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报“学农”志愿

1948年春，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袁隆平一家人迁居到了南京。这一年，袁隆平刚好18岁，他转入了南京中山大学的附属中学，在高中部二年级就读。

1949年夏季，袁隆平高中毕业，面临着高考的选择。他想了很久，到底要报考哪一所大学呢？

这天，袁兴烈叫来全家人，共同讨论隆平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袁兴烈对于袁隆平的未来发展，早已有了打算。他做官已经有许多年了，很希望儿子将来比自己更有出息，希望儿子选一所名校，毕业后做官，以光宗耀祖。所以，他要袁隆平填报南京中山大学，将来进入政府部门，谋个职位，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此时此刻，袁隆平好像没有听到父亲在说些什么。他的思绪早已飞到了汉口市郊外那个美丽的果园。脑中不断闪现果园的影子，那香甜的桃子，水晶般的葡萄，生机勃勃的花草和果木，好像这里是释放自由的地方。这里的一切不断在他脑海里盘旋着，自从离开那座果园后，就深深印在了脑海里。

也许是巧合。在当时，正好流行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电影有趣，生动形象，主要讲一个小人物的田园梦。在卓别林小屋的窗子上面，放着一瓶牛奶，想喝时，就随手拿过来喝。这部电影的情节给袁隆平的印象非常深刻，从这里，他看到了农林中的生活是很美的，比在硝烟滚滚的城市里生活好多了。

袁隆平立志学农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浓厚的思乡情。虽然在南京生活一年了，不论是他的生活里，还是在学校里，每遇到一个事物，他都会回想起重庆的山水人情。

因为他在重庆生活了八年，对那里的一切都了然于心，他已经把那里当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了。那里的薄雾缭绕，山水倾城，一曲四川民歌，一句四川乡音，一串串红辣椒，都能把他带回到重庆去，回到那个青石板街。这种思乡情绪，使他的心飞越千山万水，飞回带给自己快乐的地方，况且这份情一直蓄积在他心中。

他怀念重庆，怀念那汹涌的嘉陵江水，所以他决心到重庆相辉学院去学农。

此时，坐在椅中的父亲看到儿子在那里默不作声，便问他：“隆平，你未来的志向是什么？”

“我想当一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停顿一下，突然鼓起了勇气回答父亲的问话。

这时的灯光显得昏暗，袁隆平的额角也冒出了一些汗珠。

父亲听到儿子这样回答，感到很惊讶，他没想到从未接触过农村生活的孩子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于是他反问到：“隆平，你是想成为一个身上充满庄稼味的学者吗？”

袁隆平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理想，禁不住反驳了父亲：“爸爸，你想一想，这人世间若是没有庄稼味儿，而是充满了铁腥味儿、硝烟味儿，那是多么可怕啊！”

这时，善良的母亲华静赶忙说：“隆平，爸爸也是为你好，你也应当好好考虑一下。当然，你的理想也不错。古人说，皇天后土，衣食父母。学农也是不错的选择。”

袁隆平依然安稳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父亲看出来儿子是下定了决心学农，也不再与他争执，于是便长叹一声道“你想去那个学校深造？”

“我想报考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袁隆平直截了当地说。

父亲思考片刻说：“相辉学院倒是一所师资力量相当雄厚的高等学府。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复旦大学曾西迁到相辉学院。好在我们袁家先祖世代务农，但愿你这个农民与祖先不同，能超越祖辈，成为新型农民。”

显然，这位开明的父亲同意了儿子的选择。

就这样袁隆平如愿以偿地报考了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如果说生命是一扇门，那么每个人打开这扇门的方式截然不同。袁隆平正是以“立志学农”的方式，打开了他的生命之门。

1949年8月，袁隆平告别了南京，告别了父母，向重庆相辉学院出发了，在那里他也就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袁隆平经常自己比喻为一粒种子，每颗种子在找到合适的土地时，都会生根发芽。重庆相辉学院正是哺育这颗种子的那片沃土。

抗日战争期间，陪都文化在中华大地产生了影响和凝聚力。这里一时间成了青年学生向往的地方，他们纷纷从各个地方向这里涌来。袁隆平来自南京，他的好友梁元冈则来自香港。梁元冈在香港无法忍受英国人的欺压和侮辱，才决意来重庆的。

这些年轻人都胸怀大志，他们来到相辉学院后，尽管条件艰苦，但他们生活得多姿多彩，思想非常活跃，学术气氛也很高，从没有看到他们愁闷的面孔。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这个雾都山城，在中国共产党的阳光照耀下快速发展。

1950年11月，在全国的院系调整过程中，相辉学院先后与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重庆大学、川北大学、乐山技艺专科学校、西昌技艺专科学校的农业系科和农业经济管理系科，经合并后，成为农业部所属的全国重点高等学府——西南农学院。

昔日大学同学王运正回忆说：“在上大学期间，袁隆平就像个大孩子，他很喜欢打球、游泳，学习成绩不拔尖，但是很聪明。”

的确，袁隆平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同学们眼里，是乐观的，活泼的，见到每一个人，都会给人一张笑脸。同时他还有着一颗童心。在与人交谈时，你总会感觉到他的文采飞扬，以及那满肚子的故事和笑话。这些在他的讲述中，是那样有声有色，形象生动。

同学们还发现，他的最大爱好就是看书，逛书店，购买英文杂志等。在课余时间，他就跑到图书馆阅读英文和俄文图书。从这些外文资料中，他接触到了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孟德尔、摩尔根等人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

在那个年代，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对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非常信任，但袁隆平却持怀疑态度，他用清醒的头脑去分析，去思考。

袁隆平认为：关于科学的众多学说，不应为表面现象所误，不应为世俗的偏见所淤塞，更不要停留在浅薄的感官意识里。学习科学知识，不应在入门之初就带有某种偏见，更不应受到偏见的影响。他认为不应该单纯地、被动地去学习科学知识，而要靠理性的判断其科学存在的价值。理性的判断，是获得真理的桥梁。

袁隆平学习刻苦努力，可他并非书呆子。他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喜欢唱歌，也喜欢音乐，甚至对乐器情有独钟。因他有着好嗓子，一有空就唱起苏联歌曲《喀秋莎》，这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

同时，他的声音乐感也是很不错的，因此，学院的合唱团中就有他的身影。在课余时间，或是在宿舍里，他经常哼一些曲子，因此，在他的生活中，找不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袁隆平尤其酷爱小提琴。在相辉学院的一天，他正在宿舍与同学们聊天，忽然外面的小提琴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细细听了一会儿，被这美妙的声音所吸引了。

袁隆平问室友：“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室友告诉他，“这声音来自隔壁房间。”

听得出，那琴声确实是来自隔壁。他疾步走过去，没有敲门就闯了进去，只见一位同学站立窗前，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乐曲中。袁隆平找到了知音，于是就拜这位同学为师。

不久，袁隆平把父母给的零用钱省下一部分，买了一把便宜的小提琴，每天就跟着那位学友学拉小提琴。袁隆平的基础比较好，悟性也好，没过多久，他就学会了拉一些曲子。

在新年晚会上，袁隆平与那位学友共同演奏了小提琴二重奏，这受到了全院师生们的赞扬。

新组建起来的西南农学院，坐落在半山腰，山脚下面是波涛汹涌的嘉陵江。有时他就坐在操场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本书，默默注视着下面的嘉陵江水，侧耳倾听江轮上的汽笛声。

袁隆平不仅是一位观赏者，而且还是一位搏击者。每到节假日，他都会叫上几个会游泳的同学去游泳。

有时，他们觉得平静的水面不够刺激，他们就会增加游泳的难度，向困难挑战。于是他们就选择那些水流很急的地方，迎着水流拼命地逆流而上，直到没有力气时，他们才停下来。

袁隆平“浪里白条”的绰号，从小学一直带入大学。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1951年夏季，为了抵御美军的空中优势，开始在全国高校中选拔飞行员。袁隆平怀着“保家卫国”的崇高热情，报名参加了志愿军。

当时西南农学院报名的学生较多，竞争激烈，每个人都要经过严格的体格检查，若有一项不合格都不能被选上。袁隆平喜爱运动，这给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通过层层选拔，他过关了，光荣榜贴出来后，袁隆平的名字出现在了榜上，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员。

袁隆平知道后，表现得异常兴奋。正当起程之时，突然接到上面通知，前线局势缓和了，当空军高中生就可以了，大学生全部回本校，继续读书，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尽管这次没有成为飞行员，但也体现了袁隆平热爱祖国，保家卫国的精神。

1953年夏，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袁隆平和其他同学一样，面临着毕业分配的选择。

袁隆平和每一个毕业生一样，面临着一场考验，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希望自己能留在重庆搞科研工作。但是，祖国急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到农村去推广农业技术，急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青年奔赴教学岗位，教书育人，把知识传播给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他想：自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自己亲眼看到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在国家有许许多多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拿出了不少的钱来修建校舍、培养大学生。四年大学生活中，老师们花费了多少心血传授知识，培养自己。当祖国和人民需要自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时，我们没有理由不服从统一分配。

他想到了自己动荡的童年，目睹和亲历了敌机狂轰滥炸我国土和同胞的惨景，这不正是由于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所造成的吗？他看到了抗战时期的那一代青年，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和紧迫感，奔赴抗日前线，那是保卫祖国的需要。今天，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服从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正是建设强大祖国的急需。

想到这些，袁隆平矛盾的心情、痛苦的思想豁然开朗。于是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写到：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别了，母校！

没有多久，袁隆平在学校的统一分配下，拿着通知单，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湖南省农业厅报到，随后被安排到了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书，这所学校坐落在雪峰山脚下。

袁隆平始终把自己比做一粒种子，既然是种子，撒在哪里都会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