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制种高产难关

杂交稻“三系”配套已经完备，高产优势也已经呈现在眼前，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当年，他们制种试验田的产量很低，每亩生产杂交种子只有5.5公斤。

如果按这种产量来计算，那么，平均每公斤种子要达到73公斤普通稻谷的比价，也就是说，这种种子的价格应该是常规稻种的73倍。虽然杂交稻的用种量只需常规稻的20%，但是单位面积的种子成本还是要高于常规水稻70倍以上。

如此昂贵的稻种，农民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农民如果不授受，推广杂交水稻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因此，提高制种产量，又成为袁隆平科技攻关的新课题。

这一新课题能否攻克，成为杂交稻能否大面积推广的关键。

这时，反对研制杂交稻的人又有了新的话题，他们说：“水稻是白花授粉作物，花粉量少，花粉寿命短，柱头弱小，且多数品种不外露，每日开花时间短，这些特征都不利于异花授粉，因此制种产量非常低，难以大面积推广。”

袁隆平在“制种低产论”面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当时，袁隆平的一个学生唉声叹气地说：“难啊，干成一件事真是难啊！”

袁隆平对他的学生们说：

一个人的一生，顺利是相对的，不顺利是绝对的。我们应该有走向成功的决心和信心，也应该有承受坎坷、承受不幸的勇气。如果我们能够把前进道路上的风风雨雨化做动力，我们就会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袁隆平环视一下周围的学生，又接着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正打败我们，除非自己打败自己。在挫折面前，一定要激流勇进。失败往往是成功的前奏，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也就将要看见成功的背影了。

没有挫折与失败，我们就不会懂得成功的艰难，就不懂得奋斗的可贵。

袁隆平面对“制种低产论”者的嘲笑，丝毫也没有畏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制种高产这一关。

日本杂交稻研究比中国早许多年，但却没有用于实际生产，除育性不稳定、优势不强之外，就是繁殖制种产量不过关。若是这一关过不了，杂交水稻就无法大面积推广种植。

这些日子，袁隆平吃不好睡不香，每天都在沉思。如果这一关过不了的话，那前面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都没有什么用了！袁隆平看着蓝蓝的天空，他坚信自己能成功的。

此时，袁隆平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最低限度需要多高的制种单产，才能开始使种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有利可图，从而开始乐于接受杂交水稻。

从此，袁隆平不分昼夜地守护在自己的制种田里。在如火的烈日下，在狂暴的风雨中，他也不肯躲避。他戴着一顶破斗笠，在制种田里，忘我地观察着，思索着。

在袁隆平看来，动物以及人身上的内分泌都存在于水稻身上，这就是水稻的生物钟。杂交稻，什么时候分蘖，什么时候扬花，什么时候授粉结实，就是依据生物钟来完成的。袁隆平的观察实验也要跟随生物钟，以获取准确的研究结果。

袁隆平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杂交水稻制种产量的高低，与花粉数量虽然有关，但主要并不取决于花粉数量，而取决于父、母本扬花的时间能否一致，即双方能否在花期相遇。

袁隆平知道杂交水稻是异花授粉，父、母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品种，因此，彼此的生长发育时间肯定会有一定差别。

此时，袁隆平意识到如果母本和父本的花期一早一晚，不能同时，那么，父本散发的花粉再多，也是白搭。

昏黄的灯光下，袁隆平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他断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袁隆平忽然扔下铅笔，在桌子上猛拍一掌，站起身来，欣喜若狂地叫醒了所有正沉醉在梦乡的湖南组科技人员，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告诉了每一个人。

接着，袁隆平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从明天开始，就必须认真研究气温、水肥、土壤，以及叶龄等与杂交制种的父、母本花期之间的关系，摸清父、母本之间的生长和开花习性等方面的不同特点，然后准确地计算出它们在各种不同条件下，从播种到开花所需的不同生长期，以及开花、盛花和谢花的具体时间。”

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袁隆平，认真地听着他说的话。

袁隆平环视一下大家，又接着说：“以后，我们要依据它们的不同生长期，采取父、母本分期播种的办法，以及利用温度、水肥和施用生长激素等办法来调节它们的花期，使它们尽可能完满地重合。

“为了防止万一调节无效，我还想到一个办法：除父、母本分期播种之外，我们还可以围绕着母本的开花、盛花和谢花时间，再将父本也分三期播种，分别把三批父本的盛花期，接连不断地对准母本的开花、盛花和谢花时间，这样，即使第一批父本的盛花期没有和母本的盛花期重合，第二批、第三批，总有一批能重合。

“这样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这是今后我们必须紧紧把握的第一条准则。”

大家都鼓掌叫好，袁隆平面带微笑，又接着说：“我还制定了第二条准则，以前你们以为制种产量低是因为花粉不足，主张多栽父本，那是不对的。

“在一定的单位面积内，多栽父本，就必然要少栽母本；父本过多浪费土地和花粉，母本少了，果实就少，同样影响产量。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科学计算花粉足够的前提下，尽量少栽父本，多栽母本。”

大家都惊讶地望着袁隆平，对他这种大胆的想法感到吃惊。

袁隆平正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他从容不迫地接着说：“过去你们以为把母本栽得离父本越近越容易受粉，我现在想到这也不对；花粉飘散也会有一个死角，母本离父本太近，正好处在死角里，反而受不到粉。

“因此，我认为正确的栽法应该是母本成畦，父本成行，排列成阵，这样才能确保母本均匀受粉。”

袁隆平说完自己的这些想法，才感到有些口渴，他端起面前的茶杯，一饮而尽。

大家却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变得毫无睡意了。

袁隆平让父本和母本做到同时开花，有效地提高了稻种田的扬花受孕率。他说，“中国农民有着丰富的耕作经验，我们应该向农民学习。”种子的扬花受孕率能够提高，这完全得益于农民的智慧。

中国的农民找到了一个比较实用的方法，那就是“剪刀加绳子”。在水稻抽穗时，用剪刀把太多的稻叶剪去，这样就利于花粉飘散，提高受孕的几率。

当水稻扬花时，两个人拉着绳子从稻田两边走过，让绳子从稻穗上拂过，使得花粉飘散开来，实施人工授粉。就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果，更解决了外国所无法逾越的问题。

1975年春，湖南省协作组培植的27亩制种田，平均亩产29公斤，其中高产亩产超过50公斤。

随后几年，中国的杂交稻享誉世界，外国专家来到制种田参观，看到中国的技术员用绳子在水稻上拂过，感到非常好奇。向中国技术员询问后，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通过实践证明，袁隆平的理论设想和技术设计都是很实用的，效果非常显著。

1977年，袁隆平系统地总结了制种攻关的实践经验，写出《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这篇重要论文。

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在科学界引起极大的关注。

从此，袁隆平正式确立了杂交水稻制种的科学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宣告杂交水稻制种技术的初步成型。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已经熟练掌握了杂交稻制种高产的方法。他们根据杂交稻不同的生长期，采取父本与母本分期播种的办法，并采取控制水肥、调节温度、施用生长素等办法，调整父本与母本之间的花期，尽可能使父本与母本的花期重合。

于是，杂交水稻大面积高产制种的时机成熟了。

1976年，袁隆平将试验范围进一步扩大，而各个试验点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般每亩增产稻谷50公斤至100公斤，比当地优良常规稻种子增产20%以上。

到此时为止，袁隆平初步探索出一条杂交水稻制种高产之路。袁隆平认为，只要认真做到，就可以选育出一批兼具营养优势和生殖优势的优良组合，就可以做到制种高产。

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仔细观察，又发现父、母本花器包颈的问题。

起初，他们用人工割叶和剥包的办法来解决，效率很低。

这时，罗孝和想到“920”对植物细胞有伸展作用，他就试探性地在父、母本抽穗扬花阶段，适时喷施“920”，结果，他高兴地发现母本包颈少了，颖花外露增多了，穗形松散了，开颖角度也加大了，有效地增加了授粉的概率。

罗孝和的这一发现，使袁隆平十分欣喜。

袁隆平夸赞说：“这个‘罗呆子’是一位鬼精灵，一位钻研思考的精灵，一位勤劳朴实的精灵，一位善于造福人类的精灵。”

早在1974年，袁隆平就为全国多个示范种植区提供了种子，进一步扩大了杂交水稻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1975年，袁隆平在湖南省开展了杂交稻栽培技术研究工作，选择不同的土壤、气候条件、生态环境，进行试种，获得成功。从实验得出：不论是山区、平原、丘陵，杂交稻都明显增产。

就这样，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揭开了我国杂交水稻大面积制种、大面积推广的序幕，并把杂交水稻的种植技术迅速推向全国，为中国农民带来了杂交水稻大面积高产的希望之光。

1975年冬天，湖南省组织8000人，任命袁隆平为技术总顾问，赴海南制种3.3万亩，隆重地拉开全国大规模在南繁制种的序幕。

制种的结果让人们万分欣喜，首次试种，亩产即普遍超过50公斤，最高亩产达到150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