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

经济发展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在既定的生产关系下还有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问题。因此，为着实现经济发展，需要选择适合一定阶段具体国情的体制模式。一般地说，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经济体制模式，但经济体制模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制度依托，它反过来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反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品经济已经消亡的“按照计划进行社会生产”的体制。但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诞生在处于比欧洲最落后国家还要“落后状态” 的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在经过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后，1921 年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不但容许而且还在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已经社会化的国营企业也在改用所谓的经济核算制，即商业原则”。①这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迅速发展起来，国民经济也很快得到恢复。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斯大林很快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建立起以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各国必须效法的唯一楷模的苏联体制模式，虽然在其初期集中力量建立工业化基础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个体制模式带有根本性的缺陷，它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并不成功。所以，邓小平在 1985 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到：“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井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

毛泽东是我国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进行探索的第一人。新中国成立至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期间，我国基本上是学习苏联，建立起单一公有制结构和高度集权相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一五”期间进行重点建设，奠定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这种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毛泽东也敏锐地感觉到这种体制模式的严重弊端，从 1956 年起开始着手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进问题，在经济管理体制、市场机制和所有制结构、分配形式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实践上也作过大胆的探索。但是，由于时代局限，他在思想上并没有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把单一公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他的改革也大都只是在原有经济模式的框架内进行修补和完善，并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整体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教训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领导人民在实践中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根本上突破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框限，建立起适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模式，对毛泽东在体制模式方面的思想有了巨大的发展。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54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39 页。

第一，在所有制问题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中，曾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即国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基本上实行了上述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这在当时是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对国民经济的恢复起了很大作用。1952 年，毛泽东提出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1955 年，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①当然，不能否认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意义，但是，这种过早、过快、过纯的所有制形式的改造对以后经济发展留下了不少后遗症。1956 年 12 月，毛泽东针对三大改造中公私合营后存在的某些问题同工商业人士进行了多次谈话，指出：“我怀疑我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②但是，这只是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方面所闪现出的零星思想火花，他说的“新经济政策”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的思想深处仍然坚信单一公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毛泽东的单一公有制思想又有所发展。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说：“我们提出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然后使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此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刮起一次又一次“共产风”，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大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几乎把公有制和人民公社以外的经济成分扫除得干干净净。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对所有制结构作了一系列论述，主要内容有：发展个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采取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吸引外资，发展外资企业；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在邓小平上述思想指导下，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

（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制以及其他公有制形式）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繁荣的局面，从而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第二，在分配形式上，毛泽东认为，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我国社会主义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也肯定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这些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一种平均主义的趋向，错误地把按劳分配视为“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批判和限制。1958 年他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要求实行“供给制”，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 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 22 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70 年代他又进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98 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434 页。

步提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下，从 1958 年到 1978 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大搞平均主义，结果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发展，不仅谈不上共同富裕，反而导致普遍贫困，这是我国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大败笔。邓小平对此弊端看得十分真切：“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铁饭碗’，现在看来这个路于是对的”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坚决纠正了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确立了物质利益原则，制定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邓小平的这一价值取向，冲破了我国几千年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纠正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的影响，为确立劳动致富的物质利益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反映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相统一的原则。

第三，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同时必须尊重价值规律，“计划第一，价值第二”。毛泽东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曾经有过不少精彩的论述。他在 1958 年底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针对陈伯达主张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直接调拨的错误倾向时指出：现在有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不让它们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赞同斯大林提出的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观点，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就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此外，毛泽东还认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认为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最终与生产力水平有关，他不同意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局限于消费资料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仅消费资料是商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他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并主张大大发展我国的商品经济，有很大的理论创新。

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相联系，毛泽东还一再强调价值规律的客观性及其作用。1959 年，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针对当时“一平、二调、三收款” 的“共产风”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要使县社干部“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就得碰得头破血流”。他还提出了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论断。

但是，毛泽东的思想深处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按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毛泽东一直没有摆脱这种凝固化观念的束缚。他虽然一度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但总是认为商品经济会产生资本主义，因此要处处限制它，防范它。后来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迷误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不但没有得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55 页。

到发展，反而倒退了，他夸大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消极作用，因而主张加以“限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积极思想成果，以极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一公认的“基本原则”仍早在 1979 年 11 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①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在邓小平这个思想指导下，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念。从内容看，决议中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邓小平对这个决定评价很高，说它“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确实很好”。①l989 年的政治风波过后，理论界仍有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与姓“社”姓“资” 问题联系起来，对此，邓小平多次严肃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②。他的一系列讲话，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在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把计划和市场看作组织经济的手段，他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目标出发，主张利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大大深化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第四，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毛泽东较早觉悟到苏联式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认为必须进行改革。1956 年 4 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他主张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在微观经济管理，即企业管理问题上，他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余地、一点利益、恐怕是不妥⋯⋯ 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联系我国实际，在注意解决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长期比例失调的同时，特别强调改革企业管理问题，即企业管理的民主原则。他提出：“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这就是他后来进一步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经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许多宝贵思想并未在实践中得到贯彻，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革，影响了地方与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36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3 页，36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3 页，364 页。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集中谈到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他指出了我国经济管理工作存在的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等弊端，认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如何改革呢？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力”①。即要扩大地方、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调动它的积极性；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实行职、权、利相结合；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明确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提出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精简各级行政机构；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等等。在此后实施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等一系列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邓小平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思想的重大价值。

1980 年 10 月 25 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到：“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这段话用来考察邓小平与毛泽东经济发展思想的关系也是恰当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吸收国际经验、总结本国经济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了毛泽东经济发展理论中的积极成果，并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和新的实践，对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思想中不合时宜的部分作了纠正和发展，使之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