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近代中期东西方经济发展的总趋向和特殊性

近代中期，就整个欧洲经济发展来说，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最革命的因素。但是，由于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在完成过渡上所用的方法和所花费的时间，都有所不同。拿土地关系来说，英国的小农不是法国的小农，法国的小农也不是普鲁士的贫农和农奴。还在 15 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英国人

口惊人多数是自由的自耕农民，而当 18 世纪英国小农被大量消灭时，法国却经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发展了小农经济，在德意志则又是另一种景象，而且存在着易北河以西以东的地区差别。这说明，尽管总的趋向一致，但在各国的经济发展中都有一条长长的历史因果链。

当资本主义在西欧不断向前发展时，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也在循着同一方向发展，商人资本成长的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但是，亚洲封建国家的生产方式，不管是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或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印度，或建立在领主制基础上的日本，都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为特征。这种生产方式所特具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 往往对商品经济的解体作用具有极强的抵御力。这也是东方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缓慢的原因。

16 世纪后，当历史随着地理大发现而在愈来愈大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时，东方国家的这种落后性就不单纯是“缓慢”的问题。它们必须为自己的经济落后付出代价。如果说，在 18 世纪以前，西方殖民势力主要还是凭借坚船利炮，那么在这之后，工业革命又锻造了廉价商品的重炮。坚船利炮固然使许多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只有工业革命，由于其技术基础是革命的，才最终摧毁了落后国家的旧生产方式。我们在看到西方殖民国家给东方带来空前灾难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它们毕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其次，在同样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的中国与日本间，日本得以避免半殖民地的结局而中国不能，也是一个值得令人思考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日本当时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上拥有中国所不具备的某些优越条件。首先在国内，幕藩制市场结构使日本出现了相对自由的商业大城市，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的商人资本，到德川幕府晚期已主宰着整个日本经济。在政治方面，日本德川时代的幕藩制天生具有权力分散的弱点，到幕藩制晚期，中央政权相对软弱， 藩的存在不仅使革新派有庇护之地，而且能利用幕藩矛盾，参与藩政。而中国的革新力量在中央集权严密控制下不仅难有作为，而且往往无存身之地。在文化方面，日本素有向国外学习和引入先进文化的传统，日本的文化很大部分就是从中国传入的，因此日本人排斥他国文化的观念要比其他东方帝国薄弱得多。中国则不同，中国烂熟的封建文化适足以成为前进的包袱。其次， 在国际环境上，日本处于资本主义东渐的最后一环，在中英鸦片战争后，日本所受到的震动不亚于中国，而当时西方列强正穷于应付东方国家风起云涌的反殖民斗争，日本正是利用这样的时机成功地完成了从封建政权向资产阶级政权的过渡，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