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只有现代化能使中国免于落后挨打

1963 年 9 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曾写道：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固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深刻地总结了我国近现代的历史，尖锐地提出了我们应当解决的时代课题。

一、中国现代化的最初提出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同埃及、巴比伦、印度一道创造过古代世界文化。中国先秦与欧洲的希腊罗马，都以其灿烂的文明史而载入史册，并且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直到 7—13 世纪

的唐宋两代，中国经济和文化水平依然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至 15 世纪中期，我国江南，尤其是苏州、杭州等城市，开始出现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但在封建制度的重压下，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 到 1840 年鸦片战争前，中国依然是一个封建社会。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大大地落后了。

当中国社会正处于停滞不前、资本主义萌芽未能得以迅速成长之时，西欧社会却实现了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14 世纪和 15 世纪，在欧洲的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开始稀疏地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之后扩展到西欧、北欧沿海。17 世纪 40 年代，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标志人类从封建主义时代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18 世纪法国、美国相继发生了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 18

世纪 60 年代至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完成了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工业

革命。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德国也进行了工业革命。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后起的日本也因其完成工业革命而脐身于先进国家行列。工业革命的完成意味着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工业社会。

如上所述，自 17 世纪中叶明清之际起，中国已开始落后。但当时的封建

统治者却照旧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然而，落后就难免要挨打。 1840 年，

英国侵略者用一支由 40 多艘船舰、540 门大炮和 5000 多人组成的“东方远

征队”，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结果中国战败，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面对失败与屈辱，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中国落后。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看到，中国舰船、枪炮“非外夷之敌”，主张学习西方发达的技术，制造军舰、枪炮，即所谓“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魏源则进一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说：“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 三养兵、练兵之法。”此外，魏源还提出：“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凡有益民用者”， 皆可造。他还主张商民可以自愿设厂，发展工业。若中国人能“师夷之长技”， 那“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可以赶上西方。可惜，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封建统治阶级中绝大多数人视西方先进的技术为“奇技淫巧”，盲目加以排斥。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犹是空谷足音。不过，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他们的思想对后来的洋务运动有重大影响。

在中国，全面提出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的第一个文献是《资政新篇》（1859 年）。《资政新篇》是由洪仁玕撰写、得到洪秀全批准的太平天国后期的纲领。它一开头就提出：政事“要在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已矣”，并用较多篇幅介绍英、美、法、德、俄等自情况，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它还提出：“兴车马之利”，修铁路，造火车；“兴舟揖之利”，造轮船；“兴宝藏”，鼓励百姓招民开矿；“兴器皿技艺”，奖励发明创造；“兴银行”，发行纸币；“兴邮亭”，办报纸；“兴市镇公司”， “以司工商水陆关税”；“兴医院”等。它主张对外开放，与外国人通商， 学习竞争之法，使中国赶上西方，“与番人并雄”。《资政新篇》所提出的主张虽然没有能实行，但对洋务运动也有过一定的影响。

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中国这个天朝大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又动摇了其封建统治。这样，到 19 世纪 60—90 年代，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大官僚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了第一批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近代工业。 1894 年中日甲午战

争前，清政府创办的大小军事工厂共 19 个，雇用工人约 1—1.3 万人，耗资

4500 万两，其中较有名的军事工厂有：安徽省安庆军械所（1861 年曾国藩主办）、上海江南制造局（1865 年李鸿章主办）、福建马尾船政局（1866 年左宗棠主办）、湖北枪炮厂（1890 年张之洞主办）等。在 70—90 年代，洋务派还兴办了一批“官办”、“官商合办”、“官督民办”的民用工业，共 30

多个，雇用工人 2 万余人，创办资本 1700 万两。应当指出的是：统泊阶级中的洋务派学习西方，兴办现代工业，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然而，尽管如此，洋务派毕竟兴办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工业，引进了一些西方的技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洋务派办的工业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民族工业。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与反

对，民族工业发展缓慢，到 1894 年前，共有大小工厂 136 个，创办资本 500

万两，雇用工人约 3 万人。

1894 年（甲午年），后起的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战败，第二年被迫订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款白银2 万万两。

这次战争的失败表明：在封建统治下，不可能通过学习西方技术，兴办现代工业，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甲午战争失败及洋务运动破产， 从反面促使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悟。康有为等人提出维新变法，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康有为在致力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时也懂得发展现代工业的重要。 1898 年 6 月 26 日，他向光绪皇帝上奏了《请厉工艺奖创新折》。这封奏折说：西方英、法等国，虽然只有我国一两个省大，但“富强乃十倍于我”，其原因是“政治学艺，竟尚日新，若其工艺精奇，则以讲求物质故”。“今天已人工业之世界”，“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而中国却仍旧是一个“守旧的农国”。为此他建议发展工业，奖励发明创造，由“尚农”转为“尚工”，“定为工国”。他认为，这样，中国可以“民智大开，物质大进，庶几立国新世，有恃无恐”。康有为是我国提出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第一人。后由于戊成变法失败，他的“定为工国”的设想也变成泡影。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认为，要救国，首先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 2000 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继续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探索救国之路。在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用极大的精力撰写了《建国方略》一书， 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发展中国经济的构想。他认为：美国是今日“世界最富最强之国”，“然其听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因此“中国存亡之关键， 则在此实业发达之一事也”。他主张将“废手工采机器”的工业革命和将生产资料“统一而国有”的社会革命同时并举。孙中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 认为：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资本过剩之机，大觊模地引进资本、技术和人才，中国经济一定能迅速发展，达到“并《康有为政论集》上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89、290 页。《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188、212、214 页。

这次战争的失败表明：在封建统治下，不可能通过学习西方技术，兴办现代工业，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甲午战争失败及洋务运动破产， 从反面促使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悟。康有为等人提出维新变法，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康有为在致力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时也懂得发展现代工业的重要。1898 年 6 月 26 日，他向光绪皇帝上奏了《请厉工艺奖创新折》。这封奏折说：西方英、法等国，虽然只有我国一两个省大，但“富强乃十倍于我”， 其原因是“政治学艺，竟尚日新，若其工艺精奇，则以讲求物质故”。“今天已人工业之世界”，“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而中国却仍旧是一个“守旧的农国”。

为此他建议发展工业，奖励发明创造，由“尚农”转为“尚工”，“定为工国”。他认为，这样，中国可以“民智大开，物质大进，庶几立国新世， 有恃无恐”。康有为是我国提出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第一人。后由于戊成变法失败，他的“定为工国”的设想也变成泡影。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认为，要救国，首先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 2000 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继续

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探索救国之路。在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用极大的精力撰写了《建国方略》一书，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发展中国经济的构想。他认为：美国是今日“世界最富最强之国”，“然其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因此“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达之一事也”。他主张将“废手工采机器”的工业革命和将生产资料“统一而国有”的社会

革命同时并举。孙中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认为：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资本过剩之机，大规模地引进资本、技术和人才，中国经济一定能迅速发展，达到“并驾欧美”。

孙中山把中国现代化指望于帝国主义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这必定要落空。1919 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实际上宣告了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辛亥革命后，共和国名存实亡， 人民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中国人民的觉悟又进了一步， 由政治觉悟进入到思想伦理觉悟。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封建旧思想遍布中国，人民之不觉悟。于是他便揭桑科学与民主，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说：“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 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 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专致于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起着非常革命的作用。它的缺点之一是对经济现代化有所忽视。十分明显的是， 在 1919 年“五四”运动前，陈独秀所效仿的、追求的仍然是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

二、“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1920—1921 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社会主义讨论。罗素、张东苏、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发展教育，社会主义不妨迟一迟。李大刽、陈独秀、李达等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发展生产是不待而言的， 问题不在要不要发展生产，而是用什么方法发展生产，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们的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的方法才能振兴实业，发展生产力， 才能救中国。陈独秀说：“中国急需要发达工业，但同时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国彻底改革才得着西洋工业主义的长处， 免得他们那样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殆的短处。”到了 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分析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确定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1924 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共同发动和领导第一次国内革命。

1927 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接着，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 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更加深重。而从 1929 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也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此政治、经济的背景下，1933 年 7 月，《申报月刊》2 卷 7 号为创刊周年纪念，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编者在前言中写道：“须知今后中国，若干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 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现在我们特地提出近几十年来，尚无切实有效方法去应付的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讨论分为两大问题：“一， 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 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

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这次“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规模、时间和影响上均不及 30 年代所发生的其他讨论（如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分期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因而在以后的有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论著中很少有人提及。不过，我们也不应忽视这次讨论的意义。在此次讨论以前，“现代化”一词虽已出现，但得到广泛使用则与此次讨论有关。在讨论中，观点自然是形形色色的，但有一点似乎已成为共识，即现代化是中国摆脱落后、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唯一出路，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现代化的两大障碍。在讨论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完全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少数，多数人主张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应当说，《申报月刊》的专题讨论反映了中国人民“现代化”意识的增强。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声也随之增高。四川民族资本家卢作罕提出：要解决中国内忧外患，唯一的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这种主张在学术界得到反映。冯友兰在《新事论》（最早在 1936 年写的《中国现代民族之总动向》一文）中依据《共产党宣言》中的资产阶级使农业的东方从属于工业的西方的观点，论述了中国之所以落后，受西方国家剥削，成为半殖民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实行了产业革命，而中国没有进行产业革命，也就是“中国未近代化或现代化”。他认为，中国要想摆脱受剥削的半殖民地地位，唯一的方法，就是进行产业革命，以机器生产代替人工生产。冯友兰看到了产业革命的意义，只是他在当时不懂得，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不可能实现产业革命的，是不可能做到现代化的。

三、毛泽东对现代化的追求

毛泽东在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同时，对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念念不忘的。1944 年 5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负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工业化的。”此后，他又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针对一部分人中存在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 的片面认识，他还特别着重他说明了工业化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他说：“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因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就是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扫清障碍，创造先决条件和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更是把中国的现代化，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56 年 1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

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1956 年 8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用激烈的语气提醒全党说，如果我们过了五六十年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8 年，毛泽东又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 为此，他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号召大家学科学、学技术，“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直到 1963 年，如本章开头所引的话表明，毛泽东还是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课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只有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才能从根本上驳倒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诅言。但遗憾的是，由于对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和党内状况的错误估计，后来他把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忽视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直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才重新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作中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