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维护生命尊严一生能做几件事

那天在一次聚会上碰到一个熟悉的朋友，我早知道他是一家专业报纸很出色的编辑。席间他偶尔提及自己曾经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生，酒酣耳热之际，他哼起了自己早年谱过的一首曲子，许多人还记得。他自称钢琴、小号都很够得上专业水准，小提琴差点，但也能滥竽充数——这让我小小地讶异了一下。如今聚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股票，他也侃侃而谈，仿佛是个中高手。有人耳语着告诉我：这位老兄的私家车全是从股票上来的。临了， 他对众位朋友下了“请帖”：“下回到我家去喝酒，我掌勺！想吃川菜，还是淮扬菜？提前招呼一声就成！”瞧，俨然还是个“名厨”呢！

其实，像这位朋友一样让人瞅不准究竟是什么“专业”的人，如今已经比比皆是。一位文学博士手中可能还攥着一本律师证书，晚饭后打开电脑敲出一篇关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的评论，临睡前却考虑起一桩企业产权纠纷中被告的辩护词。而那位经商颇为成功的人士，早年曾是种地的知青，大学读了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却专攻新闻，当了几年的记者，偶一转念下了海，忽而期货，忽而经营旅行社，在家里，他对园艺还颇为在行，真像个“跳来跳去”的男人！成名人物更不用说，人人皆知张艺谋当过摄影、演员、电影导演、歌剧导演，刘晓庆演过电影、写过书、更做过总经理还是董事长⋯⋯如今文人下海、演艺界人士写书、影视歌三栖等等，已经成了一股股历久不衰的浪潮。

也不光是知识分子或是名人，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指出谁是真正的农民，一个人可以拿着农民的户口，却走南闯北时而在皮鞋厂做工、时而在发廊学做美容、时而又做起了小生意⋯⋯

一生究竟能做几件事？如今成了说不定的事。时代真的不同了。

不过是十年前，老师和家长最喜欢问孩子的一个问题便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呢？是科学家、作家、还是工人、农民？”现在的孩子可能会说： “我都想做！因为爸爸就是这样的！”

大学时读马克思的书，最感兴趣的便是马克思为我们描绘的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说人们可以凭着兴趣上午写书，下午钓鱼，晚上去打猎，人的能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可以不必单为生存付出毕生精力。我读了这段话，心中真是艳羡不已，但想到那将是不可期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事情，或许要到我孙子的孙子那一辈才可能享受得到，不由得无限怅惘。

不过才十几年，弹指一挥间，嘿，这个理想就已经可望而又触手可及了！ 这个速度都让人来不及品味、来不及兴奋。

对我们的人生来说，这是个极具魅惑力的变化。和毕生被拴在土地上、或机器旁、或办公桌前的祖辈与父辈相比，我们的人生要丰富得多、自由度要大得多。这种丰富和自由当然还是极其有限的，但毕竟是个极好的兆头。按下葫芦起来瓢，要葫芦还是要瓢，机会掠过时是不是去抓住它，全凭

自己喜欢。一张户口簿已经拴不住我们的脚步，学生们想往着飘洋过海读哈佛和牛津大学，农民小伙子扛起铺盖卷进了城门，把城市的立交桥建得有模有样，更多的青年人涌进了特区，又开始有城里人到农村去承包土地和果

园⋯⋯

在逃离粗砺的物质生活挫磨后，生命的尊严开始在纷繁多样的自由选择中抬头。贫穷让我们别无选择，上几年学、干什么职业、和什么人结婚、在什么地方生活，仿佛都是命中注定。

哦，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终于揭去了罩在头上那块补丁摞补丁的暗红色盖头，可以探出头去东张西望，选定我们要搭哪辆车、去什么地方，我们还可以在途中转车，去看另外的风景呢！

你张望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老祖母远在天外的羡慕的目光？反正我是看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