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孕育”准备时期

早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就十分关注经济问题并把它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证。1943 年 7 月 2 日，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敌后抗战是一个极复杂、极艰难的斗争，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整个六年，并且已经奠定了继续坚持最后胜利的基础。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邓小平认为其中一个重大秘诀“就是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①毛泽东指出，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邓小平也同样认为“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而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参与主持中央西南局工作。尽管当时面临的各种任务复杂，头绪繁多，诸如剿匪、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等，但他始终把经济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上。1950 年 5 月 16 日，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③其中主要还是发展生产，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基础。此外，在理论上，邓小平还提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理论”，“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④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与他后来在 80 年代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以及生产力标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邓小平对八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转变的路线是完全赞同的。面对历史的转型期，1957 年 4 月 8 日，他在西安干部会上强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他还客观地指出：“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但在改造自然方面，这门科学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在建设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他告诫全党：“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①遗憾的是，邓小平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7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8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47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48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263 页。

的这番话不幸而言中。在随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我国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栽了大跟头，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邓小平也坦率地承认，“大跃进”的错误他也有份。

60 年代初，我国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不得不着手调整，尤其是 1962 年在恢复发展农业问题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已成了党内讨论、争论的一个热点，也是个很敏感的问题。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而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炔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②他认为“包产到户”、“责任到田” 的做法可“使他们合法起来”，因为这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1974 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顶住“左”倾思想压力，立即提出了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首要任务的观点。1975 年，他开始着手全面整顿。他认为只有通过整顿，解决交通、农村、工厂、科学、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一再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大局，要全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批评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是“大错特错”，全党要讲大局；为生产力论正名，把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全面整顿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改革的思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5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作的《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的谈话提出了许多发展经济的思想观点：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整顿企业管理秩序；抓好产品质量；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

上述内容表明，邓小平许多重大的经济思想观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已具雏形，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经济发展思想尚处于萌芽状态，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