商量完，老乡们回去准备了，周副主席那紧皱的双眉也舒展开了。

我们了解水情回来已是深夜，周副主席高兴地说：“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明天早晨就过河！”说完让我们去休息，而他则坐在小油灯前，取出文件，办起公事。

翌日清晨过河。白鲁德、王天鸣坐进吉普车，老乡们用绳子把车绑好，连人带车一起抬过去。周副主席脱掉长裤，赤着脚，指挥大家涉水过河。河水有半人多深，水流湍急，我扶着他，走得靠前些，试探着一步步往对岸走。他望我一眼笑着说：“这种情况在长征时常见，可对他们就难啦！”

我向美蒋人员望去，好家伙，当官的让老百姓背着走，其余的人在河里东倒西歪，一个个咧着嘴，一副狼狈像。

周副主席带着我们蹚过这一百多米宽的河。

8 日上午，三方代表赶到宣化店。下车后，周恩来先安排国民党和美方人员休息，他顾不上旅途疲劳，立即听取李先念、王震、郑位三的汇报，并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中原解放区主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

下午，三方代表会谈，许多中外记者赶来参加。李先念首先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军队对五师的围攻。在铁的事实面前，白鲁德、王天鸣无言可驳。

当晚，周恩来和白鲁德、王天鸣初步商定了解决冲突的四项决议。然后，周恩来又与中原部队领导一起研究了突围方案，从部队的给养到伤员的护理、转移，都一一安排好。

在紧张的一天中，周恩来还挤出时间到附近军区机关看望了广大指战员，热情鼓励他们：“你们拖住了十几万蒋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指战员们深受鼓舞。

月 9 日，周恩来和白鲁德、王天鸣回到武汉。10 日，周恩来同白鲁德、徐永昌正式签定停止中原战事的协议。为贯彻执行协议，又增设第三十二执行小组驻宣化店。

然而，一心内战的蒋介石月余就撕毁了停止中原战事的协议，于 6 月 26 日拂晓调集二十五个正规军和保安团等反动武装，总计三十多万人，再次向中原解放区猖狂进攻，挑起全面内战。

当天，周恩来和马歇尔会谈，要求让第五师从湖北撤走。6 月 28 日，周恩来又和马歇尔会谈，指出，6 月 26 日国方已开始进攻，迫我起而自卫。如果蒋愿意和平处理，应立即电鄂豫部队停止进攻。

月 29 日，周恩来再次和马歇尔会谈，严正指出：该让的我们都让了，不知政府是破裂呢？还是一面打一面谈？我们愿意和平，但不能接受蒋的这一套。

周恩来对蒋介石大耍反革命两面派进攻中原罪行的指控，得到舆论的支持和同情，为中原解放军转移创造了时机。由于已经做了转移准备，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树声、王震带领下，给敌人狠命打击后，很快于 26 日向西突围。

突围后，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向北挺进，进入陕甘宁边区。其余主力，一部分由李先念率领，越过平汉路向陕南、鄂西北前进，建立了陕南游击根据地；另一部分由王树声率领，创立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游击根据地。中原解放军完成了战略转移，国民党的“围歼”毒计破产。

美方享有最后否决权，是马歇尔在 1946 年 5 月上旬提出来的，企图在三人小组会上以最后否决权遏制中共，这是美国扶蒋反共的策略。

月 12 日，白鲁德把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共同签字的有关美国享有最后否决权的提案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拒绝签字，认为这破坏了三人协商一致的原则。

以后，马歇尔又多次提及，均遭到周恩来的拒绝。这样，“最后否决权” 问题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一个焦点。

一心想投靠美国的国民党，一方面逼我让步，让我们承认美同享有最后否决权；另一方面则是转移目标，避开停战这个关键问题，无休止地争论“最后否决权”问题，以此拖延时间，加紧内战部署。

周恩来敏锐地洞察后，决定利用美蒋矛盾，避开美对准蒋，展开反击。6 月 3 日，周恩来和马歇尔会谈时指出，把停战问题看成争论最后否决权问题，这是蒋介石在转移目标。国民党在用各种办法欺骗美国，把美国推到与中共对立的地位。

月 18 日，在讨论整军方案时，国民党代表再次提及“最后否决权”的问题。周恩来怒不可遏，说：中共是爱国主义者，不能承认丧权辱国的办法。

在周恩来的坚决反对下，美国想享有最后否决权的企图始终没能实现。“国大”问题如一根线贯穿谈判始终，它与东北问题、停战问题、改组

政府问题等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国民大会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负责召开。但是，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这项决议，通过了由国民党政府主席去指导国民大会的荒谬决议案。以后，随着蒋介石内战独裁的升级，有关国民大会的政协决议就更被其肆无忌惮地践踏。

蒋介石在挑起东北内战的同时，又擅自决定于 5 月 5 日召开国大，并在

4 月 15 日举办茶会，召集政协综合小组成员，要求各方在 20 日前提交国大代表和政府委员的名单。

周恩来作为政协综合小组成员出席了茶会。他郑重指出，两个月来侵犯

人权的事层出不穷，政府又不同意给中共和民盟有支配否决权之政府委员名额，修改宪草发生修改原则的争论，整军方案和停战协定在执行中也发生不少问题，希望政府在 20 日前将上述问题全盘迅速解决。

周恩来的陈同意思很清楚，就是说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开国大。

面对诸位政协综合小组成员，蒋介石只好表示接受周恩来的意见，当场指派张群、邵力子、张厉生为代表，雷震襄助，负责备方商谈。但这只是个形式而已，实际上政协决议还在被践踏，内战之火还在蔓延。

4 月 20 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代表团声明，指出，中共从不认为可以孤立地解决参加国民政府及国民大会人员名单问题，而置政协决议、停战协议、整军方案任人破坏于不顾，尤其是在内战重新扩大、民主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国大不能召开。

此项声明于次日递交国民党代表。

国民党代表于 22 日回函，对中共代表团所提的各项要求没有具体答复，似在卸脱责任。

周恩来于 23 日致函国戾党代表张群、邵力子和张厉生，指出：给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按八四四四分配政府委员名额，动摇了三分之一否决权（即十四名），我方绝对不能考虑；东北内战又在扩大，何能改组政府？宪草争议未决，何能先开国大？如政府径自召开国大，则违反政协决议，破坏团结，造成分裂局面。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斗争下，蒋介石被迫让步，在 4 月 24 日召集政协综合小组、各方代表的茶会上，表示国民大会延期召开。这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台。

在蒋介石集团四处点火下，1946 年 6 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分裂。在政治上继续践踏政协决议，在未经任何商量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就于 7 月 3 日擅自宣布 11 月 12 日召开国大。在军事上，蒋介石提出整军方案补充法，让我军让出安东、胶济线、苏北、承德、张家口以南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驻。并要求我党先接受他这无理军事要求，然后再开会解决政治问题。

这些无理要求和做法均遭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坚决反对，予以严辞驳击。谈判进入激烈的旋涡，然而，由于国民党代表的顽固坚持，旋涡很快变成死水，国共两党谈判于 7 月 10 日停顿下来。以后谈判之事均由马歇尔等人来回转达。

月初，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亦是调停人。司徒雷登和马歇尔一个立场，借调停袒护国民党。他的到来，使蒋介石又多了一个撑腰的人。

司徒雷登参加调停后，首先提出成立一个非正式五人小组，讨论改组政府问题。五人小组由国共双方各派两名代表，加上司徒雷登组成。

这个提议对在军事上已占优势的国民党非常有力，于是蒋介石加大了胃口，马上提出了比整军方案补充法还猖狂的五个条件，以此作为商谈的前提。五个条件是：（一）让出苏皖地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和承德以南地区；（四）15 日以前在东北让出除黑龙江、兴安省、橄江、延吉以外的地区；（五）在山东、山西让出 6 月、7 月后占领的地区。

这是蒋介石的内战路线。他明白，中共是不会接受的，那样就可以把和谈不能进行的责任推给共产党，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大打下去。因此，这五

个条件也是美蒋勾结的阴谋。

月 6 日，司徒雷登把成立五人小组的建议和国民党提出的这五个条件一并转给周恩来。周恩来一眼识破其阴险目的，严辞拒绝后，又一针见血指出：蒋如此无理，应负内战责任；美国实际上驻兵助械借款，也不能卸脱参加内战的责任。

周恩来于当日电告党中央，指出，蒋为大打，必先多方要求，而美亦有可能让蒋大打一阵再谈。如此，我们必须一面在准备大打的基础上，打二三个月再谈，也可能谈不成，而全面大打下去；另一面在大打的情况下，要准备蒋把问题提到联合国。

8 月 8 日，党中央复电：蒋的五条绝对不能接受，你的答复很对，各解放区正动员全力粉碎蒋的进攻。

这时候，往来于国共之间的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觉得双方所提的条件差距太大，很难调和一致，不得不于 8 月 10 日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战争日益扩大，且有席卷全国之势，国人双方所谈问题似无获得解决可能。马、司两人承认调处失败，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实际上和谈已经破裂，但国共双方都不宣布停止谈判。国民党想用谈判作烟幕，抓紧扩大内战，光在军事上压倒中共，然后在政治上压倒中共。于是，他在继续扩大苏北和山东内战的同时，部署进攻张家口。

我党是想通过谈判揭露美蒋勾结、大扫内战的阴谋。周恩来于 8 月 31 日电告党中央和叶剑英、李克农，指出：现实斗争已临最后一幕，中心对美，只要美、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无话可说，则一切责任自明，美国的骗局也就继续不了了。

为了揭穿美、蒋阴谋，周恩来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10 月 1 日，他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讲，政府使用 9 个军的兵力，由冀、热、绥三路向张家口进攻，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最后决心使和谈破裂，要在内战炮火中召开国大，不仅中共不参加，政协中的其他民主分子也无法参加。中共决不屈服于国民党内战与奴役之下，将依靠四亿五千万人民进行全面抵抗，并坚信能从黑暗中奋斗出来，达到中国的真正和平及中美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真正合作。周恩来的慷慨陈词既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又给人鼓舞和力量。在上海，

为时局忧虑的民盟朋友们决定赴京劝柬，劝国民党政府停止进攻张家口，按政协决议和程序召开综合小组会议。他们选出 9 人作为第三方面人士代表，

准备 10 月 12 日由沪去京。

然而 10 月 11 日，国民党军队侵占了张家口。当天晚上，国民党政府再

次片面宣布于 11 月 12 日召开国大。蒋介石要撤谈判桌了，发出了关闭和谈大门的信号。

第三方面人士代表闻之既愤怒又失望，如同一盆冷水迎面泼来，个个心灰意冷，遂决定不去南京。于 12 日凌晨提前赶到南京的梁漱溟，看到报纸上登的这个消息，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后，马上转为政治攻势，想在内战的大火中如期召开国大。为重开南京谈判，蒋介石于 10 月 16 日发表声明，提出八项条件。前七条谈了恢复交通、改组政府、地方政权、宪法草案和军事等问题，似乎很全面，但是都有利于国民党。而实质问题是第八条：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条后，即下停止冲突令，在下令之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代表名单。蒋介石逼迫我方交名单，如果交了，国大便合法化了。

国民党代表吴铁城、邵力子等人拿着这八条意见面见周恩来。周恩来气愤他说：你们是拿哀的美敦书来的。他表示这八条决不能接受，并明确提出恢复谈判的两个条件：（一）军事方面应恢复 1 月 13 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驻守的位置；（二）政治上按政协决议办。国民党代表不同意，于是，围绕着“八条”和“两条”展开了争执。

蒋介石见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参加国大，于是又拉第三方面人士进国大，企图孤立共产党。

作为中间力量的第三方面人士，是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谁争取了他们，谁就扩大了自己的同盟军。国共合作以来，周恩来一直注重团结中间力量，与他们广交朋友。他电告党中央：现在斗争的中心环节就是争取第三方面力量，如果能争取民盟全部或大部分不参加国大，就是胜利。

为了这个中心环节，周恩来做了一系列工作。

第三方面人士中有一些人对美蒋真实面目认识不清，仍抱有幻想，积极主张谈判。然而继续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为了教育争取他们，也为了进一步揭露美蒋勾结、假谈真打的阴谋，周恩来还是决定把谈判斗争进行下去。10 月 21 日，他和李维汉同第三方面人士黄炎培、张君励、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李璜、左舜生等人，由上海回到南京，然而，蒋介石仅与他们见一面就立即飞往台湾，他要求谈判的虚伪性暴露给第三方面人士，他们很失望。

四天后的晚上，梁漱溟、黄炎培、罗隆基等人到周恩来那里交谈情况，他们告诉周恩来，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已经占领了安东。

正在喝茶的周恩来听后气得把茶杯摔碎，大声说：共产党是不怕压的！这一件件事实给了他们很好的教育，他们表示，第三方面人士要和共产

党加强合作，如有重要主张和行动，必先和共产党协商，并征得意见。翌日，他们再次向周恩来表明上述态度，并约定：中共、民盟如有重要主张和行动，必先协商。

时间一天天过去，召开国大的日期已临近，可是谈判毫无进展，有些人又动摇了，违背前约，背着我党搞了个折衷方案，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具体有三条意见：（一）全国军队一律就地停战；（二）在东北，中共军队仅驻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沿长春铁路各县政权除中共已接收者外应由国民党派县长和警察接收。

这个方案迎合了蒋介石的八条无理要求，将使我们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方案拟定后，他们派人分别送给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孙科，然后又送到周公馆。

李维汉写的《在周公馆谈判的日日夜夜》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这个方案是第三方面集会后，推黄炎培、梁漱溟、莫德惠起草的，他们

签了字以后，派代表分途送往国民党政府及我方，我方是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三个人送来的，由梁漱溟读给我们听，旋又加以解释。对于这个方案和第三方面的这种表现，我们感到十分气愤。周恩来以非常沉痛的语气痛斥梁漱溟等不守信义，落井下石。并说，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我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多一块地方少一块地方的问题，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要踩上一只脚！

董必武说这是政府凭以摧残人民的根据，问他们何以交待国人。我对梁说，这个方案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生命的大事。

在我方严正指斥下，他们都觉得错了，便赶快找来黄炎培、罗隆基、章

伯钧。黄等来后，周恩来、董必武又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指出这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何去何从，请他们自己选择。他们商量后，由黄炎培、莫德惠、罗隆基、李璜跑到孙科那里，佯称方案里漏抄了一条，要拿回去补上。随后又到马歇尔处收回这个方案。事后，恩来对我说，对中间分子，平日以说服教育为主，但在他们严重动摇关头，必须坚决斗争，以自己的坚决态度纠正他们的动摇。

10 月 28 日，蒋介石从台湾飞回重庆，听取国民党代表汇报后，派孙科和邵力子去通知民盟，要求他们交出参加国大代表的名单，这是停战的条件，并让他们转告中共。

10 月 30 日，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出席了第三方面会议。周恩来再次表明我党的态度：不应把国大代表名单作为停战条件，且国大代表名单更不能引为停战之保证。要保证停战，必须实现政协决议和 1 月停战协议。

周恩来的讲话给第三方面人士以启迪和力量。会后，他们向孙科表示：中共不交国大代表名单，我们也不交名单。

周恩来得知后，对章伯钧、李璜、胡政之讲，蒋介石是拿停战作为交换名单的诱饵，是假停战。希望第三方面人士团结，这次谈不成，将来还有机会，要保持自己的立场和信誉。

为欺骗公众，同时也为了再拉拢几个代表，蒋介石又宣布国大延期三天召开。

中共代表团明确表示，国大开会日期是国民党政府片面规定的，现在延期三天，也还是片面的，仍然违反政协决议，中共当然不能同意。

在这三天内，国民党政府加紧活动，想方设法拉拢第三方面人上。在他们的拉拢下，有少数人动摇了，给蒋介石写信，要交出国大名单。

周恩来得知，立即和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等人出席第三方面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我门二十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现在有人要去跳火坑，进“国大”。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希望有一天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

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等听了周恩来的忠告，主动勾去自己的名字。当天，即 11 月 12 日，民盟发表声明：除非按照政协决议完成国大开会

以前的各项手续，否则决不参加国大。

1947 年 1 月 15 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召开了，除了少数的青年党、民社党参加外，第三方面人士基本都没参加。这是中共代表团取得的一大胜利！

第二天，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对国民党召开“国大” 的严正声明》及讲话。他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进攻解放区的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蒋内战依然未变。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而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