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篇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篇章是指邓小平创立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理论指针。认真研究这一理论产生的历史前提和思想前提，研究它的由来和发展，对于我国人民自觉地投身于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开放，无疑会起巨大的作用。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发展、完善与深化。邓小平在 1980 年 10 月间一次谈话里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毛泽东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卓越功勋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知晓。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运动来说，他也是伟大的先驱者。在本书的绪论里，我们曾从四个方面扼要他说明了他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要功绩。接着又分别从四个现代化的各个侧面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主原则及中国现代化与共产党领导等问题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在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里的理论贡献。从这些贡献可以看出，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然而，像许多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伟大斗争的人物一样，毛泽东在推

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也有他的缺点和失误，而这些缺点和失误，也影响了中国历史面貌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科学地分析这些缺点和失误，也像科学地分析他的成就一样，不仅对于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他开拓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在新的条件下继续推进毛泽东开创的事业和自觉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潮流，都是一笔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

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问题来说，毛泽东的缺点和失误大体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对发展生产力重视不够，另一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的认识上有一定的片面性。而这两方面的关系又很密切，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对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毛泽东本来也是极为关注的，本书有关章节里引用大量资料来说明这一点。但不幸的是，自 1959 年以

后，特别是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把注意力逐步地集中到阶级斗争方面，而对发展生产力重视不够。“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把发展生产同所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绝对对立起来，屡屡批判“唯生产力”论，结果造成了 20 年里生产力基本停滞的局面。邓小平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1957 年开始， 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 1958 年经济上搞‘大跃进’， 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 1959、1960、1961 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 1962 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

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 1966 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

搞了 10 年，这是一场大灾难。”

之所以会出现对生产力重视不够的问题，在理论上恐怕同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两者关系的认识上的偏颇有一定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一定形式的生产关系，必须以生产力的相当程度的发展作为依托，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即生产力，这一社会经济制度难以巩固， 更谈不上向前发展。毛泽东在开始时也很赞赏这一观点，并估计巩固中国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大体上还要有十五年，但是，后来由于在主要矛盾问题上的错误转向，便转而强调用阶级斗争和思想教育等等办法来巩固新制度。与此相连，又把新建立的所有制形式看成凝固不变的和自然合理的东西。只要稍有变动，就被看成动摇社会主义基础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似乎，衡量某种所有制形式优越与否，可以脱离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孤立地作出评价，如在公社化“一大二公”盛行时期，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 生产规模越大，就是最优越的所有制形式，并且误认为某种生产关系可以不必受生产力的制约而靠自身力量获得巩固和发展，在这种片面认识的指引下，一度要人为地拔高农业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搞“穷过渡”，是这种偏颇认识的突出表现。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其晚年对生产关系的巩固的重视程度更甚于生产力，加上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及中苏断交，加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对抗心理，以及在经济制度方面求急和求纯的意向。这样，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可以利用来发展生产力的宝贵时间。

除了对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以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等，也有过不同情况和不同程度的错误认识。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如何对待商品交换，在马克思主义著作里确实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将是生产力已获得高度发展这一前提出发，曾对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存在持否定态度。这种看法还影响到列宁，他曾说：如果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然而，当列宁把这一观点付诸实践时，却碰了壁。实际经验使他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应限制和消灭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反而应当利用并加以发展。他的著名论文：《论粮食税》等，就是为回答这一问题而写作的。他在谈到为什么还必须用黄金作交换手段时风趣他说：“和狼在一起， 就要学狼叫。”尽管列宁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存在商品贸易和货币交换持肯定态度，但由于习惯上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人们在思想深处总是把它们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这一点，直到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重申列宁有关商品和货币的观点时也未能完全改变。

毛泽东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始终存在着矛盾的态度。一方面， 他表示赞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提出的观点，肯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商品生产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必要。在 1958 年间，曾试图纠正过以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为特点的“共产风”错误，他说：只要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严格地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它们就会在一定时期内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又说：现在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看见商品生产就发愁，以为是资本主义。其实相反，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商品生产要大大发展，货币也要增加。企图避开现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不严肃、不诚实和不彻底的态度。又说：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决不能不坚持的两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他仍然是把商品生产看成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去利用它，不过是权宜之计。因此

也就决定了，只有当他在建设实践中由于否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感到有碰壁危险时，才强调它的积极作用：一旦时过境迁，转而又陈述它的某种弊端。再加上毛泽东在后来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货币交换这些东西，看成是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制度。于是又强化了他过早地否定商品生产的意识。“文革”后期，他不止一次地陈述商品交换、货币及按劳分配等等的弊端，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认为商品经济同旧社会差不多， 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货币被看成是剥削的凭证，而不管这些货币掌握在谁手里，反映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以为它是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绝对地对立起来，似乎不断地排除商品交换，正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的纯洁性：反之，发展商品经济，似乎就有瓦解和破坏社会主义根基的危险，这种奇特的思维模式，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一直未能改变。由于上述两个方面失误，结果就不能不在实际上限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从而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扼制了社会主义自身的活力，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处在停滞和半停滞的状态。邓小平说：”从 1957 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

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实际上从 1958 年开始到 1978 年二十年时间内， 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又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皮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如果说，我们总结的经验有很多条，那未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里，邓小平把毛泽东的失误方面讲得非常清楚。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会有上面的失误，与当时国内外形势，人们的认识水平以及他本人的思想意识等因素都有关系； 另外，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看，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及人们的心理态势也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些，决定了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判断能够形成，又能够被接受， 并在长时期内得不到真正的克服。这里所指，一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二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军事共产主义传统。具体说来，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封建主义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以及统治阶级中各阶层由内部纷争引起的动乱，使广大农民每每把求得太平和温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信条小平均即平等，不平均则不平等， 这一观念深入到许多人的骨髓。相反，权力、地位、收入、待遇上的种种悬殊，被视为不能容忍，大逆不道，或认为是向旧社会倒退。与此相连，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形成一种畸形心理，大家平等，相安无事，若超群出众， 便受挞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水必湍之”，已成为一种十分顽固的习惯势力。而这一习惯势力的存在，正是平均主义得以通行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数十年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磨炼了人们的革命意志，锻造出了军事共产主义传统。虽说在革命队伍的成员之间，不计较个人得失利害以增加群体凝聚力是其优点；但久而久之，平均即平等，不平均即不平等这一观念也印入

了人们的脑海。当国家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后，本来应当重视人们在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方面的差别，据以决定分配数额；但由于长期形成的军事共产主义传统和农民小生产者平均观念的合流，使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很难真正地贯彻，并且不断地受到抵制。建国以来通行的分配制度，从表面看是按劳取酬，实质上却是换一个方式来贯彻基本平均制。当时竭力反对什么“高薪制”、“奖金制”，把这些丑化为“物质刺激”，似乎人并不要物质来刺激， 这些就是基本平均制的反映。应当说，这是历史上本来就有的小生产者平等观念同军事共产主义传统的奇特汇合而结出的苦果。

毛泽东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但平均主义、军事共产主义也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倾向。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进入高潮时，毛泽东读了《三国志》中的《张鲁传》，建议广大干部也阅读，这多少也反映他一点心迹。相传，张鲁为东汉未年天师道首领，初平二年任督义司马时，率徒众攻取汉中，在各地设立“义舍”、置“义米”、“义肉”，过路者量腹取食，所建政权继续约 30 年，成为东汉未年比较安定的地区。毛泽东在本书的批注中， 对极端贫苦的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以很高的评价，又特别点出了当时在汉中地区活跃的五斗米道。“民夷便乐”， 大受群众欢迎。该道基本措施便是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和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这同人民公社化初期在许多地区盛行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共产风似乎有某种巧合。两者同样都反映了中国广大农民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值得注意的是，恰在此时，毛泽东提出讨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产主了要破除它的意向，认为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则被看作有很大弊端，是一种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 因而一度主张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这就不完全是巧合的问题了。其后， 在 1969 年 4 月和 1975 年初，他又两次重提批判“资产阶级权利”问题。这中间，虽说包含有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里说的“资产阶级权利” 一词发生了误解这一成分在内，但更主要的恐怕是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平均主义思想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也在毛泽东的心灵中，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我们实事求是地指出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的弱点、缺点和失误， 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否定或抹杀他的丰功伟绩，恰恰相反，只有排除和纠正了他的失误，才能使人们对他的伟大贡献有更清楚的和更准确的认识。同样的道理，只有对毛泽东在现代化问题上的成绩与失误作出辩证分析，才会对于邓小平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作为最高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曾参与了毛泽东对于中国建设道路的历史性探索。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作的理论贡献中也有邓小平的一份功绩。不过，邓小平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及如何办好工业企业等一系列问题上，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特别重要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总结了毛泽东晚年的经验教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因而作出了具有独创意义的新的贡献。

邓小平的贡献，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是他恢复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认为，在 60 年代或 50 年代后期以前，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确的，即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的许多论断也是如此，如他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关于《论十大关系》，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关于反对霸权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都是应当继承和发展的。总的来说，“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围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从宏观上考察，在所有这些贡献里， 最为重大的贡献，是他提出并长期推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据此，邓小平认为，当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也就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人们知道，这条路线的重新确立，是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我们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作斗争中提出来的。坚持“两个凡是”就是不加分析地把毛泽东一生中的正确部分和错误部分都加以坚持，也就是不承认毛泽东言论中的正确部分构成一个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说到底，也就是坚持“文化大革命” 的“左”的指导思想，使毛泽东思想中正确的部分不能得到发扬，错误的部分也不能得到纠正。如果按照这样一条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去办的话，全面的拨乱反正无从谈起，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将被阉割，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将全部被葬送。

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指出，其一，毛泽东所讲的话都是以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和具体问题为前提的，如果把毛泽东在这个时间、地点、条件和问题上讲的话移到另一个时间、地点、条件和问题上去， 就会把毛泽东思想僵化、庸俗化，甚至把真理变成谬误。其二，毛泽东思想是由若干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论断，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这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因此，我们不能从个别词句，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整个体系中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其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 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并不是一味地重复已有个别结论，而是应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普遍原理的指引下，“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而“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对于邓小平这一贡献，江泽民作了很高评价：认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对于正确评价我们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对于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应当承认，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处境曾十分艰难。一方面是毛泽东晚年时的错误被林彪、“四人帮” 利用，使中国人民陷入到了深重的灾难之中；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屡次失误， 丧失了许多本来可以利用的时间，结果和世界上不少国家拉大了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内忧和外患一齐向我们袭来。我们不仅应吞食自己失误而带来的苦果，而且要负担别人掠夺之余甩给我们的包袱，还必须承受由于历史落后局面而不得不面对的国际压力和国内的人民的仿惶，我们必须在逆境中奋起。而作为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建设事业主要推进者的邓小平，除了在总体

上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评价以外，又必须如他自己所说，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指导现今的全部工作，包括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和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

为了便于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衔接，我们先谈谈最突出的两个问题。首先是他及时而大胆地扭转了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认识。

有鉴于在 1957 年以后长达 20 年的时期内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够理想的

状况，邓小平重新审视了这段历史，认为是“左”的倾向使我们耽误了 20 年。他说：经过我们冷静地分析中国现实和总结经验之后认定：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应当坚 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它的特点是什么，应当进一步解决。 根据上述分析，邓小平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 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 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又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还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意发展生产力。”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本身就要求生产力有高度发展。“所以，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

既然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理所当然，也就是我们在当前阶段应当抓住的主要矛盾和应当解决的主要课题，还在 1978 年 3 月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里就已说过：“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之所以应如此是因为， 如果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未，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到次年 3 月他在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里，就直接把实现现代化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里的主要矛盾。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个主要任务的实现，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同时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也是对党的前 30 年工作的深刻总结。正像邓小平说的：“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 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鉴于这个切肤之痛，他提醒全国人民：“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 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又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还说：“从1978 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

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

旗帜鲜明并始终一贯地把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置于首位，这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补充和发展，也是他本人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外国学者评论说：“从整体上看毛泽东的最后 20 年，如果得出结论说，他在这个时期的任何时候都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经济基础的作用要服从于上层建筑，那就错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即“中国今天（以邓小平为代表——引者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同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间的差别，在于毛泽东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法，而邓小平则以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法作为他政策的中心。毛泽东相信，只有在上层建筑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保证人们沿一条正确道路走向新的无私社会，要是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放松了警惕，那么从农村游击战争艰难岁月以来所得到的一切革命成果，就有可能毁于一旦。与此完全不同，邓主张只有在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 他还反复指出，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才能建立必要的基础。⋯⋯凡是只用意识形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人，都是在沙堆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评论除了在细节方面尚可斟酌以外，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

邓小平的第二个理论贡献是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与商品交换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

前面提到，毛泽东在 50 年代未当批评“共产风”，错误时曾经说过：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决不能不坚持的两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然而，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也由于毛泽东在思想深处把商品交换当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限制，以致后来把按劳分配当作是资产阶级法权加以否定，说它同；日社会差不多，这样，不仅在人们思想上造成很大混乱，而且在政策上也造成了极大扭曲。对这个关系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能否真正搞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否真正调动起来的大问题，邓小平作了认真审视，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结论。

还在 60 年代初，当贯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时，邓小平便总结了在“大跃进”中对工业企业的严重冲击的沉痛教训，特别是“经营不计工本，不讲究经济核算，亏本赔钱，职工的工资、奖励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在分配上不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主要依据”的教训，提出应重视成本、效益的经济核算、坚持贯彻责任制以及严格实施以“计件”或“计时”为形式的按劳分配制度，并反映在他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中。在 1962 年恢复农村经济时期， 安徽农民搞包产到户，田家英经实地调查，起草了《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设想，提出在农村应实行多种多样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邓小平表示“赞成”。以后，他一直思索和倡导这个问题。例如，1975 年邓小平复出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里，其中两条，就着重讲了“抓好产品质量”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两大问题。实际上讲的是商品贸易与等价交换。他当时说，质量作为一个大政策，包括了品种和规格在内，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质量好就等于数量多，质量好了，才能打开出口渠道或者扩大出口。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他又认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

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 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有鉴于此，他建议高温、高空、井下、有毒的工种，待遇应当跟一般的工种有所不同。可惜，邓小平的这些真知的见， 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可能真正贯彻。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多次讲到“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其中心思想是贯彻交换原则和严格按劳分配的制度，以及在管理制度上应“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在按劳分配问题上，他明确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又说：“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项措施都要恢复。奖金制度也要恢复。对发明创造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搞科学研究出了重大成果的人，除了对他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外，还可以提高他的工资级别。”当然，“多劳应该多得，但是必须照顾整个社会”。例如，照顾左邻右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等。在 1980

年 8 月间“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

对商品交换问题，邓小平也有重要的论述。兹举几处为证：

1.1979 年 11 月，他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不同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专利。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相似，但也有不同，即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2. 1980 年 5 月，在讲到农村政策时，就强调应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程度， 要因地制宜。他说：“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 发展畜牧业。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 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 这里说的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和群众得实惠的东西也就是指提高经济效益， 重视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程度。

3.1984 年 10 月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适时地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且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城市。邓小平对这一文件评价极高，认为“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文件”。又说：“这次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他说的新话主要是指文件中肯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又说：“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

1. 1990 年底邓小平又说：理论上要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

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得要。不搞市场，自甘落后，连世界信息都不知道。

1. 1992 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我国南方的谈话中又一次重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并据此批评了理论界中一些混乱的和错误的看法。

邓小平不仅十分重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而且，他又进一步提出：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循并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所谓社会主义原则，最重要的是两条： 第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第二，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并且指出：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应出面干预，纠正过来。这些论断是十分重要而富有远见的。

综上所述：在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由于邓小平在关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按劳分配与等价交换这两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最重大的问题上进行了重新审视，并作出了带根本性的拨乱反正，这样就引导我们从绝境中走出来再次踏上坦途，使经济生活逐步搞活，井逐步走上了稳定、协调和健康的发展轨道。使社会主义的制度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辉。应当说，对这样的功绩，作怎样的估计都是不过分的。

当然，邓小平对于建设新时期客观规律的探索并不就是这几条，但如果不首先肯定这几条，其他方面的探索便失去了根基，而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无从谈起，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更是会变成一句空话。

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贯彻按劳分配和发展商品经济这个关节点， 邓小平还有一系列理论贡献，现分别阐述如下：

（一）改革开放。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为什么失去了活力呢？概而言之，一是吃大锅饭，二是闭关锁国。它们造成的危害不可低估。

社会主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有劳动的权利。人们的生活有保障，有安全感，不再担心家破人亡和流离失所，这比资本主义社会要公平、合理得无可比拟。但同时也有弊端，就是造成了许多人在那里混饭吃：反正你不能开除我，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这样，在一部分人中间，就缺乏效率。日子久了，人们会造成一种误解，仿佛社会主义社会里，公平与效率难于兼得。实际上这个矛盾不是不可以解决的，重要的办法之一是改革体制和提高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就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之所以一贯地强调生产岗位责任制，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强调打破“大锅饭”，其要害之点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人们之间的贡献有差别，收入有差别，就会有竞争，这样你追我赶，经济就搞活了。而搞活经济，也就为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提。人所共知，在国际市场上，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同，但在商品等价交换这一点上却能取得最终的一致，因此，要使自己的商品有竞争力，能占领市场，就必须降底成本、增加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要提高个人的劳动积极性，而这也就是改革的落脚点。邓小平在讲到“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的问题时说：“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由吃

大锅饭逐步改为责任制，这也就是改革，而其中心环节又是增强企业活力， 人人关注企业效益，人人工作成果又与他们的社会荣誉与物质利益密切联系。当然，改革不是孤立的一项两项，是一个系统工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现在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至于改革的中心，邓小平认为，虽然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也包括教育等其他行业，但现在讲的改革的重点在体制上，因为体制问题比起别的问题上“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体制的革命不同于过去对人的革命。因此，如果使用革命的字眼，也是指它的转意而非原意。

改革和开放密不可分，改革本身意味着开放，或者可以把开放叫作对外的改革，而改革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的状态，尽可能地吸收外国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科学的管理方法，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4 年 6 月间，邓小平在和日本外宾的谈话中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总之，三十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他所说的开放是全方位的： 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一方面要坚决和大胆，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抵制外来的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泛滥， 决不允许拿原则作交易，充当别国的政治附庸。

从上看出，改革开放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逻辑必然，既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工作重心，就势必要求改革、开放，反过来说，改革与开放也成为在新形势下发展生产力的两大杠杆。

（二）目标设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有相应的目标设计。对这个问题，邓小平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还在 1979 年，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期间，邓小平在回答大平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的提问时，就明确地说过：可以确定为这样一个目标，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如果 1979 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50

美元左右计算，到本世纪末即达到人均 1000 美元。后来，他考虑到，那个时

候人口不只 10 亿了，大体上要控制到 12 亿左右，如果以此计算，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就是 800 美元多一点，而国民生产的总值将要达到 1 万亿美元。他认为，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一个小康水平。以后，则以此为基础， 再用 30 年至 50 年时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1984 年 10 月，他确认了这个发展战略，并称其为“政治目标”。如果把这一经济发展战略加以分解，大体上是“三步曲”：第一步，用 10 年时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

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计划用 12 年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当然，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继续前进。这个发展战略写进了党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极大地激发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积极性。

对这个目标设计的作用应如何估计？指出下面两点也许是适宜的：1.自从在 1958 年大跃进，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以及相应的经济指标在实践中碰壁以后，他本人再没有提出过具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党其他的领导人也没有可能这样去做。这样，我国的经济建设处在了徘徊不前或自我辗转的可悲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重提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它对于恢复我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有极重要的作用。2.认为这样的目标设计过于缓慢，不过瘾等等想法也是不对的。人们知道，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只是由于没有做到协调稳定地发展，经济效益不够理想，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的调整，这一弊端已基本上克服。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统一了起来。以速度而论，1980—1986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9.2％，美国仅为 2.1％，日本为 5.9％， 我国的国民主产总值，1989 年已达到 15 907 亿元，在世界各国中居第 8 位。

钢产量已超过 6000 万吨，进入世界四大钢铁生产国之列，煤产量已突破 10 亿吨大关，跃居世界第一。如果再看看我国已拥有的那些标志着国防现代化， 又标志着科技发展水平的核工业、航天工业、电子工业，就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了，应当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日益明显地显现出来了。

（三）精神文明。

物质指数上升和精神素质下降似乎已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痼疾，社会主义现代化会不会蹈此覆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

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列宁就把文化革命当作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与它并列的三项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以及苏维埃政权建设。列宁曾充分地估计到实现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他说：“树立新的劳动纪律，建立新形式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创立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方式和新方法，——这需要做许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工作。”他又认为。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毛泽东对于革命胜利以后优良传统的保持和发扬极端重视，认为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先决条件，而且是防止和平演变的一项重要内容。只可惜由于 1957 年后“左” 的指导思想，招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使精神文明建设未能走上正常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历次决议与领导人讲话里，重提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和实现方式已经作了透彻的说明。邓小平对此也极为重视，认为是同物质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他又说，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而在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只因为有理想，才会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才会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同时，只有有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不致变成一盘散沙。为此，他特别强调，我们虽然要改革开放，要利用外国的智力，但同时“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下两代，⋯⋯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四）民主政治。

在经济上实现现代化和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是互相呼应的，无前者不会有后者，但后者又为前者的顺利实现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邓小平有过系统的、连贯的思想。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切不可使这些连贯的思想相互割裂。

首先，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对调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至关重要。他说过：“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应当承认：“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心须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与互相促进。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这是因为： 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根本上说是国家制度问题，只有广大人民当家作主， 才有可能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步骤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又必须在一定的法制的约束下进行，应逐步法律化和制度化，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总之，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更难改善。”甚至会“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

还有，邓小平还特别讲到了经济民主。他说，鉴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有计划地大胆地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换言之，即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五）“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别

的内容。它是由邓小平提出的为了解历史遗留的国家分裂，以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而提出来的一种国家建设的战略构思。这一构思，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里说的香港是泛指，也应包括台湾、澳门等等在内。在具体说明这一政策的基本点时，邓小平强调：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香港、澳门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二是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三是“一国两制”的政策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至少五十年不变，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均予以保障。至于这一政策的哲学依据，照郊小平所说，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后来讲就是实事求是。”

（六）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美苏对抗减弱，冷战关系缓和，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作出了新的论断和构思。慨而言之。1.“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2.解决国内和国际争端，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他说过：“世界上的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有个想法，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3.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争取世界和平。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上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发展问题。谈及第一个问题时说：”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相当的发展，只要全世界人民一起争取，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可以赢得。”4.加强中国自身的建设，就是对维护世界和平的最直接贡献。邓小平认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还说：“中国每发展一步，世界和平力量就会增加一分。中国摆脱了贫困，就会对世界和平作出更多的贡献。”在上述见解的基础上，邓小平把它们综合起来，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1988 年 10 月间，他在会见一位外国朋友时说：现在要研究提出建立一个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过去的国际政治是霸权主义，是集团政治。集团政治本身就不平等。经得起考验、能维持和平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 能够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他并且相信，在变幻不定的国际形势下，只要建立起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所作的理论贡献，我们归纳为上述几个方面。当然，他的贡献不只这些，其中有一些是同毛泽东的理论贡献相同或基本相同，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重视对国情的分析；另有一些是主要论断的具体展开，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直接延伸，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因而也就不一一论列。

还应当指出，上述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贯彻按劳分配及等价交换原则这两项基本内容固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密切相关，而其余六条也是直接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总而言之，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两大基本杠杆，而发展战略则是对现代化的目标作总体设计，至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建设则是为现代化提供正确的思想导向和改善主体的政治素质，而一国两制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则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总的说，都是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邓小平说得对，我们采取的一切新办法，“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或者可以说，在邓小平看来，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整个国计民生，也就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在建设新时期他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大贡献。

以上我们依次阐明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贡献及其失误，又着重介绍了邓小平在新时期对毛泽东现代化建设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应当说，作为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来说，它们是密切相关，也是互相衔接

的。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作奠基工作，便不可能有邓小平在建设新时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再探索， 反过来，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新的理论贡献，毛泽东关手现代化建设理论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达到更加高级、更加充实和完满的程度。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们是互补的，我们既不可以前者非难后者，又不应以后者否定前者，只应当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连贯的、不断发展的系列来考察。

这也就是我们对本书的简短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