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日本的土地制度

①德川时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日本从应仁之乱（1467—1477 年）到永禄十一年（1568 年）织田信长征服京都为止，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兵燹和动乱。丰臣秀吉继承织田信长的遗业，完成了全国统一大业。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于庆长八年（1603 年）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设立幕府，并开创了长达 265 年（1603—1867 年）的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德川幕府初期的三代将军，实行武力统治和专权政治，奠定了牢固的封建体制。这种封建体制以幕府为中央统治机构，以臣服于幕府的各藩为统治基础，故亦称幕藩制。

德川时代，日本人口大致稳定在 2600 万上下。全国农业耕种面积 16 世

纪末为 150 万町步（亦称町，1 町步合 0.99 公顷），18 世纪上叶增加到 290 万町步。全部土地为封建领主所占有。德川时代的封建领地分为四种：幕府领地、大名领地、天皇公卿领地和寺院神社领地。德川家族既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又是最大的领主，幕府拥有的直辖领地约占全国耕地的 26％。幕府统辖全国约 270 个藩，各藩直接统治者称大名，大名共占有全国耕地的 70％。天皇及其臣属（公卿）在幕府体制下处于无权地位，不参预政治，但握有大量土地。寺院神社作为封建统治的辅助工具，也占有不少土地。将军和大名豢养有大批武士，称为家臣。武士没有领地，靠领取俸禄为生，但享有免税和任意屠杀人民等特权。封建土地占有制和在此基础上的将军——大名—— 武士封建统治结构，使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在自然经济的封建落后状态。

德川时代的封建领主都不建立庄园经济，而是将土地零碎地交给小农耕种。占人口 80％的农民成为领主领地的世袭租佃者。当时每户平均耕种约 2 町步的份地。日本的租赋称“年贡米”，即以丈量后的土地面积及土地肥瘠为基准，以实物米计算的一种租赋形式。比如，17 世纪末，农民的水田租是四公六民，上等田每段（1/10 町）确定的标准收获量为稻谷三石（l 石合公制 1.804 石），折合米（糙米）1 石 5 斗，按四公六民计算，需交租赋 40％即 6 斗。其余的 60％即 9 斗，留充农民的生活费用及再生产成本。此外，相辅而行的“毛见法”（检查每年实际收成情况）和“定免法”（根据几年中平均租赋率而定的租赋额），是确定当年租赋额的一个依据。

农民除缴纳租赋外，还须承担种种附加税和为领主服杂役。税法在幕府领地和各大名领地多少都有些不同。以幕府领地为例，除租赋外，尚有附加税、杂税和赋役三种。附加税包括口米（供幕府地方机构的开销）、欠米（弥补年贡米运送过程的损耗）、添加米（补升量的不足）等，如果把这些都计算在内，租率就要高得多。杂税是对山野河海的使用所课的税，如割草、砍柴、捕鱼、狩猎、制盐等。赋役包括各种工事所摊的夫役等。

在三代将军统治时期（1603—1650 年），对农民制定了严厉苛刻的政策。除永远禁止百姓买卖田地外，为防止农民纳税能力低减，幕府于宽永二十年

（1643 年）几次下令，对农民生活加以严厉限制。根据《庆安御触书》（1649 年）记载，政府对一年的农民活动作了种种规定，并要求农民刻苦节俭，如多吃杂粮，不许随便吃米；不许买油、买茶和饮酒、饮茶；不许种植和消费烟草，等等。

德川幕府从第四代到第七代将军的 65 年时间（1651—1716 年），是幕府的所谓“礼教文化政治时代”，它标志着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勃起。随着过去的地域经济发展为国民经济以及贡米的商品化，农村的自然经济受到商品经济冲击。从 18 世纪初，第八代将军享保时期起，封建社会开始动摇，农民的两极分化与日俱增。享保以后，租赋从四公六民提高为五公五民，农民租赋负担极重。而且随着幕府财政困难的加剧，征收方法也十分残酷。享保十七年（1732 年），农村发生大饥馑，大名领地的饥民人数达到 197 万，幕府领地有 67 万。土地虽不属农民所有，但贫困农民为生活，还是把世袭份地抵押、典当给商人和富裕农民。商人和富农靠贩卖农村生活和生产必需品和放高利贷，积累起大量财富，在土地兼并中成了农村新兴地主阶级。地主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贡米。上缴给土地的名义所有者封建领主。因此，农民的租赋被提高到占收成的 60％，或甚至达到 80％。享保时起，农民反抗领主横征暴敛的起义，矛头往往指向地主及与之相勾结的村吏。

②检地和农业。检地（丈量土地）开始于丰臣秀吉时期，丰臣秀吉丈量土地的目的，是要清查全国农业耕种面积和确定租赋。为此，丰臣秀吉丈量的要点是：制定统一的面积单位，以曲尺（约合 0.303 公尺）6 尺 3 寸见方为一步，30 步为一亩，10 亩为一段，10 段为一町；按土地的肥瘠程度，分别定为上、中、下、下下四个等级，统一规定标准产量。同时为此目的，统一了升、斗的容量标准。为了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把土地的实际耕种者登记在检地簿上。丰臣秀吉的检地，完成了从庄园制向新型土地制度的转变，成为日本近代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一时期确定的单位和名称，一直沿用到昭和时才停止。

德川幕府时代也多次实行检地（重新丈量土地），检地的目的是企图造成有地 1 町，产米 10 石的小农经济，并不是要保证每个农民都有份地。事实上，农村中有地的自耕农和无地农民，从近代初期就已经存在，兼之，德川时代限制分割土地（分割土地不得小于 1 町），农户除长子外，次子、三子都不可能成为自耕农。检地时，自耕农在检地簿上登录姓名和田产，贫雇农原则上不作登记。尽管如此，由于检地，多数农民得到了固定的耕种土地，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加了对土地的投入，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在礼教文化政治时代，幕府和大名不仅奖励农民勤恳务农，而且还奖励

开恳新田，发展副业。从 17 世纪下半叶到 18 世纪初，农民已普遍采用脱粒机、水车舂米。肥料中，鳁鱼渣、鳁鱼粉、青鱼渣以及各种油渣的用量增加。农作物除五谷外，四木（桑、茶、楮、漆）、三草（红花、靛、麻）也已普遍裁培。这个时代新增加的作物，还有甘蔗、甘薯、马铃薯，甚至在三代将军时期禁忌的烟草，也开始大量种植。农业开始由单一的谷物种植向商业性多种经营发展。17 世纪末，全国已逐渐出现专业产区。靛蓝集中于四国阿波，烟草集中于近畿和四国，茶集中于宇治、山城，甘蔗集中于萨摩（鹿儿岛），棉花集中于河内、和泉、摄津和播摩，等等。

在奖励垦荒和商品经济的推动下，日本全国农业耕种面积，从 16 世纪末

的 150 万町步扩大到了 18 世纪上叶的 297 万町步，粮食产量从 1800 万石增

长到 2580 万石。同时，农村两极分化也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如畿内和濑户内海沿岸，上层农民有能力购买和施用鱼肥、豆粕、棉籽粕等高效肥料，提高土地收益，而下层农民无力竞争，只好缩小经

营或丧失土地。到享保以后，原来作为真正自耕农而载入检地簿的农民中，已有很大一部分上升为富农和脱离耕作的地主，另一部分人则沦落为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

③兵农分离政策。兵农分离，是日本中世纪末、近代初期社会阶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动。在战国群雄割据时代，逐渐形成了大名领国。战国大名的分国，都是以自治的乡村为基础。这种自治性乡村，是随着土豪势力的抬头和平民政治意识的提高而自然产生的。它们依靠居民的团结而同自上而下的占有或支配关系相对立，在进行武装对抗时，农民拿起武器，形成强大的战斗力。然而，农民的反抗和起义，往往是由半武士化的有势力的名主阶级来领导。乡村中的这些上层分子既同下层农民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也有剥削下层农民的一面。因此，起义的结果不一定维护了下层农民的利益，而往往被名主阶级所利用。随着大名领国的形成，过去领导过起义的名主阶级和武士被提升为大名的被官，而脱离了农民队伍。同时，由于需要豢养众多家臣和便于统治，大名开始在旧根据地营建新的城市，让工商业者居住在所谓的城下町。

丰臣秀吉在完成大一统后，于天正十六年（1588）下令在全国收缴武器。通过收缴农村的武器，一方面消除了农民的潜在战斗力，同时也清理了士、农身分的混乱。

德川幕府进一步推行兵农分离政策，让在战乱中兴起的上层农民离开农村，集中到大名所在的城下町居住，使之成为向领主领取禄米的武士阶级。从此，日本社会由镰仓时代的公家、武家、平民和贱民四种等级演变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在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四个等级之外还保留被称为“秽多”、“非人”的“贱民”身分制度。农、工、商在身分上都是被统治阶级，他们向领主缴纳一定的地租、赋税或商业利润。农民的租赋也由室町幕府时期的“贯高制”①，变为以实物米计算的“石高制”。据统计，德川时代有武士 200—250 万人，为供养封建领主和武士，全国年收获量有

50％被征为年贡。如元禄时（17 世纪末），幕府直辖领地的租赋总计为 680 万石左右，其中 420 万石归直接收入，260 万石则分给诸旗本（直属于将军、禄米不到一万石的武士称旗本）。最大的大名前田氏，领有 102 万石，岛津

氏为 77 万石。这些米除去部分口粮米外，其余部分必然进入流通。这样，也就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以实物米为支付手段的经济。兵农分离和“石高制”是德川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正是这样的结构养成了武士的怠惰和助长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9 世纪，商人凭着自己的实力最终摧毁了严格的身份制度，一贯养尊处优的武士，不是投靠商人就是沦为“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