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其无后乎

在一个以历史悠久自矜的国度，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古往今来志士仁人不惜抛头洒血也要“留取丹心照汗青”。一卷“汗青”，让你前见古人，后追来者，你有限的生命将超越悠悠岁月而绵绵无尽，你的悲枪与豪情在千百年后犹有知音为之拍案而起。

上海青年话剧团在 1996 岁末年终以一出激情如火的《商鞅》，搅动京沪两地演艺界一潭止水，让人不由得从商鞅身上想到，看似恍如飘蓬、匆匆一过的个体生命，其内在的张力竟可以这样强地穿透厚重的历史烟云，让我们今天仿佛仍能触摸到生活在二千年前的那条汉子砰砰跳动的脉膊。

鲁迅死的时候，有人在他的灵前写下这样几句话： “有的人活着，却早已死去；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配得上这后一句话的，便是商鞅一流人物吧？

先秦的商鞅不见容于同僚，不见谅于百姓，却仍有以生命祭变法的冲动与自觉，是不是也缘于对“汗青”与后人的期待？在剧终，被新王以“谋逆” 之罪判“车裂”酷刑的商鞅，复又遭到百姓愤怒的乱箭射杀，但舞台的基调仍被商鞅的自信和狂傲所笼罩：商鞅之人虽死，商鞅之法永存！这一设计深刻而大胆，调动起观众对真的历史的思考：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必然要付出人性与道德的代价？百姓的评判是不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法制精神在古老的中国是随商鞅而逝，还是真的永存了呢？⋯⋯

见到有评论家将商鞅比作西方神话中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心中一动。商鞅是一个自觉的变法者和牺牲者，他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从这一点上说， 他与普罗米修斯确有精神上的默契。但是，何以商鞅在中国并没有像普罗米修斯在西方那样家喻户晓，为人们所认同？相反，中国的史家对他的评价还相当苛刻，开明如司马迁，能够为当时人们不耻的“游侠”、“货殖”立传， 却对商鞅独多刻薄之评。

历史的偏狭其实也不独是对商鞅，也包括对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一族。自先秦以降，特别是汉武帝高张独尊儒术大旗，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从此后继无人。且看商鞅的政治主张：他的前提是“人性乃法所固，非情所致”， 这与人们从开蒙时便须牢记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共识完全相悖；他主张治理国家应“九分刑罚，一分赏赐”、“一人犯法，九家连座”，这又与孔夫子“仁者，爱人”的温情脉脉背道而驰；他标新立异，锐意改革，“反古者未必错，循礼者未必成”，更向言必称周礼的传统宣战⋯⋯

两千多年前商鞅的观点，让人至今读来犹带些许“现代气息”，应该悲哀 的是商鞅？还是我们古老的民族？

更触目惊心之处还在于，商鞅独特的精神气质，在上下五千年、特别是近两千年来的中国，几乎就不曾有过合适的生存土壤。在（商鞅一剧中，太子太傅公子虔一开始就告诫商鞅：你“锋芒毕露”啦！其后，赵良在避祸远引之前，也痛心于商鞅“虽有治国之法，却少处世之道”。商鞅孤高自许， 率性而“绝情”，从不左顾右盼，不为自己留任何余地，为变法大业而舍小我私恩，身为高官却坐视母亲为奴，忍使意中人琵琶别抱，弃幼年旧交，舍变法新知，剐去官场同道之足，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变法虽成，他自己却众叛亲离，人人欲杀之而后快。这样一个血性充沛、“无私无情”的男儿， 在中华民族泱泱人物长廊之中是不是十分罕见？他被史家和后人抛弃是不是就成了理所当然？

商鞅被五马分尸、诛灭九族，他不可能有后代像孔夫子、孟夫子一样多少多少代孙地一直传承至今，安享着祭祀香火。商鞅精神所呼唤的理解与宽容，两千年来也一直没有回响，直到今天这个改革时代，直到这个戏的出现

（70 年代初评法批儒之时，商鞅虽曾一时走红，却是被作为现代政治阴谋的载体，完全被脸谱化、标签化了）。而《商鞅》一戏的出现与轰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一个正处在“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民族，对正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批判、对道德意识的审视、对政治与人性关系深刻的再认识、对生命激情的认同与礼赞。

商鞅是有局限的，任何个体生命都是有局限的，任何改革也都是有局限的。一个真正大气的民族，就要能够宽容局限，勇于牺牲，善于吸纳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卓越才情和贡献，方能够把历史推动向前。

不少观众在看《商鞅》时流了泪，其中还包括朱镕基。观众们的眼泪怕是既为商鞅的悲剧、为改革的艰难，同时，也为某种一直被人为压抑的生命激情得到了艺术上的认同。

所以，商鞅终于还是有了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