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下半旗”

应该还会有人记得发生在几年前的这个悲惨故事——

新疆的克拉玛依，一个普通的影剧院，数百个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教育局等有关领导一起，兴高采烈地看演出。

突然，火灾发生了！孩子们在越来越浓的烟中不知所措。有一个声音在说：“让领导先走！

孩子们听话地静立着，领导们狼狈地夺路而逃。他们逃出去后甚至没有想到打一个电话叫救火车！

宝贵的时间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

终于有人叫来了救火车，但是，已经太晚了！无情的大铁门在火焰中轰然落下，关住了绝大多数孩子和老师的生路。

一位老师、同时又是里面一个小女孩的妈妈，她先将一个学生推出门外，一回身，铁门落下，残忍地将她和她的女儿隔开——生与死就在这一门之隔。这位老师、这位妈妈，听到她的独生女儿在门内的浓烟与烈焰中哭喊着：

“妈妈，救救我！我要出去！！”哭声撕心裂肺，妈妈心痛欲狂，她疯狂地用手捶、用头撞，想以血肉之躯撞开大铁门。她的头撞破了，手也在流血， 但是，大铁门纹丝不动。女儿的哭声越来越弱、铁门变得越来越烫手⋯⋯

终于，女儿的哭声消失了，妈妈悲恸地哭倒在烧红的铁门上，两只手掌被炙烤得皮焦肉绽，她已经浑然不觉⋯⋯

几百个花朵一样的小生命，就这样被烈焰夺走了！几百个家庭，父母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全都痛不欲生。那几天，死一般寂静的克拉玛依时时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一些侥幸活着的孩子还昏迷不醒，等待他们的是毁容、目盲、肢体残缺⋯⋯

而那些从火海中扔下孩子们逃生的所谓”领导”，再也抬不起曾经趾高气扬的头颅，他们成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卑鄙小人，被死去孩子的家长们切齿痛恨。

有人建议，在大火的废墟上立两座碑——一是祭奠孩子的纪念碑，刻上在大火中丧生的孩子们的名字；一是记录所谓“领导”的卑鄙行为的耻辱碑， 也刻上他们的名字，让他们活着也受到良心的谴责，更让站在它面前的后人警醒、反思。

有人在报纸上撰文，沉痛地建议，为这些枉死的孩子降一次国旗。是啊， 为什么在中国，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去世才能降国旗？领导不是公仆吗？ 孩子们不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吗？他们戴着的红领巾不是红旗的一角吗？这么多孩子们的生命，由于几个官僚的无耻而丧生，难道不值得庄严的五星红旗为之缓缓落下？生命的天平究竟应该向哪一面倾斜？

遗憾的是，这两项建议最终都未能实现。

事实上，令人遗憾的事情，当然还不止这些。唐山大地震，一下子夺走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尸骨如山，整整一座城市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们也没有为之降过国旗——是的，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种习俗。甚至，当时的报纸上充斥着的，不是对生命的悲戚与悼亡，不是对城市如此不堪一震、以致酿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反思，而是对抢救人员的颂扬、是对人定胜天的礼赞、是对冒着余震的生命危险跑进危房抢出领袖画像的推崇⋯⋯

当时的一些记者，脚下踩着死难者的尸骨，他们却把镜头对准抢救现场的红旗和革命标语。有的人回想起来，痛悔莫及，恨不得打自己的耳光。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排除“文革”极左思潮的干扰，这是不是也和我们头脑深处对生命的漠视息息相关？是不是和“君重民轻”、“民命如草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类官尊民卑的封建残余息息相关？我们不免想到，也许克拉玛依那几位夺路而逃的“领导”心里还在大呼冤枉——他们一直以为这些观念天经地义，自己的生命价值远高于那几百个孩子，他们在翻卷的火舌面前根本就不曾想过应该有其他选择，他们认为所做的一切都理所应当！

够了！

我们已经付出了太过惨重的生命代价，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警醒吗？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座大楼被恐怖分子炸塌，数百人丧生，美国总统克林顿主持了国葬仪式，在电视镜头中，他泪光闪烁，整个美国仿佛都在哭泣⋯⋯

看着电视的我，也禁不住悲从中来，为美国的死难者，更为中国曾经默默弃世的无数枉死生灵！什么时候，我们也会为他们举行这样的国葬？！

对唐山大地震的牺牲者、对克拉玛依大火中惨死的孩子，我们心中自有一座祭奠他们的纪念碑。我们更希望，“君重民轻”的观念在我们这一代能够彻底被埋葬。终有一天，“下半旗致哀”不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利， 鲜艳的、洒满烈士鲜血的五星红旗，会为着平民百姓的牺牲而缓缓降下，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隆重葬仪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