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北洋军阀集团与同盟会矛盾的尖锐化第一节 袁世凯追求封建独裁和同盟会的反抗一 唐内阁垮台与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

唐内阁成立不久，就为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制，与袁世凯发生尖锐冲突， 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垮台。责任内阁为《临时约法》所规定，又是同盟会所极力坚持的重要政治原则之一。蔡元培、宋教仁等人对实行责任内阁抱着满腔热忱。唐绍仪也试图负起内阁总理的责任，在施政方面不想事事听命于总统府。如裁军问题，他主张全国一律，“并非若袁总统之偏重南方”。对北洋派和同盟会之间的矛盾，他采取调和的态度，并多次向袁世凯表示：同盟会“诸君皆以诚相待”，“决无他意”。①蔡元培认为唐绍仪的主张虽然与同盟会的主张不完全一致，但也可说是“调和南北之政策”。②

袁世凯对唐绍仪本来是信任的，所以才任命他为内阁总理。但在袁的心目中，内阁不过是他的幕僚机构，总理只应起幕僚长的作用。因此，他非但不能容忍同盟会阁员坚持责任内阁，对唐绍仪也心怀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①他的党徒更露骨攻击唐“专事献媚同盟会，行动离奇”。②

为阻挠责任内阁制的实行，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进行公开抵制。赵、段等在国务会议上竭力反对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的整体，主张各国务员可“单独行动”，不必固守国务院的成议。讨论各项政策，他们也决然与各同盟会阁员立于对立地位。诚如蔡元培所说：“同一谋统一也，甲派（指同盟会阁员）主开诚布公，得各方面之同意，而乙派（指赵、段等袁党）主因利乘便，以一方面为牺牲。同一集权中央也，甲派主限制的，而乙派主极端的，甲派主驯致的，而乙派主袭取的。同一借外债也，甲派主欲取姑与， 一方面为取给于本国之筹备，而乙派主为单纯之磋商。其他不同之点，大率如此。”③到后来，赵秉钧索性经常不出席国务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直接向袁世凯报告，根本不把唐绍仪放在眼里。

但袁世凯的压迫，并没有使唐绍仪完全屈服。例如，在政府用人问题上， 他仍旧主张“贵新不贵旧”，非万不得已，“决不可延用旧人”。④他有时和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使袁气急败坏地说出“我老了，少川你当总统吧”之类的威胁话。到了 5 月初，他们之间的冲突，便终于以借款问题为导火线而公开爆发了。

唐内阁成立后，因财政困难，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先以唐曾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逼他“谢罪”，接着又提出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支的严酷借款条件。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同盟会所属报刊，纷纷发表

① 阮忠枢致张镇芳函（1912 年 3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①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 121 页。

② 《京华短柬》，《申报》，1912 年 4 月 20 日。

③ 蔡元培：《答客问》，《民立报》，1912 年 7 月 27 日。

④ 《总统、总理之异同》，《太平洋报》，1912 年 6 月 19 日。

评论，指出：银行团“监督我财政也，皆是致我国今日之死命”，“与其因监督财政而亡国，毋宁义旗再举，血溅权奸，为缔造艰难庄严神圣之中华民国稍延一线生机”。①4 月 29 日，黄兴更通电提倡“国民捐”，以免“艰难缔造之民国沦为埃及”。②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 5 月 3 日断然拒绝了银行团的无理要求。银行团大为不满。《京津泰晤士报》攻击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会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③袁世凯认为唐损害了他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便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涉。

本来就不甘心同盟会占有内阁一半席位的统一党和共和党，这时也把“借款失败”归咎于唐绍仪。他们指责说：“借款团之所以必求监督我中国财政者，由不信我政府耳；其所以不信我政府者，由南京所借比款约一千数百万， 而其用途并未正式宣布。此次大借款，外人恐用途又不明瞭，不能不要求监督。”④其参议员还准备向参议院提出弹劾，大有非推唐下台不可之势。共和党甚至已内定熊希龄为“候补总理”。而熊则在内阁内部屡为单独行动，动辄以辞职相要挟。⑤统一党、共和党排斥唐绍仪，根本目的在打击同盟会。唐绍仪就说过：统一党、共和党“非反对我总理也，是反对我同盟会也”。①

随着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同盟会阁员痛切感到，责任内阁决无实现希望。他们商议提出辞职，不做此“伴食之阁员”。唐绍仪也极表“赞成”，说： “公等辞职后，我亦得借此以辞。”②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王芝祥改委事件。王任直隶都督，原是唐绍仪南下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并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当时，顺直谘议局也发电要求以王芝祥督直，反对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但袁的许诺，如前所述， 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放弃陆军总长一职，而由其亲信段祺瑞充任。因此，当 5 月 26 日王芝祥到京，冯国璋、王占元等十余人便于

27 日联名上书袁世凯，声称直隶各路军队对委任王芝祥督直“绝不承认”， “且极愤懑”。他们说非有“声威兼著，在直隶有年，感情甚孚，及军界素所仰望者，难资镇慑”。③袁随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委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并针对直隶各团体纷纷通电拥护王芝祥，令国务院致电署理都督张锡銮，不准各界“随意迎拒”。唐绍仪认为政府不能因军队反对，失信于民， 力图挽回。不料袁竟无视《临时约法》关于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对内阁的权力表示十足的轻蔑。唐绍仪再也无法忍受了，遂于 6 月 15 日出走天津。

唐出走后，袁世凯一面派梁士诒、段祺瑞等人，先后到津作了一番虚情假意的挽留，一面开始筹组新的内阁。

唐内阁垮台，激起了同盟会的强烈不满。同盟会本部致电驻沪机关部，

① 《列强监督财政之警告》，《民权报》，1912 年 4 月 17 日。

② 《黄兴集》，第 171 页。

③ 《京津泰晤士报》（Peking＆TientsinTimes），1912 年 6 月 19 日。

④ 李国珍在参议院第四次常会上的发言，《参议院第四次会议速记录》。

⑤ 《蔡元培在同盟会机关部的演说》，《中国同盟会杂志》第 6 期，1912 年 9 月。

① 《孙武氏之抵掌高谈》，《申报》，1912 年 6 月 7 日。

② 蔡元培：《答客问》，《民立报》，1912 年 7 月 27 日。

③ 《旧军官攻王芝祥》，《太平洋报》，1912 年 6 月 4 日。

指出“唐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陈其美质问袁世凯： “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①上海、南京、广州、南昌等南方各城市一片谴责声， 公开揭露袁世凯摧毁内阁，欲实行“拿破仑之目的”。

但是，同盟会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袁世凯把持权力早已堵塞了通往责任内阁制的大门，而只是从内阁的组织形式，探寻唐内阁倒台的原因。同盟会本部致上海机关部电中，即把袁世凯剥夺副署权和熊希龄的“独断专行”、混合内阁不能保持阁议一致的“弊端”，不加区分地相提并论，最后归结为： “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同，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遂使责任内阁“徒托空言”。②6 月 20 日，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等四人代表同盟会见袁世凯，更明确说：“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着进行，实因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盖非纯粹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 因此，“此后欲图政治之进行，非采完全政党内阁不可”。③即使抨击袁世凯最猛烈的戴季陶，也认为“唐内阁之倒，则倒于党见混同；假使唐内阁而纯为同盟会之内阁，则必不能有今日之怪剧”，并提出“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

④为此，6 月 28 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正式议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⑤，同时作出同盟会员不得自由加入“混合内阁”等规定。

同盟会以为组织政党内阁，就能保证责任内阁制不受袁世凯干涉，而发挥它的正常作用，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则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相信它有力量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织一个完全的“同盟会内阁”，以推行它的各项政策。蔡元培就满怀信心地说：“本会但本从前革命精神极力做去，政党内阁主张终有达目的之一日也。”①同时，同盟会宣称它主张政党内阁就是为了“革除社会专制思想”、“养成政党习惯”和“引起人民政治兴味”。②这不啻是向全社会树起了一面坚持共和、反对专制的旗子。

其次，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针对袁世凯坚持混合内阁而采取的对策， 具有明显的排袁意义。袁世凯挤垮唐内阁后，为便于操纵、牵制，极力主张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反对政党内阁。他说：“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材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③断然表示在他任总统期间，决不容政党内阁出现。同盟会针锋相对，坚持政党内阁主张，本身就意味着对袁世凯不信任，企图通过“政党内阁”进一步加强对袁世凯的限制。关于这一点，杨度曾说得很明白：政党内阁的主张虽“云根据学理”，实对袁世凯“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④

① 《陈其美致袁世凯等电》，《民权报》，1912 年 6 月 22 日。

② 《太平洋报》，1912 年 7 月 1 日。

③ 《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政府公报》，1912 年 6 月 22 日。

④ 《共和政治与政党内阁》，《民权报》，1912 年 6 月 27 日。

⑤ 《同盟会之宣言》，《正宗爱国报》，1912 年 7 月 2 日。

① 《蔡元培在同盟会机关部的演说》，《中国同盟会杂志》第 6 期，1912 年 9 月。

② 《国民党主张国会内阁之理由》，《国民杂志》第 1 号，1913 年 4 月。

③ 《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政府公报》，1912 年 6 月 22 日。