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轻重序列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毛泽东认为：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遵循这一思路，他又适时地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农、轻、重序列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一、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客观依据

上面说过，按照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是把重工业的发展置于首位，兼及轻工业和农业。其顺序是重、轻、农。毛泽东依据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工业与农业关系的科学考察，并总结了我国和其他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提出一种新的发展序列，认为必须首先确定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在此前提下适度地发展轻工业及至重工业。也就是农、轻、重。那么，上述两种序列是否相互矛盾的呢？

人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要求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特别是钢铁、燃料、机器等生产劳动资料的生产应当得到优先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规律。但利用这一规律，则因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由于它们的工业化是自发地实现的，许多资本家之所以热衷于工业化，是为从中得到利润，而先发展轻工业，资金周转容易，见效快，因而大多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待资金积累达到一定限度以后，再逐步转向重工业。而对后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由于遇到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不得不把高速度增长和赶超作为首要目标，因而，一开始就把重工业的发展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这是自觉地运用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这一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苏联之所以能用 12 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工业化，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二百年时间里走过的路，正是由于它在头几个五年计划中坚持贯彻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

增长的原则。同样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所以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在于坚决贯彻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如果不贯彻这一方针，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的落后状况， 各项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国民经济就会患“软骨病”。

因此，提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农、轻、重序列，是在肯定重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的前提下进行的。毛泽东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

如果进一步设问，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究竟何在，回答应当是：

其一，工业担负着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能源的任务。人们熟知，能源的供给及新能源的开拓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必须先有能源作保证，才能获得顺利发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就是这个道理。工业发展史也表明，能源工业的新发展，常常是工业技术革命的先导。历史上数次重大技术革命，一般都以提供新的动力机械，开发并使用新的能源为重要标志。在现代，没有工业所提供的日益丰富的能源，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都会陷于严重困境。

其二，工业担负着向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原材料的任务。如冶金工业是最基本的材料部门。制造机器设备，修建桥梁铁路与机场，进行各项基本建设，都离不开大量钢铁和有色金属。至于发展现代化精密仪器，更是需要有各个品种的优质钢材。在目前，当工业化程度日益发展，机械化水平日益提高的状况下，钢铁工业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支柱。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合成技术的发明，合成材料的应用，深刻改变着社会生产的面貌和结构。建材工业为工农业和国防建设提供各种建筑材料。不少建材产品还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石油化工部门，成为现代工业和尖端科学不可缺少的材料。从发展眼光看，材料又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关键。没有半导体材料的工业化生产， 便不可能有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没有现代的高温、高强度结构材料，便没有今天的字航工业：没有低损耗的光导纤维，便不会出现光信息的远距离传输， 也就没有当前正在发展着的光纤通信。

其三，工业担负着用日益先进的技术装备武装和改造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任务。各经济部门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从机械工业部门获得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反过来说，机械工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其他经济部门技术水平的高低，发展速度的快慢和经济效益的大小。轻工业生产的自动化、现代化，无疑依赖于机械工业，农业越走向机械化和现代化， 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依赖就愈明显。国防现代化同现代工业的关系则更密切。没有现代工业，就没有现代化的武器系统、通讯系统和指挥系统。至于机械工业的发展，决定着交通运输手段的变革则更明显。有些专家指出，从先进器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与改造作用说，机械产品从生产技术装备、科学实验手段、国防武器和生活用品，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延伸到宇宙太空。目前世界各国拥有的机械产品品种，从数以克计的传感器件到几十万吨重的大型成套设备，估计有几十万种。在国外已有的2700 万件专利中，机械类占了一半。综上可见，农业、工业、国防、交通、通讯等经济部门的发展，都取决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

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除具有积极作用以外，

它在我国还有特殊的重要性，这集中表现在对经济振兴具有明显的启动作用。

不应忘记，我们是在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的。工业化起点之低、基础之薄弱、任务之艰巨，是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少见的。中国虽已有 80 余年近代工业的发展史，但是还从来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现代工业残缺不全，产业结构极不合理，有限的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到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接收时，国民经济已处于

崩溃的状态之中。据统计，这一年的重工业产值比抗战前最高年份降低 70

％，轻工业产值降低 70％；农业除劳动力大量减员外，农具约损失 30％，牲畜约减少 16％。农业产值降低两成以上。就是说，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连年发动战争，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

即使是以最高年产量计，也并不乐观。钢只有 92 万吨，煤炭只有 6188

万吨，电只有 60 亿度，棉纱只有 44.5 万吨。在这样微弱的生产力基础上， 如没有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整个现代化建设便难以举步。

如果再把视野放开阔些，从资源勘探工作的落后、交通、邮电事业的薄弱，工业布局的畸形化以及国防工业几乎等于无，更可以看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积极作用。

我国虽号称资源丰富，但解放前已探明储量的矿产只有 18 种，是现今探明 140 种矿产的 12％略多。这一点大大限制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旧中国，全国铁路约 22 000 余公里，且主要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公路有 8 万公里， 大都分布在东南沿海比较平坦的地带，占全国 1/3 以上的土地面积的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公路。建国初期各地邮电局只 2 万多处。邮递手段相

当落后。我国属于内地的省份有 18 个，少数民族地区大的有 5 个，这些地区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发展工业有着许多优越条件，但由于自然地理特别是社会原因，工业只占 31％，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只占全国工业的 3.3％。在上述种种情况下，为了使我国经济能更快发展，必须从加强资源勘探、改善交通运输及邮电条件，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起一批新工业基地人手。而这一切，又都依赖于整个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各部门的优先发展。很清楚，没有机器制造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钢铁冶炼、能源、交通、邮电等，整个国民经济就难以运转；假使不在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工业发展的畸形状态也难以改变。一句话，如果没有以重工业为主的整个工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便决难启动。

总之，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或后期实现工业化国家的普遍规律看，还是就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具体状况看，都必须十分重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这一点是不容有任何忽视的。

二、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上面说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客观依据，丝毫也不意味着否定或轻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里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矛盾义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从有限的资金的分配来说，用于此便不能用于彼，是相互矛盾的，但从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原料、市场、剩余劳力等等来说，它们又是统一的。还要看到，从长远的发展过程看，工业部门只有用很大的努力面向农村，支援农业，才能使整个工业部门取得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采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方法， 是正确处理工农业关系的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在一定的意

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

那么，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又如何呢？

首先，农业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生第一大事。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毛泽东正确地指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这里说的吃饭，一是农民自己有饭吃， 二是逐步提高粮食的商品率，使工人、学生、干部、城市居民等等也有饭吃。毛泽东曾举例说：1956 年生产了 3600 多亿斤粮食，商品粮食包括公粮在内， 大约 800 多亿斤，不到 1/4，3/4 以上归农民。这样，农民能自给，人心稳定， 城市和工矿区人口也有饭吃。从目前看，我国人口已达 11 亿多，只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近 20％的人口，是一个了不起的奇 迹。

第二，“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制烟要有烟叶，制糖要有甘蔗，织布必先有棉花，制造皮革先得养猪、养牛、养羊，这是常理。从中看出：农业的丰歉对工业生产影响极大，也很直接。轻工业只有农业能提供充足原料才能迅速发展。我国先是于 1954 年 9 月发布《关于棉花收购的命令》， 继则于 1960、1961 两年又实行对超过统购任务部分“超购加价”和奖励制度。为了鼓励农民种植棉花和油料等经济作物，规定出售一担棉花奖售 35 斤粮

食，出售一担花生仁奖售 20 斤粮食，目的在于保证粮食供应的基础上扩大轻工业品原料的来源。虽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由于科技进步使得上业部门本身提供的轻工业原料，在品种和数量方面会有增加，但同时应看到， 在一个可以预计的较长时期内，众多的原料还要靠农业来解决。例如生物技术，专家们指出：联合使用淀粉酶、 糖化酶和葡萄糖异构酶生产商果糖浆， 目前已进入工业化生产。美国用玉米淀粉生产商果糖浆已达到 500 万吨。我国科研、中试都已成功，但未进入生产阶段。如果考虑到我国淀粉资源极多， 若能平价供应，再掌握廉价净化淀汾技术，将葡萄果糖糖浆用于食品工业， 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前景十分乐观。所以，毛泽东说：“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

第三，农业是工业的重要市场，市场问题是关系现代工业能否存在和发展的大问题。与先期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工业产品的市场主要在国内。事卖已屡屡证明：凡是农业增产，乡镇企业发达，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地方，对工业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如近年来苏南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据有关材料，苏南农民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已由“温饱”奔向“小康”，由争取吃饱穿暖，升格为“吃讲营养，穿着时装，用选高档，住要宽敞”。1988 年，这个地区人均消费食油 12.4 斤，肉26.18 斤，家禽 6.69 斤，蛋 8.8 斤，鲜鱼 14.88 斤，酒 23.34 斤。不少乡村用上了煤气、自来水和各种家用电器。有的农村，已做到户户烧液化气，用抽水马桶，热水管道直通用户，多数家庭也已用上了彩电、收录机、电冰箱、电话机。甚至城市住家少见的地毯、空调、摩托车、录相机等高档商品也进入了寻常农家。还不要说，踢球、下棋、跳舞甚至摄影、书画、雕刻等项活动也广泛开展。可以看出，除了食品一类主要靠农业本身生产以外，其他大多数产品是靠轻工业供应的。可以想见，如果全国农村有 1/3 乃至半数达到苏南农村的水平，将会是一个多么大的轻工业市场。

农业对轻工业的需求如此，对重工业的需求又如何呢？毛泽东说：“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

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事实也是如此， 还在我国农业合作社运动初期，这一状况己露端倪。据统计资料，1949 年全国农村仅有拖拉机 401 台，1952 年增至 2006 台，1954 年增至 5061 台，1956

年增至 19 367 台，1957 年又增至 24629 台。1957 年比 1949 年增长 60 倍还

多。1957 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165 万马力；机耕面积 263.6 万公倾；化肥施

用量 37.3 万吨。如果再看看近几年情况，则对重工业以农业为市场更会深信不疑。如上面举过的苏南，这些年来之所以有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同执行“以土补农、以工建农”的方针有重要关系。到 1989 年底，该地区农机

总动力已达 622. 58 万千瓦，农机比 1978 年净增 2390 台和 6，06 万台，增

长 2.09 倍和 1. 52 倍。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10 年提高 4.29 个百分点，1988

年达 91. 89％。此外有 50％的农户盖起了楼房，人均住房面积已超过 30 平方米，没有大量的民用建筑材料是难以办到的。第四，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进行经济建设，须积累大量资金，资金从何而来，农业和乡镇企业的税金是一条干道。农业发展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目前看， 虽说以农业税形式直接积累的资金，在我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工交商业部门以税收和利润形式上缴的收入，则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农产品的加工、运输和销售。据统计资料，我国财政收入中，间接、直接与农产品有关的部分约占一半左右。有些地区比例还更高。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建国之初，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以农副土特产品及其加工品为主。1953 年我国出口总值为 10.22 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竟占 8.11 亿美元，为出口总额的 79.4％；1957 年出口总值为 15.98 亿美元，初级产品为 10.16 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 863.6％。可见，从那时起， 初级产品在出口创汇中就占重要地位。陈云说：“减少必要的粮食出口，就要减少工业设备的进口，因此就要降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度。”近些年来， 虽说我国工业基础已远比过去为雄厚，但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在我国出口总额中仍占 70％。也就是说，农业通过对外贸易，换取外汇，购买我国还不能生产而又迫切需要的工业器材和设备，对于加速工业发展仍然起重大作用。

以上，我们从农业提供粮食、工业原料、市场、资金、出口创汇等各个方面依次说明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纵观这一切，毛泽东断然肯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也为我国工业化的历史所证明。一般地说，哪一年年景好，资金积累比较顺当，工业发展则较快，人民日子也较为好过；哪一年年景差，资金积累便遇到障碍，工业发展也缓慢，人民日子也过得紧张。 1960—1962 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姑且不说，就以相邻的

1954 年和 1955 年作比，就看得非常清楚。1954 年长江、淮河流域和华北平原遭受洪灾，全国农业歉收，许多农产品减产，其中棉花比上年减产 9％， 即减少 220 万担。结果对 1955 年轻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有重

大影响，地方工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其中棉纱生产能力只利用 75

％，棉布、食油生产能力只利用 62％，面粉 56％。最为严重的是卷烟工业， 只利用 24％。轻工业减产，加上粮食供应紧张，又影响重工业生产，影响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安排。这样，全年工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 5.6％，而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幅度降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发展速度最低的一年。而 1955 年，面貌大变，因这一年农业喜获丰收，其中棉花产量从 1954 年的

2130 万担猛增至 3038 万担，一年增产棉花 908 万担，由于棉花和其他轻工业的设备开动起来，推动了整个工业也推动了基本建设投资的高增长。

如果把视野扩展开来，农业对工业的基础性作用，不只是我国，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难逃这一发展规律。通常说来，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仅是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过程，也常常是国民经济重心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化过程。没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作为保障，工业化的实现就根本无望。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超越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当代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也为这一观点作了注脚。认为：农业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一是产品贡献，即如果一个国家粮食供给的增长长期跟不上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就不得不减缓。二是市场贡献，即农业和农村作为工业品的需求者，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有相当的贡献。三是因素贡献，其中最主要的是资本贡献和劳动贡献，也就是为工业提供资金和补充劳动力。四是外汇贡献，即通过增加国家的初级产品（特别是农副产品）的出口或扩大农业进口替代品的生产，节约并增加外汇，以支付因引进技术或设备而需要的外汇。尤其在初期工业化阶段，这一点更突出。应当说，发展经济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毛泽东提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观点是相互印证的。

三、农轻重序列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所谓农、轻、重，是指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经济部门的顺序排列。基本内容是说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必须从发展农业出发，在资金、物资和劳力的分配方面，先考虑农业，再考虑轻工业，然后根据农业和轻工业的情况去安排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安排，又须首先考虑同农业有关的那些部门。

毛泽东提出农、轻、重序列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两者基本精神一致，只是从前者到后者有个过程，据目前考证，他最先酝酿农、轻、重序列是在 1956 年《论十大关系》报告前后。在那里，他一方面肯定：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又说，有鉴于苏联和东欧各国因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排斥农业和轻工业造成的弊端，提出应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此后不久，他对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说：如果你们再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我就要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不过，真正解决问题还有一个摸索过程。正如周恩来所说：“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能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

到 1959 年，即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产生“左”的错误后。为了从指导方针上纠正这一错误，毛泽东正式提出农、轻、重序列问题。他在庐山会议前期，重新强调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过去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业，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又说：“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他还说过：在几个同时并举中，工农业同时并举最重要，提法仍应当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 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这样，农、轻、重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就正式提出。从 1960 年到 1962 年，出现了我国第一次由

于经济过热和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济调整。统计资料表明，1957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的比重占 43.3％，轻工业占 31.2％，重工业占 25，5％，而到 1960 年，农业的比重下降到 21。8％，轻工业下降到 26.1％，重工业高达52.1％1958—1960 年，积累率分别高达 33.9％、43.8％和 39.6％，这样， 便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经济效益低下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于是，1961 年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当时，有一些同志尚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扭转过来，错误地认为主要是农业发展落后，拖了后腿，而工业生产似乎没有多大问题。针对这一思想状况，在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从理论上把工农业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是关于农、轻、重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也是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取得的又一硕果。应当说，提出农、轻、重新的序列， 既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内在联结作深层次考察的结果。首先谈谈对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经验的科学总结。前面说过，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坚决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由于这一方针的实施，使其经济发展速度在一段时期内超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不是没有弊端的。其突出的弊端是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关注太少，因而造成了农业产量长期没有明显提高，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接瞳而至的是重工业发展失去后劲，其速度和规模都受到限制，同时又导致了人民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张。鉴于这一教训，毛泽东及时指出：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我们搞工业化，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你不关心人民的利益，让人民过分地束紧了裤带，重工业搞起来还得停。东欧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接着， 在 1956 年间又建议“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同一时期，刘少奇也说：波、匈事件的教训之一，是苏联和东欧发展重工业中忽视了人民生活，以致激起群众不满，被反动势力所利用。我们应遵照毛主席关于“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指示，不能把同人民的关系搞得太紧张。又说：“我们应该注意把工业建设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还高兴，还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他还特别引用了周恩来、陈云关于左倾、右倾的谈话，说：究竟是左倾一点好，还是右倾一点好？看是什么右？如果是快慢的右，右一点是可以的，因为这和阶级斗争不同。对阶级敌人，你右了，人家就进来了，你让，人家就进来了。那个就让不得，那个右是不许犯的。快一点慢一点不是失掉立场问题，因为慢一点，右一点，还有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刘少奇这段话里看出，提出农、轻、重序列的直接背景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发展重工业方面的失误以及毛泽东提出的新的见解。

然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农、轻、重序列，同时也是基于对工农业关系以及轻、重工业之间关系的深层次考察。

工业与农业是工业社会中两大生产系列，肯定发展工业的先导作用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农业所需的机器、肥料、运输器械、兴修水利措施等等便无由供给，农业的现代化难以举步。但是， 如果选另外一视角，考察一个特定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或者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说，则会发现，若没有农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能为工业提供足够的资金、劳力、市场和原料等，工业的发展也将受到很大的制约。这样看来，

两者似乎相互否定，其实不然。它只说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客观规律只有在一定的条件具备时才能发生作用。

实际上，关于农业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先决条件或前提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阐述得非常清楚。马克思说：“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 “而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恩格斯也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这些论断集中到一点， 即农业是国民经济中一个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有了它，才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也才进一步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不单如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赖以独立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当农业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时，人类须把自己的全部劳动都投入到农业生产部门，才能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出必要数量的生活资料。只是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一定提高，从而提供出一定的剩余产品时，其他各种部门才可能从农业中分离出去。而被分离出的各个部门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也还取决于农业提供的剩余农产品的规模和数量。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指出：“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虽说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使新兴生产部门不断涌现，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使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的人数会逐步减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会相应地下降。但是，这决不会改变或降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

对于农、轻、重序列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一思想，除了作经济学的论证，也就是对工业、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相互关系作多层次思考外，还可以从哲学高度进行分析。这就涉及重点与非重点的相互关系。

重点与非重点及其相互关系，是唯物辩证法两点论里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重点，也就是哲学上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非重点也就是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

对待重点和非重点，有着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确定重点， 第二个当重点确定之后如何正确处理重点与非重点之间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对于抓重点向来给予极大关注。他说过：“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 他举例说：”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 据此，抓重点，“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还说，如果“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同样地，在中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也理应按照经济建设基本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去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心或重点。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是：“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然而，究竟怎样来抓重点，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一种是，只承认重工业同农业与轻工业相互区别和相互独立的一面，无视这两者间的相互统一、依存、渗透和转化。表现在实践中是只看到作为重点的重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无视非重点的农业、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片面强调重工业，用少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有时在事实上变成了打击和牺牲农业、轻工业。另一种是，既看到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相互区别和相对独立的一面，又看到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统一、渗透和转化的另一面，贯穿在实践中，即既看到重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又看到农业，轻工业对发展重工业的促进作用。因而，主张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两者相比，前一种是以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的办法，后一种则是用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办法。应当承认，在同一国度、同一时刻，用有限数量的资金来发展重工业同农业与轻工业，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矛盾、用在重工业上的部分多了，用在农业、轻工业上面的部分就势必会少；反之亦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泱泱大国，一切都是从头做起，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争资金、争物资、争人力更是时有发生。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加速发展重工业之间又

是统一的。这正是老子说过的“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相反相成的道理。孤立发展重工业，似快实慢；发展重工业与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并举，似慢实快。之所以会如此，正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农业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市场、原料、劳力以及外汇储蓄等等。没有农业和轻工业，也就休想有高度发展的重工业。反过来说，既要搞好工业化，工业部门就应当面向农村，支援农业。农业发展了，轻工业有了足够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就能得到迅速的发展。而“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 它就会更快地发展。”

毛泽东正是循着辩证思维方式把两条不同思路摆在人们面前：“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 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 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又说：用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加快重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用相反的办法，却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他还批评：“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 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而难以处理好社会主义工业化中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