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思想

1984 年 10 月，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生的变化时指出：“这六年来发生的变化，确实比预料的要好。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最根本的是得益于纠正了过去执行的“左”的政策，在总结实践基础上制定了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现状和农民群众意愿的正确政策。这首先表现在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上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人民公社制度。我国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不仅有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发展过快的问题，同时在指导思想还存在着“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求“公”求“纯”，即使退到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仍强调集体生产、集体经营，把自留地、家庭经营往往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在分配上仍然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因而难于充分调动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这种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群众要求的情况，早在 60 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就在安徽、四川、贵州等一些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出现了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责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62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1 页。

任到田”、“五统一”等形式表现出来。据邓小平估计，当时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 20％，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主张“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认为：“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当然，也要解决工作中领导中的具体问题。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①这里邓小平提出了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生产关系采取哪种具体形式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为依据；第二，集体经济和它采取的具体形式不是一回事，两者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巩固集体经济是根本方向，但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采取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群众要求的具体形式。第三，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时，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可惜邓小平的这些正确意见未被当时的中央所采纳，反而将当时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包产到户” 等形式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邓小平的正确观点，在“文化大革命” 中竟被当作“修正主义”观点来批判。但是，政治批判并不能取代和取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后来的事实证明，人民公社制度并不能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我国农业的发展很不尽如人意。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安徽、四川等一些地方群众又自发地选择了“包产到户”、“大包干”等经济形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农村改革，四川、安徽两省的领导对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采取了支持态度，在我国农村改革中起了带动作用。邓小平说：“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我国在农村改革中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的政策，并不采取强制推行的办法，而是采取“允许看”的政策，用事实来说话。由于这种责任制是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把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同时在分配上与劳动成果（产量）直接联系，这样就使农民取得了农业生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分配上又打破了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办法，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事实来说话，这是一种说服干部和群众最有力的办法。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三年内就在全国范围获得普遍推广，为我国农业到 1984 年上一个新台阶奠定了体制制度的基础。对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内外都曾经有人把它看成跟个体私营经济差不多，认为它改变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在采访邓小平时，就曾经认为：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他们把一部分收入交给国家，其余部分归自己。这跟我们的制度差不多。”邓小平则明确回答说：“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这不仅阐明我国制度与美国制度的本质区别，同时也说明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替，并未改变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本质，而是找到了一种更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更能调动群众积极性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

第二，邓小平指出：“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324 页。

直接的措施有两条：一是发展饲养业，二是发展林果业。①这里提出了农业的产品结构政策问题。过去我国片面强调发展粮食生产，甚至把发展多种经营视为搞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以粮为纲，一切砍光”。邓小平十分重视粮食生产，但是强调“农业要有全面规划。农业翻番首先要增产粮食，当然不能只靠粮食，只靠粮食达不到。”②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十分重要。但是农业作为一个大产业，不只是粮食生产，它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种植业中除粮食生产外，还有棉、麻、油料等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翻番要求的是在粮食生产发展基础上的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这是只靠粮食生产无法实现的任务。邓小平对于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意义作了多方面的论述：第一，发展多种经营，才能做到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他说：“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①第二，发展多种经营，才能加快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他说：“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②第三，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养猪、养鸡、养鱼、蔬菜生产，“这一方面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能改善城市的副食品供应”。③第四，发展多种经营，有利于增加出口创汇。他指出：“香港的水果、蔬菜市场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打开。我们可以建立专门出口鲜活商品的基地，蔬菜、鲜活商品看起来创汇不多，积累起来就多了。”

④第五，发展多种经营，可以带动一些新产业的发展，譬如发展饲养业必然会

带动饲料工业的发展。他指出：“全国都要注意搞饲料加工，要搞几百个现代化的饲料工厂。饲料要作为工业来办，这是个很大的行业。”⑤第六，发展林业。“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这是既有利于当前生产和人民生活，又有利于未来人类发展的伟大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来自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第三，农产品购销体制和农产品价格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一种统购统销体制。由国家统购、派购和按计划价格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几乎包括了农民除自己消费以外的全部剩余产品，允许农民拿到市场出售的产品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过去我国的物价都是由国家来规定。粮食和各种副食品的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邓小平指出：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政策的变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农村商品流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主要是把粮、棉、油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外的部分允许农民自由上市出售；几次提高粮、棉、油及副食品的收购价格，陆续放开了绝大多数农产品的购销价格；鼓励农民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 页。

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1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5—316，2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5—316，28 页。

④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33 页、12 页。

⑤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33 页、12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2 页。

进入流通领域，允许他们搞长途贩运；大力进行市场建设，为农产品进入市场创造条件。这些政策，促进农民走向市场，使农村商品货币关系很快得到发展，是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发展农业要靠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我国已经逐步摸索并形成了一整套基本的政策体系。除了上面所述的三项政策之外，还包括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实施科技、教育兴农，鼓励科技人员下乡等方面的政策。

农业的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是邓小平农村经济发展思想很有特色的部分。过去人们谈到农业现代化，总是强调机械化、电气化，主要是在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上打主意。邓小平则强调：“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②他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③邓小平在农业发展中如此强调和看重科学技术，应当说这是既立足于现实需要，又着眼于长远发展的深谋远虑。从现实需要来看，我国农业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进农业更快发展，最本质的就是要使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由传统经验转移到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这体现在农业生产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上。邓小平曾指出：“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好意见。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①在提高粮食产量方面，增加和合理使用肥料、改良品种、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改进管理等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运用。很显然，在我国人多地少条件下，不依靠和运用科学技术，我国是难以实现农业翻番目标的。但是，应当特别指出，邓小平强调农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着眼于当代世界科学革命的新趋势，它可能使农业生产发生根本性的革命，从而克服我国人多地少等不利因素制约，为根本解决我国农业问题开辟新的道路。所以，邓小平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②在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平息之后，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提出：“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从邓小平的这些谈话，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把解决眼前农业发展的问题和最终根本解决农业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之上。这体现了一种站在 20 世纪技术革命的高度来审视经济发展问题的新的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