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

《琵琶记》是元代末年高明的作品。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瑞安属古永嘉郡，是戏文的发源地。同乡前辈编写演出的《赵贞女》、《王焕》、《王魁》等戏文，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高明至正五年（1345）登进士第，做过福建行省都事等官，为百姓办过一些好事。后来因为性情梗直，逐渐感到不适应官场，辞去了官职，隐居宁波城东枥社，以词曲自娱。《琵琶记》就是他在元代末年避战乱隐居期间，根据“赵贞女、蔡二郎”古戏文改编而成的。《赵贞女》演蔡伯喈上京应举，贪恋功名利禄，背亲弃妇，马踏赵五娘，被“暴雷震死”的故事，有很浓的因果报应迷信色彩。历史上东汉末年有个蔡邕，字伯喈，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剧情与历史人物无关，但反映了生活中一些封建文人飞黄腾达之后抛弃结发妻子的现实。高明改编时为了提倡封建道德，对情节作了根本的改动。

《琵琶记》共四十二出，剧中陈留郡穷书生蔡伯喈是个孝子，与赵五娘新婚才两月，感情很好。他本不想去应试，是父亲蔡公不从；他考中状元，丞相牛太师奉旨招他入赘，他辞婚，但牛丞相不从；他惦念家中，辞官回乡奉养双亲，朝廷不从。他只得终日闷闷不乐。家中赵五娘独力伺奉公婆，历尽艰辛。偏偏赶上陈留郡大饥荒，渐渐衣食难继。五娘钗梳首饰典卖殆尽，生活仍然越来越艰难。一次，五娘苦苦求得少许救济粮，途中又被里正夺去。幸亏邻居张大公常常给予接济。吃饭时，五娘弄到的粮食给公婆充饥，自己躲在灶下以糠果腹。婆婆不明真相，嫌无菜蔬下饭，又怀疑媳妇留着好饭菜自己享用。蔡公蔡婆跟到灶间，发现媳妇吃的是秕糠，深悔错怪了好媳妇，既痛又愧。不久，蔡公蔡婆相继病饿而死。五娘剪发卖饯，罗裙包土，自筑坟茔，勉强将公婆安葬。之后，五娘描画公婆画像，背上琵琶，一路乞讨上京寻夫。几经波折，与蔡伯喈相逢。蔡得知父母双亡，悲痛欲绝，立即要辞官归里。牛氏情愿奉五娘为正。牛丞相终于回心转意，同意女婿带牛氏、五娘一起回乡守孝。皇上下旨嘉奖，蔡氏满门受封。

《琵琶记》因为是文人作品，艺术上显然精致成熟了很多。它一方面保留了民间文学的浑朴质实，同时又具有了诗的隽美和想象。高明对生活很有观察，比如赵五娘吃糠这场戏，写得非常真切深入。告求到的救命粮半路被里正抢走，害得五娘差点儿投井自尽。张公公接济的一点粮食又不够支持三个人活命。五娘只好让公婆吃米，自己吃糠。这时戏里安排有两段唱腔，第一段描写糠的粗砺、难以下咽：

“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遭砻被舂杵，筛你扬簸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孝顺歌》）这支曲以糟糠自比，写五娘的遭遇和悲苦，已经非常真切动人，接着更有一段神来之笔：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处寻；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前腔》）这支曲语言十分朴素，但抒发感情是那么酣畅淋漓。把一个承担着力不胜任重担的可怜善良的新媳妇的悲苦、狼狈巧妙地表现了出来。因为这段文辞美妙，民间就有了传说：说高明写到“糠和米本是相依倚”时，点在他桌上的两枝蜡烛，烛焰忽然交而为一了！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但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两支曲子非常赞赏。类似的精彩之笔还有不少。

《琵琶记》之所以被称为“南戏之祖”，主要在于它具备了很高的艺术性。不但情节安排经过了精心设计，格律也整饬完备，大大改善了早期南戏以“里巷歌谣”杂合组织的音乐结构，成为集南戏格律之大成的作品。另外，这个戏描写真实细腻，语言生动准确，摆脱了无名氏创作阶段的粗糙简陋，也是它被称为“南戏之祖”的原因。

《琵琶记》还是一部令评论者困惑的戏。奇怪之处在于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十分欣赏这部戏。高明改编时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和妻贤”；“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他就是要提倡封建伦理道德。所以，他把原剧中的“不忠不孝”改为“全忠全孝”，还用心塑造了一个“有贞有烈”的赵五娘，连丞相之女都深明忠孝大义。明太祖朱元璋就很欣赏这部戏，曾说过“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味，富贵家不可无”，并且“令优人进演”。可见统治者认为《琵琶记》有利于封建统治。分析起来，老百姓喜欢这部戏是因为它客观上反映了元代的社会苦难，像灾荒，里正社长一类人对百姓的欺压盘剥，权豪势要的富阔和气焰以及劳动人民互助的美德等等。蔡伯喈的形象也真实地反映了元代文人的苦闷心情和尴尬处境。特别是赵五娘的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底层妇女的美德、苦难和呻吟。

《琵琶记》问世以来一自在舞台盛演不衰。历经明、清、近代直到今天，仍然是戏曲舞台上的经典保留节目。川剧、湘剧、调腔等地方剧种，还能演出全剧。昆曲常演的《吃糠》、《描容》、《上路》、《扫松》、《坠马》等折戏都出自《琵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