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秘密

从朋友那里借到周国平的那本《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连夜读完， 早已是泪流满面。

周国平何其幸运：从上海知青到大学生，到声誉颇著的哲学著作家，到幸福的丈夫，到一个漂亮女婴的父亲⋯⋯

周国平又何其不幸：女儿未等满月就被判了不治之症；未到周岁便双目失明；刚能开口说话，便饱受剧痛的酷刑煎熬，日夜呼叫：“妞妞磕着了， 磕着了”，“爸爸想办法，想办法”；未满两岁，便被恶性肿瘤摧残得面目全非，终于从摇篮跌进了墓地⋯⋯

可以想见一个父亲的心痛如捣。对于周国平来说，他还被另一种锥心刺骨的痛楚折磨着——当初，他本可以有另一种选择：手术摘除妞妞的眼球（恶性肿瘤病灶），这样，可以延长妞妞的生命到二十岁上下，但是，这二十年

里，妞妞只能以一个面容缺损的盲人形象来面对这个世界。几乎所有人都劝妞妞的父母放弃这样的努力。

周国平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残忍的抉择：

捧给你一个会哭会笑、婉转可人的婴儿，然后，再让你选择——或者， 要她带着残缺、有限度地生存；或者，放弃她，让她在刚刚会叫“妈妈”、“爸爸”之后，悲惨地夭亡！

身为父母，你还不能拒绝选择，拒绝选择本身，就是选择“放弃”—— 周国平每一天都在希冀奇迹出现，每一天都在被如何选择逼得几乎疯狂，但就在这一天天的希冀与犹豫中，手术的最佳时机失去了，妞妞一天一天地走上绝路。

作为一个哲学家，周国平面临一个严峻的课题，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人，如果他是健全的，难道就比残疾人更有理由活下来？ 如果他再附加了种种艺术的，或科技的，或学术的才能，他是不是就比一般人更有理由活下来？换言之，如果预知妞妞虽然盲了，但可能会成为一个极出色的钢琴家，他是不是就该选择她残缺地活着？如果妞妞自己有选择的能力，她是会选择在不更人事之际死去以减少活着的痛楚，还是会选择活下去、但每天都面对残疾和死亡的威胁？

在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残疾人，全世界就更多了。他们过着另外一种生活，一种我们很难了解的生活。

常常听到父母叮嘱孩子：过马路小心，不要碰电源，别走近煤气罐⋯⋯ 就是成年人，我们也经常担心会突遭什么不测，受到什么伤害。但是，大多数残疾人，一生下来，就已经带着无法愈合的创伤，就已经被严重地伤害了。他们从来就不知道没被伤害的滋味是什么。相反，由于他们先天受到的伤害， 在一生中，他们还不断地得迎接各种对伤害的伤害——嘲笑、歧视、羞辱⋯⋯ 甚至——被剥夺了生孩子的权利！

瑞典，一个美丽的北欧国家，一向安宁、富裕，人们彬彬有礼，与世无争。报纸上惊人的、有棱角的新闻，都是从别的国家传来的。可是，就在最近的一天，一件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突然出现在所有报刊的头版头条， 瑞典人惊呆了！

原来，从本世纪 30 年代起，直至 70 年代中期，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 瑞典政府奉行种族主义“优生学”，为了造就一个“由净化提纯的瑞典人” 组成的“健康社会”，对所谓的“精神病人”、“弱智者”、“残疾人”甚至“社会下等阶层”，滥施强迫绝育的手术。在这些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野蛮地施行了绝育手术，使他们终身不会再有孩子！

有一个叫玛丽亚的女孩，家境贫寒，个性内向。小时候因为近视得很厉害，总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又不好意思告诉老师，学习成绩自然好不了。结果被学校断为“弱智”，被送到一所像监牢一样的特殊学校，一直被监禁到17 岁，连她妈妈的葬礼也不许参加。虽然老师的鉴定说她：“和蔼可亲，态度温顺可爱，见人总是面带微笑。”这样的姑娘，本该会成为一个慈爱快乐的母亲，可是，1943 年，学校居然就以“太笨”，数学成绩差，家庭有酗酒、行为不端和精神病史等理由，向卫生署申请行绝育手术！

现年 72 岁的玛丽亚伤心地回忆：“有一天，校长叫我去，要我签一些文件。我知道那是些什么文件，但我不得不签，否则我休想离开。在博尔奈斯的医院里，他们把我腹中用于生育的器官掏了个空！”

玛丽亚后来当过厨师、护理员，也结了婚，她并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但是她再也不可能有孩子了！

被施行这类手术的人，据说有 6．2 万之多。其中，也许有真正的残疾人。但是，谁给了瑞典政府这样的权利？即使是残疾人，只要他们没有患有影响后代健康的遗传病，也应该享有生儿育女的权利。

始作俑者，据说是想造就“更纯净的北欧金发白人”，那么，我们有理由像周国平那样问上一句：什么样的人生更有价值？如果不是纯净的北欧金发白人，他的生存就是多余的吗？

事实上，残疾人的人生价值不仅在于他们也有创造的欢乐，而在于他们与命运的抗争更体现了人的尊严、生命的尊严。他们甚至给健全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鼓舞着我们以一种更积极、更善意、更勇敢的态度，直面人生。上海有个男孩子，因为一场车祸而被截肢。有一次电影散场，他的父亲

没有去接他，他用竹椅撑着，一步一步挪回了家——别人走 10 分钟的路，他“走”了一个半小时！他听见母亲责备父亲的残忍，父亲平静地说：“将来， 他总要一个人过，现在不锻炼，以后怎么办！”

他长大了，曾经怪过父亲：“当初你为什么替我选择截肢？说不定我有希望保住双腿，那我现在的苦不是白吃了吗？”

做父亲的生气了：“真糊涂！是生命重要，还是肢体重要？！” 男孩子十分感激父亲，他生活得很有尊严，很快乐。

那父亲真正懂得生命的真谛。

残疾人拒绝伤害，也拒绝怜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如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