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执政党应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是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为我们党确立的一条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能不能坚持这条路线，能不能保持这个传统和优势，对于承担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责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超乎寻常的特殊重要性。

一、执政党决不能脱离群众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处在执政的地位，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如前所述，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作出的历史选择，是民主革命时期领导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延伸。不过，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共产党执政这件事也有其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新的危险，不可大意。

执政党的危险何在？可能会来自敌对势力的捣乱和攻击，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危险在于受到人民群众的疏远和反对。列宁敏锐地觉察了这一点， 他说过：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列宁持相同看法，他在 50 年代就告诫全党：“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为什么党在执政之后更不能脱离群众呢？

第一，这是实现党所肩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使命所决定的。

比起以往的革命斗争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显得更加繁重，更加困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说：“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 既然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由党来领导，而党又永远只能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光靠自身的力量干不成大事，它的力量只能来源在于人民群众。党本身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存在的，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这就是说，要搞现代化必须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党的任务很重要的一条是支持和领导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的精神。

毛泽东还特别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角度去阐述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建国初期，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1958 年 1 月，他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到：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又说，任何英

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如果执政党离开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不可能产生，产生了，无人去执行也是枉然。

第二，这是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领导活动基本矛盾所要求的。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是领导活动中的基本矛盾，正是这对矛盾规定着和影响着领导活动中的其他矛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活动当中，上述矛盾则集中表现在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

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夺取政权之前还处在社会矛盾的次要地位， 在夺取政权之后地位上升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内部矛盾就会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又大量地表现在党群矛盾、干群矛盾上。更确切他讲，是表现在执政党某些领导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上。虽然有些矛盾问题不在党的领导方面，但是，我们是执政党，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 人民群众也会来责问我们的。正是为了缓解以至解决这种矛盾，毛泽东在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时就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在党群这对矛盾中，党是主导的方面，它确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领导活动的目标和方向。执政党的党员和各级组织自然地处在十分注目的位置上。他们的工作干得好，有贡献，会受到人民群众的称道，不过在很多人看来， 那是本该如此的，你不是执政党嘛！这就很难达到在执政之前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员的种种献身行为惊赞不已的程度。而一旦出了毛病：由于它所造成的工作损失和社会影响相当大，人民群众便往往难以原谅。对于这一点，毛泽东 1957 年 3 月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有一段很实在的讲话，他说：“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毛泽东这里虽然讲的是军民关系，但党群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

第三，这也是防止“和平演变”，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所需要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处于执政的地位，却并不意味着此种执政地

位已稳如泰山。事实上仍然存在着争夺执政地位的斗争，而斗争的焦点又表现在争夺群众上面。那些搞“和平演变”阴谋的敌对势力正是通过各种方式， 极力挑拨人民群众同共产党的关系，千方百计地拉拢和争取群众，企图使广大群众接受他们的思想影响，跟着他们，以便有朝一日，夺权上台。他们特别是利用我们党内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利用某些群众的不满情绪，煽动和制造动乱，以达到颠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的罪恶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要巩固和发展自己以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换来的执政地位，就一定要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必须从反“和平演变”、从

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执政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失去了被领导者的拥护和支持，恰恰是为敌对势力篡夺执政地位创造了条件。

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国外敌对势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阴谋能否得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是否得到了发展和共产党能否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党也必须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二、依靠群众与教育群众

毛泽东在强调共产党必须真心诚意地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群众的教育和引力工作。他认为，党要依靠群众同时又要承担起教育的责任，二者并行而不悖。要依靠必先教育，而教育的目的又是为了更好的依靠。从教育、引导群众的角度来讲，有几点思想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要相信群众中的缺点或错误通过教育和引导是可以克服或纠正的。

错误对于任何人都属难免，人民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也需要帮助、引导和教育。而在引导和教育群众的时候，首先应该树立这样一种信念，即“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这是彻底的群众观点。这讲的是群众克服自身缺点的内在根据， 即内因。当然党的引导和教育作为外因也是必不可少的，还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党坚持群众路线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大目标奋斗。而为了使广大群众自觉地去实现这个大目标，就必须使其获得足够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按照列宁的说法，对群众进行这种武装，必须靠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去进行“灌输”。从领导学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领导活动的形成需要一种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相互作用、双向选择。党作为领导者代表着被领导者的根本利益，对群众进行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启发、组织、培养和训练群众队伍，使其努力摆脱以往和现在受到的种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接受科学思想的武装，形成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服从。反过来，群众也只有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才能成为党的可靠的依靠对象。

第二，应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认为，在教育群众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去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他说：“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条件下，批评他们的缺点，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 他还说：“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人民群众中是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这有赖于从本质上去发现，去挖掘。群众中不少缺点和错误也是我们在想干社会主义而又一时不会干的矛盾中发生的，这是一种前进道路上的失误。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主要不在群众，而在领导者方面，即没有领导好，决不能把失误的主要责任推到群众身上。毛泽东对此十分坚持。

但在实际工作中，又不能以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为由而去迁就错误，更不能作为领导者拒绝自我批评的借口。应该说，不要在群众头上泼冷水与领导者为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是统一的。我们党在建国后

的一段时间里，领导者头脑发热，一再犯“左”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教训。

第三，对群众进行教育要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

1955 年，毛泽东在对一篇文章加写的按语中指出：要在农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1957 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也指出：“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他并且把这看作是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重要内容。

在教育群众的方法上，毛泽东强调身教重于言教。他特别提倡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而对某些人搞特权、腐败的现象深恶痛绝。他曾经高度评价在战争年代的党群关系，他指出：“同人民有福共亨，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能不能与群众真正同甘共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继续保持战争年代那样一种同人民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的关键所在。我国 60 年代曾经闹过大灾荒（俗称“三年灾害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同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瓜代菜”，共患难，最终战胜了灾荒，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光荣，应该成为我们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苦奋斗中，我们需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

三、反对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与群众路线水火不能相容，官僚主义作风是执行群众路线的极大障碍。还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曾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在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条件下，他对这个问题保持着更大的警惕性。人们记得，1956 年11 月，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并且深刻地揭露了官僚主义的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一种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这种人不关心群众的痛痒，甚至不关心群众的死活，他们在群众面前摆老爷架子、官僚架子，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另一种是方法简单，态度生硬，强迫命令，胡乱指挥。这后一种表现有时又特殊定义为命令主义。其实，这两种表现形式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因而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例如，官僚主义者在进行工作时常常都是命令土义的，他们对实际不了解，又要指挥，怎么办？只好瞎指挥；而下边的命令主义又往往与上边的官僚主义有关系。如毛泽东所说：“现在在不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和增长，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现象深恶痛绝，认为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现象不只会造成党群矛盾、于群矛盾，甚至还诱发出少数人闹事。因此，为了平息民愤、教育干部和群众，他主张对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在报纸上广为揭发，严重者必须给予党纪处分和法律制裁，甚至处以极刑。但是，为什么他的努力有些并不成功，甚至于（如他发动和领导的“文

化大革命”）其效果与动机全然相悖？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恐怕同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官僚主义原因的片面分析不无关系。

毛泽东的分析是，产生这一现象“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并不全面。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刻了。即认识到，造成和助长我们国家机构中的种种官僚主义现象的社会原因，除了旧社会恶习的遗留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还很不成熟。为什么建国以后，我们作过多种努力反对官僚主义现象，但成效很少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主要的只是进行思想教育和个别人的组织处理，只看到它是旧社会的遗留的一面，强调它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没有从我们现行的各项制度中寻找产生它的原因和克服它的办法。基于这种新的认识，我们党下大气力去进行领导制度方面的改革。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实践证明，这是从根本上去反对和纠正官僚主义的一个新的思路，也是一个正确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