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无性杂交实验

1954年，袁隆平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生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他深感以前学得不深，既已任教，就边教边学，边学边教，教学相长。

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是他坚持的教学方向；与同学们一起认真钻研教材，但不神化教材，是他的教学思想；在教学中深化课堂知识，在实践中拓展学生的视野，是他的教学手段。

袁隆平带领学生们在稻田里搞试验时，总是抢在学生前，从来没有摆出老师的架子，脏活儿、累活儿都争着干。他还承担着俄语和遗传学两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其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炙热的太阳还挂在空中，烤的大地像个火炉似的。农民们都来到榕树下休息，坐在那块青石板上，凉风阵阵吹来，非常的凉爽。此时的袁隆平，还在田里劳动，他完全忘记了头顶上的烈日。

“袁老师，休息会吧！”好心的农民喊着。

“袁老师，快过来抽袋烟！”已经将烟丝装好的农民招呼着。

袁隆平这才走到树荫下，坐在青石板上，接过烟袋，大口大口地抽起来。微风吹来，汗湿的身子顿时凉飕飕的，不一会儿，衣服就干了。

当袁隆平深入田间时，他完全成了农民，他说：“劳动是光荣的，这不但是常识，而且是天条。劳动创造了人类自己，劳动产生了语言和智慧。倘若有谁不愿意承认劳动是光荣的，劳动人民是伟大的，那么，他就是不愿意站在人类的行列里。”

袁隆平长年在田地里试验，被晒成一个非洲黑人的模样，由此得了一个“刚果布”的外号，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学生赠予他这样的称呼。他那乐观自信的笑容，也被称为“刚果布”的笑容。

袁隆平在重视实验教学的同时，也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十余次没有成功，上百次地切。百余遍观察效果不理想，上千次地实践，一直到得到满意结果为止。

有的晚上，他独自呆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凌晨一两点都没去休息，空寂荒僻的校园里，实验室的灯光在黑夜中弥散着。

袁隆平边做试验，边研究理论。有时也会对理论产生怀疑。

袁隆平早在重庆西南农学院读书期间，就已经对孟德尔和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有了初步了解。同时也知道它对良种繁殖起着重要作用。

袁隆平凭着自己的良知，理性地、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在课堂上讲解杂种优势的前景。这就说明袁隆平的学识水平极高，而且他很有创见。

就在这一年，他开始教授普通植物学。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进行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一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经常从学生的角度设计多种问题，尝试不同的解答方案，找到学生容易理解的一种。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20世纪50年代，是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在中国盛行的年代。

李森科对植物遗传学没有过多的钻研，却从一个偶然事件里获得了投机的机会。并提出了“春化作用”的概念。他总结出的这一办法对实际生产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却认为这个方法可以取代生物遗传规律，尤其对传统遗传学研究持鄙视的态度。

李森科的“春化作用”得到了重视，并迅速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不久，他成为了苏联科学院院士。1935年至1936年期间，李森科确立了遗传学新概念，并用以否定染色体理论。1948年7月，李森科在农业科学院召开的大会上，做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报告指出米丘林学说是生物学的基础，并对孟德尔-摩尔根理论进行了批判。

李森科的《论生物科学现状》一文在中国非常盛行，成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的必读文献。在当时，中国也开展了批判基因学说的运动。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遗传学的课程从大学课程里被取消了，真正的遗传学研究也被停顿了，李森科在中国的地位稳如泰山。

这个时候，袁隆平作为教遗传学的教师，在学术上只能向学生讲述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

袁隆平根据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他尝试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一开始，他就带领学生对红薯进行“无性杂交”。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期望得到一个“无性杂种”，也就是要它上面结籽儿，然后进行种子繁殖，以节省大量种薯；地下结红薯，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他开始了人生科研的第一次旅程。

当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苗上后，嫁接苗成活了，发芽了。但要使其结籽儿，需要对月光花进行遮光。当年安江农校的试验条件不是很好，没有遮光设备，袁隆平就把自己的床单和被单拿出来，上面涂上墨汁，全部变黑后，用以遮挡阳光。周围的人都纷纷议论他，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在“糟蹋床单”，都摇着头说他是个“败家子”。

袁隆平对这些流言蜚语丝毫不放在心上，他心里只有试验。由于袁隆平的精心培植，月光花与红薯的嫁接长势很好。地下长出了红薯，且个头很大，地上也结了种子。也因此，黔阳县委特意在安江农校为袁隆平的试验召开了大会，这使得安江农校的师生非常高兴。

不久，袁隆平带领学生又进行了多种农作物的“无性杂交”。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上，希望地下长出马铃薯，茎是结满西红柿；还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希望得到新型的瓜种。

所有这些实验，目的是只为一个：就是想获得优良的无性杂交品种。

试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在马铃薯田地里，地上结出了西红柿，地下长出了马铃薯；在南瓜地里，长出了一种新瓜，这种瓜看上去既不像西瓜，也不像南瓜。当这些果实收获的时候，许多人都跑来看这些稀奇的东西，记者也蜂拥而至，全国多家报刊上出现了袁隆平的名字。

袁隆平看到自己的成果，看到榜上有名，他没有笑，反而闷闷不乐。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是否成功还要看收获到的种子明年的生长情况。如果它能把今年出现的双重性状稳定地遗传给下一代，那就说明成功了。如果不能，这个试验在生产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在具体生产中，农民不可能每年都要对作物进行嫁接，那样会徒劳无功的。

1958年，他满怀信心，把嫁接培育出的那些种子适时播种。袁隆平耐心地等着，所有人也都心系这些种子的长势。可是，秋天来到时，袁隆平兴奋地去看他的实验结果。看过之后，却让他大失所望：月光花与红薯嫁接结出的种子，长出来的是月光花，地下根本找不到红薯。其它那些奇花异果也都是这种情况。

这些结果让袁隆平失去了试验的信心，开始对自己搞的“无性杂交”研究有些动摇，更对于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产生怀疑。

袁隆平思考了很久，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他所进行的“无性杂交”试验，其变异性状不能遗传给后代。他所进行的试验，始终受到嫁接培养和环境的影响。于是，他开始责问自己：进行这样的“无性杂交”试验，有什么前途呢？若有前途，那前途在哪呢？

“无性杂交”试验的失败，让袁隆平陷入了沉思。

袁隆平敢于向权威理论挑战，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在他看来，科学就是学问，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有任何的马虎和虚假。既然从事多年的“无性杂交”试验已经失败，也只好抛弃它，大胆地去探索新路子。

然而，当再回到20世纪50年代时，苏联和我国的某些学术权威却认为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是异端邪说，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生物学理论”的帽子，受到了严厉批判。他们把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斥为“反动的、唯心的”学说，一部分人还想以这种手段巩固米丘林、李森科的地位。

这些对袁隆平来说，没有多大的影响，在他心目中，任何理论都需要实践，他一直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决心把以前的试验推翻，重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